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研究生发逻辑、理论意蕴与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作为连接理论与实践的关键纽带，其研究价值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凸显。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治理体系转型等新情况，使得重温这一思想具有特殊现实意义。从历史维度看，该思想的形成源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实践的迫切需要。面对当时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通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等实践，确立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根本原则，为制定符合国情的革命策略提供了方法论支撑。

一、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生发逻辑

（一） 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理论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理论为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根本性的理论支撑。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过程中，始终强调对社会现实的深入考察，他们指出“全部 了调查研究在认识社会现象中的基础性地位。列宁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在俄国革命实践中 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强调通过实地调查获取真实材料的重要性。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构成了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最直接的理论来源。

毛泽东创造性吸收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核心观点，将调查研究确立为连接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的关键环节。他深刻理解并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辩证认识过程，将调查研究作为实现这 一循环的具体方法。正如李华胤研究所指出的，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观点”[1]，这种理论渊源关系体现在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系统论述中。他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著名论断，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第一观点的中国化表达。

在方法论层面，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 的阶级分析方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系统调查，揭示了阶级矛盾的本质。毛泽东将这一方法运用于 社会调查 通过分析各阶 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为制定革命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这种阶级分析方法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的核心要义 也成为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中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郭戈的研究表明，“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2]，这一判断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党的实践中的创造性转化。

毛泽东还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内涵。马克思和列宁都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毛泽东则将这一原理具体化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调查研究方法。他要求党员干部必须深入群众开展调查，反对“闭门造车”的主观主义作风。这种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转化为具体工作方法的创新，使得调查研究成为党联系群众、了解民情的重要渠道。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这一理论渊源所蕴含的实践价值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理论对毛泽东的影响还体现在对实事求是原则的坚持上。恩格斯曾批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毛泽东将这一唯物主义观点发展为调查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他反对本本主义和经验主义，强调一切结论应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而非开头。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继承和发展，使得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和实践性特征，为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制定正确政策提供了方法论保障。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调查研究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调查研究思想，这些思想为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先秦时期，《论语》中就有“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的论述，体现了通过系统观察了解事物本质的方法论。这种注重实地考察的传统，在历代政治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如顾炎武“经世致用”的学术追求，强调通过亲身调查获取真实认知的重要性[3]。

湖湘实学传统对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形成具有直接影响。明清之际，魏源、王夫之等湖湘学者倡导“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反对空谈性理，主张通过实地调查解决实际问题。王夫之提出“即物穷理”的认识方法，强调对客观事物的直接研究，这一思想脉络与毛泽东后来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原则存在明显的承继关系。谢晓娟研究指出，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中“实事求是的本质特征”，正是对中国传统实学精神的创造性转化[4]。

传统知行观为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提供了哲学基础。从《尚书》“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到朱熹“知行常相须”的论述，中国哲学始终强调认知与实践的统一性。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认识，虽然其唯心主义倾向与唯物主义调查方法存在差异，但重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这一核心观点，为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供了文化参照。毛泽东提出的“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实质上是对传统知行关系的现代诠释。

中国古代治理智慧中的民本思想，也为毛泽东群众路线调查方法提供了文化资源。《孟子》“民为贵”的政治主张，以及历代“采风观政”的制度实践，都体现了通过了解民情来改进治理的传统。毛泽东将这种民本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相结合，发展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卢艳香研究表明，这种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现代政治实践的做法，使调查研究成为“谋事之基、成事之道”的重要保障

传统方法论中的系统思维对毛泽东调查研究具有启示意义。中医“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强调通过多维度观察把握整体状况；《孙子兵法》“知己知彼”的战略思想，则突出了全面掌握信息的重要性。毛泽东在调查研究中采用的“解剖麻雀”典型分析法，既吸收了传统整体思维的精髓，又赋予其科学的分析方法。这种对传统文化方法的改造提升，使得调查研究既能把握全局又能深入细节。

在当代社会转型背景下，重溯这些传统文化渊源具有特殊价值。传统调查研究思想中强调的躬行实践、求真务实等品质，对于纠正当前存在的调研形式主义问题仍具警示意义。代玉启指出，深入理解这些文化基因，有助于把握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民族特色，也为新时代创新调研方法提供了历史镜鉴[6]。对于提升基层干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现实指导作用。

二、 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理论意蕴

（一）调查研究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核心在于确立了 套科学严谨的基本原则与具体可行的工作方法。在基本原则方面，首要的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立场。毛泽东强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要求调查研究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反对带着既定结论去找例证的主观主义倾向。谢晓娟研究指出，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体现在“调查研究的目的是解决问题”这一根本取向上[ ]，要求调查者必须摒弃先入为主的观念，通过系统考察获得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群众路线构成调查研究的重要原则基础。毛泽东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具体化为调查研究的基本准则，强调必须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卢艳香研究表明，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通过走访贫苦农民、召开调查会等形式，开创了“把党的政策交给群众讨论”的民主调查模式[5]。这一原则要求调查者以平等态度对待群众，将群众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再用于指导实践，形成认识与实践的良性循环。

