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重庆市云阳县相对贫困治理研究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了从体制推动扶贫开发、行动推动扶贫开发、协调推动扶贫开发、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阶段，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成功解决绝对贫困问题，打赢了这场全国人民期盼的战争。如今的贫困问题已转站到相对贫困治理阶段，而重庆市作为西部唯一直辖市、云阳县是连接渝东北偏远山区与主城区的关键位置，因此，本文以重庆市云阳县为研究对象，分析重庆市云阳县相对贫困现状、存在问题，剖析治理难的原因，从个人、社会、国家制度等方面解决云阳县贫困问题，最终缩小城乡发展差距、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问题，提升人民幸福感。

关键词：绝对贫困；相对贫困；乡村振兴战略

1.引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2025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同时将扶贫工作纳入乡村振兴战略中。但相对贫困具有人口基数大、贫困维度广、致贫风险高等特点[3]，也伴随着在人口生育、持续增收、多维贫困、内生动力、体制机制等方面面临诸多难点[1]。如今要聚焦在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两大战略”统筹衔接的视角下，以重庆市云阳县低收入群体能力建设为基础，创新扶贫政策设计，建立一套缓解相对贫困的体制机制，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奋斗。

2.重庆市云阳县相对贫困现状及问题

重庆市云阳县，位于重庆市东北部，距重庆主城九区310公里，是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沿江经济走廊承东启西、南引北联的重要枢纽。截止2018年，动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为13.4万人，贫困发生率达12.9%，居重庆市第二位，共有贫困村432个、贫困户数90332户，未脱贫户数和未脱贫人数分别为44041户和132112人，贫困发生率是12.9%。在2018-2022年，受国内外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世界经济复苏困难、新冠疫情反复折磨的“发展鸿沟”、气候变化挑战，重庆市的扶贫政策可谓是在风雨中前行，云阳县内低收入者人数多、支出型消费占比较大，农民文化程度低、参与扶贫意愿不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发展与收入差距大、历年收入的基尼系数在0.3-0.4，总体建设困难；丰富的资源没有合理利用，产业商品开发率低，农村年轻劳动力缺失；最后，经济利益和生态环境保护没有恰当衔接，地表的植被覆盖率不足1/2，防止水土流失的作用发挥不明显，水土流失面积已达24.6万公顷，占总面积的67.6%，土壤侵蚀量在严重区已达8000 吨，每年流失泥沙约450.8万吨，相当于0.2万平方公里土地被冲走，导致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因此，云阳县相对贫困的难题还需亟待解决。2022年的贫困发生率为10.5%，远高于西部地区3%的国家标准。（以上数据来自重庆市云阳县乡村振兴局（扶贫办）、《云阳统计年鉴》）。

3.重庆市云阳县相对贫困治理难的原因

从自身脱贫角度出发，云阳县农民文化素质低、市场意识淡薄、农村劳动力供给不足、精神层面的扶贫意识不足等问题。从城乡融合的角度出发，云阳县相对贫困群体对城乡融合意识知悉度不够、扶贫主体缺乏主动性，城乡发展差距大。从多元主体治理角度出发，政府的主导权过强，扶贫政策方针属于“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缺乏多元主体公共物品需求表达机制；社会阶层的各个利益主体追求冲突，在平衡社会责任中陷入矛盾；信息及时性、准确性、真实性都有可能影响扶贫事业进程，农民、政府及社会组织所获取的信息不一，造成扶贫事业受阻[2]。

4.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相对贫困治理对策

建立相对贫困群体增收机制。从政府来讲，在与群众的利益需求表达机制中，主张建立“自上而下”的利益分配机制与“自下而上”的公共物品和服务表达机制相结合，切实听取农民们真实需求，转变地方政府主导者观念，实行政民定期考察、监察的监督机制。从社会组织层面来讲，一方面转变社会组织服务对象，由服务政府转变为服务农民群众，提升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意识；另一方面，强化多个社会组织关注扶贫事业的动向，实行龙头企业、学校、慈善机构联合合作，提升各社会组织的参与度和体现其公平性。从市场层面来讲，强化生产要素或资源配置，市场机构适当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率，提高资源的收益。从农民自身角度出发，一方面要主动关注党中央和国务院出台的相关扶贫政策，增强对国家扶贫策略的知悉程度；另一方面要提升自身素质，加强学习培训相关扶贫思想思维[4]。

激发相对贫困内生动力。政府改变扶贫模式的选择，由“输血式”扶贫转向“造血式”扶贫，提升农民“我要扶贫”的社会意识，从根本上增强贫困户致富脱贫的内生动力。完善相对贫困治理的就业培训体系，按照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抽出一定份额用于农村就业补贴，建设就业科与人才培训教育科，对全县的创业体系做出保障措施；根据当地独有的经济作物和水果作物等特色农产品发展特色农产品创业体系，带动当地产业经济发展，放宽进入农村创业的门槛，鼓励高校毕业生回乡创业；适当减少回乡创业的税收，为创业者提供无息贷款。

建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相对贫困机制。积极发挥政府的领导核心作用，可以从现在已有的权威性和主导性质出发，建立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体制机制；激发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企业不仅可以从政府当中获取补贴进行产业规模扩大与转型升级，还可以通过现行的乡村振兴战略中切实关注农民的发展；社会组织辅助各利益主体之间的信息流通，同时也要具备中立性和公益性，在评价利益时客观公正[5]。

参考文献：

[1]兰峰，马加乐，黄歆.多维相对贫困视角下的女性生育代价——来自CFPS数据的经验证据[J].人口与发展，2023，29（05）：12-26.

[2]何水畅，金璟.中国反贫困从消除绝对贫困向缩减相对贫困转向的三重逻辑[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3，17（05）：15-21.

[3]张富成.乡村振兴背景下相对贫困的有效治理研究[D].南昌：江西财经大学，2023.

[4]胡多.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研究[D].南昌：江西科技师范大学，2022.

[5]陶茹婷.新时代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测度与治理[D].西安：西北大学，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