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视角下基层组织形式主义的根源与对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文化建设提升至战略高度，强调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以解决当代问题。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指出，要汲取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等，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发展。在新时代社会治理中，传统文化对基层治理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然而，形式主义不仅影响基层组织运行，更会颠覆社会价值观，助长功利主义，背离新发展理念，阻碍可持续发展。因此，遏制形式主义需从文化层面深入分析，推进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基层强则国家强”的目标。

一、基层组织形式主义的概念厘清及社会影响

党的二十大以来，我国在新时代征程上不断攻坚克难，基层组织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党员队伍规模稳步扩大，后备力量不断充实，结构持续优化，学历、性别、年龄等分布更趋合理。基层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日益凸显，在疫情防控等重大任务中展现出强大动员力。与此同时，仍需警惕形式主义问题对基层治理效能的制约，需进一步强化务实作风，确保组织优势充分发挥。

（一）基层组织形式主义的概念厘清

《说文解字》将“形”释为物体形状的描画，“式”解作法式，《辞源》则进一步定义“形式”为外形与式样。这一概念不仅限于政治学范畴，更延伸至文化、艺术领域，成为广受民众青睐的独特风格表征。在政治语境下，“形式主义”特指过度强调程序与表象，而忽视实质内容的行为倾向，其影响既见于个体行动，也渗透于组织架构之中。

基层组织形式主义作为中国特定政治、经济、文化土壤衍生的社会现象，主要表现为各类基层组织（如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等党组织）在运作中重形式轻实质，秉持本末倒置的认知、敷衍塞责的态度及行为异化的方式。这种倾向直接背离“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于内容”的基本原理，本质上是懒政思维的体现[1]，不仅弱化工作效能，更消解了基层治理的实质意义。

形式主义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形式主义根源在于功利主义作祟，表现为“重包装轻实效、重显绩轻潜绩”的错位政绩观。为根治这一顽疾，党中央持续发力：2019 年将“基层减负年”列为专项任务，2020 年规范政务应用程序管理，2024 年更出台《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构建长效机制。这一系列举措彰显了破除形式主义、回归务实本位的坚定决心。

（二）基层组织形式主义的社会影响

中国共产党构建了涵盖中央、地方、基层的三级组织网络，约520 万个基层党组织[2]构成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作为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这些组织既是联系群众的纽带，更是应对重大考验的战斗堡垒。然而，形式主义顽疾正侵蚀着这一体系的效能，表现为重程序轻实质、重显绩轻潜绩的异化倾向，导致政策空转、资源错配等深层问题。

首先，削弱政策的有效实施，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和效率低下。在繁冗的行政程序和无谓的会议中，基层组织的负担越来越重，有限的资源和精力在逐渐瓦解。一些基层干部为了迎合上级检查，过度追求表面文章，频繁举办形式大于内容的“文化活动”，这些活动往往缺乏实质性的文化内涵与群众参与度，反而消耗了有限的资源。尽管表面上看似忙碌且有序，但实际上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或价值。形式主义加剧了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走过场、应付了事的现象，进而影响了政策目标的实现。

其次，损害政府公信力，削弱基层组织的纽带作用。作为联系群众的关键力量，基层组织在疫情期间本应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但督查发现，部分地区存在承诺不兑现、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如江苏某市拖欠乡村教师奖励资金、河北某县违约占用企业土地十余年等案例[3]，不仅违背公共资源服务人民的宗旨，更导致政策效力大打折扣。这些行为直接动摇了群众对政府的信任，使基层组织在危急时刻难以有效凝聚社会力量。

再者，制约基层组织的创新活力，导致工作陷入机械执行和表面化困境。基层干部疲于应付繁多的文件会议和指标考核，难有精力投入实质性创新。典型案例如长春市教育局违规开展的“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活动，将原本两年一次的评比加码为年度考核[4]。这种过度规范化的环境助长了保守倾向，工作人员因惧怕偏离“标准答案”而不敢创新。

二、基层组织形式主义产生的根源

在世界各大文明体系中，唯有中华文化保持着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但中国传统的制度文化中不乏糟粕，有些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完全消逝，如政治文化中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独裁专横的家长制、形形色色的特权制，等等。基层组织形式主义是以程序合规掩盖实质失效的异化行政现象，从文化内核来看，其根源来自于中央集权传统下“向上负责”的治理伦理，等级制度下“以官为本”的异化观念以及儒家“礼制”文化中仪式先于效能的惯性思维。