阶级分析方法作为调查研究的关键原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精髓。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中，通过分析农村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革命态度，为制定土地革命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这种方法要求调查者运用矛盾分析法，把握社会现象背后的阶级关系和利益格局，避免表面化、碎片化的认识。在当前社会结构多元化的背景下，这一原则仍具有方法论意义，只是分析维度需要与时俱进地拓展。

在具体方法层面，典型调查法（“解剖麻雀”）具有突出价值。毛泽东主张通过深入分析个别典型事例，揭示普遍性规律。这种方法强调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调查对象，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细致考察，既能避免泛泛而谈， 又能通过典型认识一般。杨淼的研究表明，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对长冈乡、才溪乡的典型调查，为制定根据地建设政策提供了范例[7]，这种方法对于当前解决乡村振兴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仍具参考价值。

蹲点调研作为深入实践的重要方法，要求调查者在一定时间内驻扎基层，参与实际工作。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通过亲自参与农村调查，总结出“眼睛向下”“甘当小学生”的工作态度。这种方法能有效克服走马观花式的形式主义调研，使调查者获得真实、全面的认识。在数字化时代，虽然远程调研工具日益普及，但“键对键”仍不能替代“面对面”，蹲点调研对于把握基层复杂情况依然不可或缺。

比较分析法也是毛泽东倡导的重要调查方法。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情况进行对比研究，可以发现事物发展的特殊性与普遍性。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运用此法，详细比较了商业、手工业等各行业的兴衰变化，为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了依据。这种方法要求调查者具备历史视野和全局观念，避免孤立、静止地看待问题。

召开调查会是毛泽东创造性发展的集体调研方法。他主张邀请不同阶层、不同观点的代表参加座谈，通过讨论碰撞发现真相。这种方法既能集思广益，又能检验认识的全面性，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在调查研究中的运用。在当代治理实践中，这种多方参与的协商式调研方法，对于协调多元利益、凝聚社会共识具有特殊价值。

这些原则与方法构成有机统一的整体。实事求是是灵魂，群众路线是根本，阶级分析是工具；典型调查、蹲点调研等方法则是实现原则的具体路径。正如毛泽东所言：“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这一方法论精髓对于提升新时代调查研究质量具有持久生命力。

（二）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的结合

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核心特征在于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有机统一。这种结合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深度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调查研究范式。实事求是要求从客观实际出发，群众路线则强调依靠群众智慧，二者在调查研究中相互支撑、互为条件。正如李华胤研究所指出的，毛泽东将调查研究“从个人工作方法升华为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实践方法”[1]，这一升华正是通过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的创造性结合实现的。

在认识论层面，实事求是为群众路线提供了科学基础。毛泽东强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反对带着框框找材料的先验主义倾向。这种尊重客观实际的态度，要求调查者必须深入群众生活，通过直接观察和体验获取真实信息。谢晓娟研究认为，这种结合使得调查研究既避免了脱离实际的空想，又克服了简单经验主义的局限[4]。

群众路线为实事求是提供了实践路径。毛泽东提出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实质上是将认识过程具体化为“调查—研究—决策—执行—反馈”的完整循环。杨淼对中央苏区时期的研究表明，毛泽东通过“党员和群众相结合”的方式[7]，使调查研究既把握了群众需求，又检验了政策实效。这种方法要求调查者以“小学生”姿态向群众学习，通过召开调查会、个别访谈等形式，广泛收集不同阶层群众的意见，避免偏听偏信。

二者的结合体现在具体调查方法的设计上 典型调查法 “解剖麻雀 ）既要求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调查对象，又强调深入群众生活场景开展观察。蹲点调研则通过较长时间的基层驻守，使调查者既能系统掌握实际情况，又能与群众建立信任关系。这些方法都体现了科学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既反对走马观花的形式主义，也抵制居高临下的官僚主义。在当前基层治理中，这种“身入心至”的调研方式，对于准确识别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具有特殊价值。

在价值取向上，二者的结合确保了调查研究的正确方向。实事求是要求追求真理，群众路线则坚持人民立场，二者的统一使调查研究既符合客观规律，又服务于人民利益。毛泽东在《兴国调查》等著作中，既客观分析农村阶级状况，又始终站在劳苦大众立场思考问题，这种价值导向对于当前推进共同富裕政策仍具启示意义。2025 年社会转型期，各种利益诉求复杂交织，只有坚持这种价值统一，调查研究才能成为协调利益关系、凝聚社会共识的有效工具。

