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深化期中小学教师减负与激励机制的协同创新

2021 年7 月 2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文件的核心指向是为了能有效地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构建教育良好生态。

“双减”政策的执行，是一项系统的工作，是政府来主导、学校为主体、教师是主力、家长来协同以及市场的规范多元共治的过程。教师是落实“双减”政策的第一责任人，教师对政策的认知，对资源的把控，各方面对教师的支持等，构成了教师的执行力。教师执行力越强，“双减”政策就能转化为课堂提升质量、作业提升效率、课后服务升级的可视化成果，如果执行力低，政策就是一纸空文，所以，教师的执行力是决定“双减”政策最终成效的核心变量，也是后续制度优化的一项重要因素。

一、教师“再增负”现象

（一）工作时间普遍延长

近两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课题组针对义务教育阶段 1-9 年级教师开展“课后服务与教师负担情况调查”，调查覆盖了 7 个省 28 个城市，线上调查问卷收集了有效问卷1146 份，线下在北京和广州两地的学校开展了 5 场访谈，120 名教师参加。调查结果显示 98.3% 的教师工作日在校工作时间超过 8 小时，其中9.3%的教师超过12 小时。

教师工作时间延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为了跟当地下班时间相衔接，课后服务进入了“每周 5 天、每天 2 小时”的普及阶段，学生离校时间由下午的15:30-16:30，延后至 17:30-18:00，教师的下班时间就由 16:30 推迟至 18:30-19:00，给教师的负担进一步的加重。另一个方面为了防止校门拥堵，很多学校都是错峰放学，比如一年级的学生17:30 放学，那么六年级的学生就得到 18:00 之后放学，教师必须轮流值守到18:30 之后才能离开。政策是允许学生按需离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家长大多数会选择留到最晚放学，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全员到岗，这种弹性的政策变成了硬性的加班。最后，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中明确，班主任每学年对每名学生至少家访1次，科任老师每学年有针对性的家访，不少于10名学生。《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基础教育教研工作的意见》《教师教学比赛管理办法》及各地实施细则，指出校级学科教研每周 1 次，不少于 2 课时，每次教研必须产出改进型教案、微课视频、设计说明等，教师需把日常备课、作业设计、信息化工具应用与比赛标准对齐，实现“以赛促研、以研促教、以教促学”的良性循环，美其名曰“不占用工作日”，实则让教师周末无法完整休息。

教师的工作时间已经演变成“早 7 晚 7"+" “周末在线”的新常态，教师的负担从“课时增量”升级为“时间边界全面失守”。

（二）工作总量与结构双重变化

中小学教师的工作不是单一的“教学”，而是一种由多种角色和任务构成的结构体系。教师核心的任务是课堂准备与教学，这里面包括课前的备课、课堂上课、批改作业、课后辅导；要保证教师的专业活力，提升自身的专业素质，教师需参加教研活动、继续教育培训、开展课题研究，撰写论文；其次延伸出育人工作，比如班主任工作，班级的日常管理，学生的思想指导，家校沟通，各种活动的组织等等；有些教师还担任了行政职务，那么除了正常的教学以外，还要参加或组织开各种各样的会议，比如全体教职工大会，教研组会议，年级会议，班主任例会等等；要迎接上级部门的各种检查、评比、验收工作，要完成各类线上培训、学习打卡等等；要承担学生在校期间的安全责任管理责任，如定期进行安全教育，排除安全隐患，填写安全日志等等，这些多重角色的扮演形成了教师“总量超负荷，结构复杂化”的工作系统。

（三）职业倦怠指标恶化

心理学家克里斯蒂娜·马斯勒认为，职业倦怠是指由长期、过度的职业压力导致的一种身心疲惫，能量耗竭的状态。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感觉情感资源已经耗尽，过度疲劳，失去热情；一个是以冷漠、消极、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学生、同事和工作；最后一个是个人的成就感降低，对自己的工作评价很消极，无力甚至是失败。

导致倦怠指标恶化的因素与工作结构、工作时长是相对应的。教师的工作时间远超过法定的工作时间，且有些工作还是在家里完成的，比如家校对接，线上教研等等，这就导致教师的工作和生活的边界很模糊，教师的休息时间得不到保证，长期处于被掏空的状态，就很容易导致情感衰竭；为了应对各种检查、各类评比和行政事务，教师会花很多的精力去填表、打卡、整理材料等等，他们本身的初心是教书育人，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是导致个人成就感降低和工作态度淡漠的关键；社会一方面将教师的职业道德神圣化，要求其无私的奉献自己，另一方面又会因为个别事件对教师群体进行批判，部分家长会将教育的责任完全推给学校，对教师的工作缺乏理解和尊重，动不动就投诉、问责，教师长期处于这种高期待、低信任的工作环境当中，心理压力巨大。

二、做“减法”：减少非教学负担，让教师回归主

（一） 增加技术动能，减少行政负担

为切实为教师减负，首先要建立严格的审核机制，为学校树立“防火墙”，从源头上杜绝各部门随意给学校分派任务，明确“一切与教育教学无直接关系的活动，学校有权拒绝”。其次，整合各类检查、评比与考核，能合就合，能取消就取消，统一时间、统一流程，极大减少学校迎检的频次和准备材料的负担。最后，充分利用技术赋能，建立统一的校园智能管理平台，探索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辅助教学，让教师从重复性的劳动中解放出发，投入更多的精力到更具创造性的育人工作当中去。