（一）君主专制中的君权神授

君权神授思想源自有夏服天命（《尚书·召诰》），是古代统治者借宗教迷信强化权威的手段。无论是正统帝王还是起义领袖，均以奉天承运或替天行道自我神化，将权力包装为天意。天子作为神权代理人，其地位不可挑战，质疑皇权即被视为悖逆天意。由此衍生出森严的等级制度，决策过程被蒙上神秘面纱，民众与下层官员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形成绝对服从的政治生态。

在漫长的封建统治时期，为强化皇权的神圣性，礼仪与仪式被过度形式化，沦为脱离实际治理的空洞符号。同时，权力高度集中且缺乏监督的官僚体系催生了层层上报的繁琐程序，使效率让位于对上意的机械服从。尽管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但历史遗留的权威崇拜思维仍潜存于现代治理中：部分领导者过分强调个人权威，忽视民主决策，形成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管理。这种模式在基层尤为突出，作为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既压制创新活力，又易导致决策脱离实际，难以真正体现民意。

君权神授思想通过“天命观”确立的绝对权威，演变为现代治理中对上级政策的机械执行。省级政策经市、县逐级加码后沦为脱离实际的行政指令。单向权威传导模式催生重形式轻实效的工作导向，基层为彰显“政治正确”过度留痕，甚至虚构数据应付“ 刀切”指标。“代天牧民”传统固化了“对上负责”逻辑，加剧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的信息壁垒，形成责任规避惯性。这种权威绝对化思维持续阻碍地方自主性发展。

（二）封建专制中的以官为本

中国传统社会以官职为价值标尺，形成独特的等级伦理体系。个人成就被严格框定在仕途维度，学术造诣若未转化为政治地位便失去社会认可。从秦始皇首创皇帝尊号到宋代官家称谓的普及，统治者通过称谓建构（如《韩氏易传》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强化其公仆形象。官阶之所以成为核心标准，在于其兼具双重身份：对君主体现臣属关系，对百姓象征父母权威，这种中介特性使其成为维系亲疏贵贱等级秩序的最佳载体[5]。

官本位思想源远流长，其核心特征在封建等级制度中已显露雏形。西周以爵位定诸侯疆域，确立上级对下级的绝对权威；宋代青苗法则将纸面数据作为官员考核标准，这种重形式轻实效的机制持续影响至今。古代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在现代演变为对公务员考试的过度追捧——青少年将升迁加薪视为人生目标，却忽视实际能力培养与社会贡献。这种以官职为价值标尺的思维，导致公共权力运行逐渐异化为维护官僚集团利益工具，形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畸形导向。

官本位思想将官职作为价值标尺，构建了唯上是从的权力逻辑。这种观念催生双重异化：在官员层面，形成重显绩轻潜绩的考核导向，迫使基层将政策落实简化为台账制作、会议传达等形式工作（如疫情防控中的表格抗疫现象）；在民众层面，则消解其政治参与意识，强化被动服从心理。现代治理中，领导满意优先于群众满意的运行机制，与数据注水、迎检造假等形式主义行为形成共生关系，暴露出官僚体系量化考核与实质治理间的深刻矛盾。

（三）礼制优先思维的仪式化治理

中国礼仪传统源自远古宗教仪式，最初用于祈求神灵庇佑，后随农业文明演进为维系亲族关系的规范。至周朝形成系统化的礼乐制度，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手段。这种从宗教仪式到社会规范的演化过程，奠定了礼仪之邦的文化根基。

仪式感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深厚的根基，其发展轨迹与社会结构、宗教信仰和哲学思想紧密交织。从宫廷典礼到民间节庆，礼仪文化贯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维系人际关系和传承价值的重要载体。古代五礼制度（吉、凶、军、宾、嘉）为现代礼仪活动提供了基本规范框架。这种文化传统在当代依然鲜活，春节祭祖既是对先人的追思，更是家族血脉的延续；而升旗仪式等公共活动，则强化着集体认同与国家意识。这些实践表明，仪式感始终是连接历史与当下、个人与群体的文化纽带。