二者的辩证关系还体现在动态调整机制上。实事求是要求根据变化了的实际修正认识，群众路线则通过持续听取群众意见保持政策活力。毛泽东强调调查不是一劳永逸的，必须随着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这种开放性的认识方法，对于应对当前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尤为重要。数字时代虽然提供了大数据分析等新工具，但“屏幕后的数据”不能替代“田间地头的感受”，只有坚持实地调查与群众参与相结合，才能避免决策脱离实际。

在新时代背景下，这种结合展现出新的实践内涵。 一方面，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要求运用现代技术手段提高调研效率；另一方面，群众路线的根本原则强调技术不能替代与群众的面对面交流。2025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需要将数字化工具与传统调研方法有机结合，既利用遥感监测、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又通过入户走访、民情恳谈等方式倾听群众心声，实现“用数据说话”与“用脚丈量”的统一。这种创新性实践，正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时代的彰显。

（三）调查研究在革命实践中的运用

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在革命实践中的运用，集中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价值。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通过系统调查农村阶级状况，为制定土地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详细分析了各阶层农民的经济地位和革命态度，将农民划分为贫农、中农、富农等不同阶级，据此提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的策略[5]。这种基于实地调查的阶级分析法，使党的土地政策既符合革命需要，又切合农村实际，为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奠定了坚实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调查研究成为制定抗战策略的重要环节。杨淼研究表明，这种调查不仅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社会基础数据[7]，还直接影响了“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估。在陕甘宁边区，毛泽东亲自指导的农村调查发现，合理调节租佃关系能显著提升农民抗日积极性，这一结论为完善经济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

整风运动期间，调查研究被作为纠正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重要工具。1941 年《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必须“系统周密地调查周围情况”。通过组织干部下乡蹲点，党有效克服了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倾向。卢艳香指出，这种“将调查研究与思想教育相结合”的做法[5]，不仅改进了工作作风，还培养了大批善于从实际出发的干部。

解放战争时期，调查研究在军事决策中发挥了特殊作用。毛泽东强调“知己知彼”的调查原则，要求对敌军兵力部署、民心向背等进行细致摸排。这种将军事调查与群众工作相结合的方法，体现了毛泽东“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战略思想，也验证了调查研究对于战争胜利的保障作用。

在政权建设方面，调查研究指导了根据地各项制度的创设。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通过长冈乡调查，总结了“组织劳动互助社”“创办消费合作社”等基层治理经验。这些源自群众实践的创新做法，经过调查提炼后上升为制度安排，有效解决了根据地经济困难。郭戈认为，这种“从调查中发现经验、从群众中汲取智慧”的工作路径[2]，不仅在当时保障了革命政权运转，也为新中国建立后的制度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当下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可以借鉴这些革命时期的调查方法。2025 年面临农村人口结构变化、产业转型等新挑战，更需要发扬“蹲点调研”“解剖麻雀”等传统，避免“指尖调研”“表格抗疫”等形式主义。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调查—决策—反馈”闭环机制启示我们：只有扎根基层摸实情，才能制定出符合群众需要的政策，这也是新时代继承和发展调查研究思想的核心要义。

三、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当代价值（一）、对现代社会治理的启示

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对现代社会治理的启示主要体现在方法论指导、群众路线实践和问题解决效能三个方面。在方法论层面，其倡导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原则，为破除形 当前基层治理中存在的“盆景式调研”“表格抗疫”等现象，本质上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李佑新指出，毛泽东调查研究 、现在行、未来依然行”[8]，这一判断在 2025 年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尤为显著——通过恢复“蹲点调研”“解剖麻雀”等传统方法，能有效识别乡村振兴中的真实堵点，避免政策制定脱离实际。

群众路线的当代转化是核心启示。毛泽东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具体化为调查研究的基本准则，这一思想对当前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具有直接指导价值。在数字化治理背景下，虽然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广泛应用，但技术工具不能替代与群众的面对面交流。2025 年各地推行的“民情茶馆”“院落议事会”等创新实践，正是对毛泽东群众路线调查方法的创造性发展，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既扩大参与覆盖面，又保持情感温度，使政策制定更贴近群众实际需求。

在问题解决效能方面，毛泽东调查研究思 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的实践导向。现代社会治理面临的复杂性要求将调查研究作为破解难题的“金钥匙”。例如针对城乡融合发展中的利益协调问题，借鉴阶级分析方法（现拓展为利益群体分析），能更精准把握不同群体的诉求差异；运用典型调查法对特色小镇、返乡创业等案例进行深度剖析，可为政策推广提供可靠依据。汪一辰的研究表明，这种基于实证的治理方法“能有效避免经验主义决策的盲目性”[9]，对于提升治理精准度具有现实意义。