（二） 明确沟通边界，清晰家校权责

要构筑健康、和谐的家校社协同育人共同体，就必须规范家校沟通，明晰权责边界并引导良性舆论。首先，学校可商议制定《家校沟通公约》，且在校园平台上统一发布，明确提倡在工作时间进行高效、有目的的沟通，约定晚间 9 点及周末非紧急事件不进行任何形式的沟通，从而有效保护教师的休息时间。其次，学校牵头，通过家长会、公开信等方式，清晰界定家庭与学校各自的核心责任。比如，学生知识的传授，学生在校期间的安全主要由学校负责，而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心理健康的监护、家庭作业环境的营造主要由家长来完成。家庭和学校直接应倡导在相互尊重、理解的基础上共同分担教育责任，而不是在孩子出现问题时互相推诿指责。最后，媒体宣传应多聚焦教师群体的日常辛勤付出，引导公众看到他们作为“普通人”的真实一面，而不是对教师“神圣化”或“污名化”的极端事件进行大肆的报到，从根本上减轻教师身上无形的压力。

（三） 提高会议质量，降低频次时长

将会议或文案工作从“重形式”转向“重实效”。首先，学校管理层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全体教职工大会，能线上通知就不开会，能合并的会议坚决合并，将教学、德育、后勤等议题的会议，集中上会，一次性解决，让一线教师能将宝贵的时间专注于备课和教学。其次，大力推行电子化、信息化归档，利用统一的校园数字平台打通数字壁垒。能交电子档报告，就不用纸质甚至手写的材料，杜绝重复性材料的打印与装订，真正为教师减负，激发其内在的工作活力。

三、做“加法”：增加资源与支持，为教师赋能

（一）增加人员配置，强化激励措施

让教师的付出获得合理的回报，并将其从非教学的负担中彻底的解放出来，首先，通过优化人员配置，真正实现“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除了配齐专任教师及保障教学基本层面外，还需增设行政助理、文员、心理健康教师等辅助岗位。比如，专职的行政文员，负责处理各种报表、整理文档和会议记录，这样可以将整理文案的时间还给一线教师。其次，要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进行激励强化。物质方面，落实“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政策，并在此基础上设计绩效工资增量，向承担额外压力与责任的班主任、一线骨干教师及从事特殊教育工作的教师倾斜；精神方面，通过加大表彰力度、授予荣誉等方式增强教师的职业荣誉感，在教学设计或改革环节中，充分听取一线教师的建议，让其感受到认同和尊重。

（二）增加专业支持，优化评价体系

增加教师的专业支持，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让他们的多元付出得到科学的、合理的评价与回报。首先，提供精准的、实用的专业发展支持，从“理论灌输”转向“问题解决”。比如，邀请经验丰富的名师分享具体的案例，而不是空谈理论，减轻教师的无助感。其次，破除只看分数或升学率的单一评价机制，建立多元、发展性的评价机制，评价的维度应全面，涵盖师德师风、课堂育人效果、家校合作成效及个人专业成长等等。评价的结果与薪酬、职称评定、荣誉表彰等直接挂钩。让教师感受到每一步的成长、每一份的付出都被认可，被看见，从而获得持续的个人成就感，增强职业认同和抗倦怠的能力。

（三）增加心理关怀，守护身心健康

学生的心理健康需要关注，教师的心理健康更需要关注。在学校内部或区域层面建立专业的教师支持中心，为教师提供科学、保密、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帮助帮助他们有效管理压力、调节情绪，构建积极的心理防线。比如，提供“一对一咨询”服务，针对教师在工作中遇到的职业倦怠、焦虑情绪，或是在家校沟通中积累的压力与委屈，提供专业的疏导和应对策略；定期组织开展以“压力管理”、“情绪正念”、“沟通艺术”等为主题的团体活动和工作坊；建立快速响应机制，为遭遇突发性事件（如与学生或家长的严重冲突、校园安全事件）的教师提供即时心理支持，防止心理创伤的恶化。

“双减”政策是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在这一进程中，教师负担问题已经成为了关于政策成败的关键变量。唯有将教师的专业自主权、时间支配权和心理安全感真正的归还给老师，才能激励其内在的热情与活力，推动形成“减负-激励-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共同构建健康、可持续的教育环境。

参考文献：

[1] 张志华，李雪梅. “双减”背景下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的成因与对策研究[J]. 教育研究与实验，2022(4): 78-84.

[2] 王丽. 中小学教师职业倦怠的成因及干预策略[J]. 心理发展与教育，2021, 37(3):112-118.

[3] 刘洋，陈晓. 智能教育平台在教师减负中的应用研究[J]. 现代教育技术，2023,33(1): 45-51.

[4] 赵静. 家校沟通中的边界意识与教师权益保护[J]. 基础教育参考，2022(10):2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