礼仪传承需警惕形式化倾向。周代礼乐制度通过标准化仪式架构社会治理，这种传统在当代异化为重台账轻实效的文牍主义。儒家“富民教民”的德治理念强调礼教的重要性，当代基层组织为完成意识形态传播任务，常将政策宣讲异化为“拍照存档”“公众号推送”等表面工作。部分单位将大量资源投入表面热闹的仪式活动，却忽视其精神内核与社会功能。这种异化现象主要源于干部对礼仪文化的浅层理解，以及科学规划指导的缺位。结果导致礼仪活动流于形式，难以实现《左传》所言经国家，定社稷的社会治理功能，反而形成工作未动、材料先行的本末倒置现象。

三、结合中华文化理念破解基层组织形式主义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6]，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和传家之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7]要破解形式主义难题，必须践行“民惟邦本”“天下为公”“经世致用”等传统治理智慧，实现程序规范与治理效能的内在统一。

（一）民惟邦本：增强群众服务导向

民惟邦本源自《尚书》本固邦宁的治国箴言，强调民众是国家根基。从孔子重民到孟子民贵，儒家始终将民生福祉作为施政核心。中国共产党创造性转化这一传统，将人民至上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相结合，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治理体系。这种古今交融的民本思想，既传承了亲民、聚民的政治传统，又回应了新时代对民主法治的诉求，为治国理政提供了文化滋养。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民惟邦本的传统智慧与现代治理理念高度契合，为基层工作提供了价值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基层、心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调研，要求基层组织构建服务型工作模式。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载体，基层治理必须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转化为具体行动，以解决群众实际问题为标尺，真正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民惟邦本思想是基层治理的重要指引。习近平总书记以“知屋漏者在宇下”强调，互联网已成为新时代察民情、听民意的重要渠道。基层组织应运用数字化手段搭建互动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把握民生需求，将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准。基层治理要聚焦民生痛点，从追求考核指标转向解决实际问题，着力构建覆盖全群体的保障体系，重点回应养老托幼、就业帮扶等民生关切。特别要关注弱势群体权益，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真正实现《礼记》中老有所养、弱有所扶的社会理想。

（二）天下为公：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天下为公理念源出《礼记·礼运》，构建了传贤不传子的政治理想范式。这一思想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升华：范仲淹先忧后乐的担当，张载四为立命的宏愿，顾炎武匹夫有责的呼号，共同铸就了集体主义的价值丰碑。其核心在于将民生福祉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结，通过保障社会公平实现长治久安。这种深植于传统文化的社会责任感，至今仍为现代治理提供精神滋养。

十八大以来，我国通过精准扶贫实现9899 万人口脱贫，彰显了集体主义精神在促进社会公平中的实践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天下一家理念，既传承了民胞物与的传统智慧，又创新发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在国际层面，我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践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包容精神。从国内民生保障到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天下为公思想已升华为兼具本土特色和世界意义的文明范式，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了中国方案。

“天下为公”思想主张天下是人民公有之天下，将官员定位为“人民公仆”。这与“以官为本”将权力私有化的逻辑形成根本对立，要求官员必须清醒认知“权为民所赋”的本质属性。“天下为公”强调公平与公正，提倡的是一种无私的精神，要求治理者公正无私、廉洁奉公。不仅要求现代基层组织在处理事务时，要确保资源的公平分配和机会的平等，避免形式主义导致的资源浪费和权力滥用。同时也强调无私精神的培养，应当强化监督制约机制，督促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绩效观[8]，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的发生。

（三）经世致用：优化组织治理效能

经世致用思想倡导学术与实践的有机统一，强调治国理政需解决实际问题。然而从明代空印文书到当代迎检台账，从微信点赞履职到 APP 打卡巡查，这些现象折射出行政手段的异化。当考核指标沦为形式表演，当工作流程脱离问题本质，不仅造成治理效能的损耗，更暴露出责任意识的缺位。这种认知与实践的断裂，恰是官僚系统脱离群众需求的典型症候。

经世致用思想倡导学术与实践的深度融合，王阳明巡抚南赣时推行《南赣乡约》，将致良知哲学转化为丈量田亩、调解纠纷的惠民实践。新时代下，习近平总书记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强调基层源头治理，通过网格化管理将矛盾化解在萌芽。[9]浙江枫桥经验中干部用脚步丈量网格，以板凳会议倾听民声，正是这一传统的生动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