该思想对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启示还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培养干部“沉下去”的作风，通过建立常态化调研机制，促使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乡村等基层单元，掌握一手情况；二是构建“问题发现—政策响应—效果评估”的闭环系统，使调查研究成为治理流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三是发展协商式调研方法，在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纠纷调解等具体事务中，通过多方参与的调查会形式凝聚共识。这些实践创 新既继承了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精髓，又赋予其时代内涵，展现出持久的生命力。

（二）对科学决策与政策制定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对科学决策与政策制定的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其方法论体系为现代治理提供了系统化的实践路径。在决策基础构建方面，“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原则要求政策制定必须建立在充分掌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当前部分领域存在的“拍脑袋决策”现象，往往源于对基层实情的模糊认知。李佑新指出，毛泽东调查研究方法“当时行、现在行、未来依然行”[8]，这一判断在 2025 年尤为显著——通过恢复“解剖麻雀”式的典型调查，能够精准识别政策实施中的结构性矛盾，如在制定县域经济发展规划时，对特色产业、人口流动等关键要素的深度调研，可有效避免同质化竞争和资源错配。

群众参与机制是科学决策的核心保障。毛泽东将“从群众中来”具体化为多层次的意见收集系统，这一思想对当前完善政策听证、民意征集等制度具有直接启示。在数字化治理背景下，各地探索的“大数据+铁脚板”模式，既运用网络平台扩大参与覆盖面，又通过入户走访确保弱势群体诉求不被技术鸿沟遮蔽。代玉启 提出的“解剖式调研分析异质性群体特征”[6]，正是对毛泽东阶级分析方法的当代发展，在制定养老、教育等民生政策时，通过细分不同年龄、收入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可显著提升政策精准度。

问题导向的决策逻辑构成另一重要指导。毛泽东强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要求将调研成果直接转化为政策内容。2025 年乡村振兴实践中，部分地区的“产业空心化”对策，正是通过蹲点调研发现留守人口技能特点后，针对性发展庭院经济、手工合作社等本土化解决方案。这种从实际问题出发的决策路径，与习近平强调的“对策性调研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堵点淤点难点”[10]一脉相承。

在政策评估环节，毛泽东倡导的“到群众中去”原则提供了动态调整机制。政策效果不能仅依赖统计数据衡量，更需要通过实地回访观察群众真实获得感。例如在旧城改造项目中 差异，能够发现规划设计中的盲点，这种“设计—实施反馈”的闭环管理，本质上是将调查研究嵌入政策全过程。杨方认为，新时代调查研究更需“从党的工作的科学性角度”完善评估体系[10]，这与毛泽东通过《长冈乡调查》检验合作社成效的方法论内核高度一致。

当前复杂治理环境下，该思想对决策科学化的启示还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建立“调研前置”制度，重大政策出台前必须完成实地论证；二是发展“协同调研”模式，打破部门壁垒实现数据共享；三是强化“比较调研”方法，通过跨区域案例对标 发现最优实践。这些创 新 既 继承了“实事求是”的精髓，又适应了现代治理的协同性要求，为破解“政策打架”“执行梗阻”等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指引。

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其核心价值在于构建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完整方法论体系。本研究通过系统梳理其理论渊源、方法特征及实践运用，证实该思想具有超越时空的指导意义。在理论层面，其将传统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相融合，形成了“调查—研究—实践”的认知闭环；在方法层面，阶级分析、典型调查等方法为把握社会矛盾提供了有效工具；在实践层面，革命时期的成功经验验证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理性。2025 年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该思想对破除形式主义、提升决策科学性仍展现出显著实效性。

展望未来，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创新发展需着眼三个维度：一是方法论与现代技术融合，在保留“蹲点调研”“民情恳谈”等传统方法优势基础上，合理运用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构建“线上收集+线下验证”的新型调研模式；二是应 用场域拓展，将阶级分析方法创造性转化为利益群体分析框架，应用于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社区多元共治等新兴领域；三是制度化建设，推动调查研究从工作方法上升为治理机制，通过建立“调研—决策—评估”全链条制度设计，确保政策制定始终扎根实际。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这一思想将持续为破解发展难题、密切党群关系提供方法论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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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郭戈.新时代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研究述要[J].《毛泽东研究》，2023，（6）：96-107.

[3] .Research on Mao Zedong and Culture[J].《China & The World Cultural Exchange》，1993，（5）：7-8.

[4] 谢晓娟.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31-36.

[5] 卢艳香.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及其当代启示[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25，（3）：4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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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李佑新.深化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研究的一部力作——《毛泽东调查研究方法》评介[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

[9] 汪一辰.论福柯对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共鸣式接受[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1）：17-25.

[10] 杨方.习近平关于调查研究重要论述的创新性发展研究——基于与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比较[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5，（1）：3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