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下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的成本核算与效率优化研究

2021 年《关于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发布之后，课后服务由“可选项目”转变为“法定服务”，其覆盖范围快速扩展至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实现常态化开展，需要充足的资源给予支撑，又需要科学的成本核算以及高效的资源利用机制。然而在实际情况中，多数学校依然采用传统教育成本核算模式，没有充分考量课后服务“时间弹性大、内容多样化、主体参与多”的特性，致使成本核算与实际需求相互脱节。部分地区由于成本分担机制不够明晰，出现了“学校独自承担压力”“家长缴费意愿低”“政府补贴不到位”等矛盾，对课后服务质量的提升形成了制约。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探寻契合课后服务特点的成本核算方法，构建多方协同的效率优化机制，成为推动“双减”政策落实生效的关键课题。

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成本核算的现存问题（一）成本核算范围模糊，“隐性成本”被忽视

当下多数学校针对课后服务成本的核算仅仅停留在“显性支出”这一范畴，如课后服务教师的劳务报酬以及教材与耗材费用等，然而对于“隐性成本”的考虑却极为欠缺。一方面，学校为了保障课后服务场地的需求，不得不占用教学楼、操场、实验室等公共设施，而这些设施的日常维护以及水电消耗等成本并未被纳入核算范围，如此便致使成本数据出现失真的情况[1]。另一方面，课后服务的开展要求学校行政人员去承担方案设计、安全管理、家长沟通等工作，这部分人力成本大多时候被分摊到日常教学管理成本中，没有进行单独核算，造成课后服务成本被“低估”。另外部分学校为了丰富课后服务内容，引入了校外机构或者志愿者资源，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协调成本、监督成本等同样没有被纳入核算体系，这加重了成本核算的不完整性。

（二）成本分摊标准缺失，多方责任界定不清

“双减”政策明确指出课后服务经费可借助财政补贴、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等途径筹措，然而却未对各方应承担的比例给出具体规定，这使得在实践当中成本分摊机制出现了混乱的状况。一方面，有些地区的财政补贴标准过低，而且发放也不及时，学校为了可维持课后服务的正常运转，就不得不借助提高服务性收费的方式来弥补资金缺口，如此便加重了家长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部分地区过度依赖财政补贴，而忽视了学校与社会力量的参与，这导致财政压力增大，而且由于缺乏竞争机制，服务质量也难以得到提升。在成本分摊的过程中，“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比如课后服务里特色课程的成本要高于普通看护类课程，但是目前多数学校采用的是“统一收费”模式，并没有依据课程成本的差异来制定差异化的收费标准，造成成本分摊不公平，对特色课程的开展形成了制约[2]。

（三）动态调整机制缺位，难以适应服务需求变化

课后服务成本会受到物价水平、服务内容以及参与人数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动态性特点，然而当下多数学校在进行成本核算时采用的是“固定标准”方式，并没有构建起可与外部环境变化相契合的动态调整机制。一方面，随着物价不断上涨，课后服务所需要的耗材以及劳务报酬等成本逐年都在增加，可是成本核算标准却没有及时进行更新，这使得学校运营压力不断增大。另一方面，部分学校依据学生需求对课后服务内容作出了调整，例如增加了周末或者假期的托管服务，还引入了高端特色课程等，但是成本核算体系却没有同步作出调整，致使新增服务项目的成本没办法得到准确核算，影响到资源配置的效率。部分地区针对课后服务成本的监管依旧采用“静态审核”模式，没有建立起常态化的成本监测机制，很难及时发现成本核算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这加剧了成本管理的滞后性[3]。

二、“双减”政策下课后服务成本核算的创新框架构建（一）明确成本核算范围，构建“全要素”核算体系

当前课后服务成本核算范围存在模糊状况，需构建“全要素”成本核算体系，把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都归入核算范围。课后服务成本具体可分成“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两类，直接成本覆盖课后服务教师劳务报酬，其中包含校内教师加班补贴以及校外教师劳务费、以及教材与耗材费用，按照实际使用量核算、校外机构合作费用，依照合同金额核算。间接成本包含场地使用成本，依据设施占用面积与单位维护成本核算、水电消耗成本，按照课后服务时段的实际消耗量核算、行政协调成本，根据参与行政人员的工作时长与薪酬标准核算、安全管理成本，含有安保人员费用、保险费用等。明确成本核算范围，能保证成本数据的完整性与准确性，为后续成本分摊和效率优化奠定基础[4]。

（二）制定差异化分摊标准，厘清多方责任边界

按照“受益原则”以及“能力原则”考量，需要制定具有差异化的成本分摊标准，以此明确政府、学校、家长三方各自的责任边界。政府要承担“基础保障类”课后服务的主要成本，例如普通看护类课程教师的劳务报酬、场地维护方面的成本等；财政补贴标准依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水平制定，并且建立和物价上涨相挂钩的动态调整机制。学校需承担部分“特色拓展类”课后服务的成本，比如校内特色课程的耗材费用、教师培训费用等，可以从学校公用经费里划拨专项经费，同时借助优化资源配置，像利用闲置设施、共享教师资源等方式降低成本。家长应承担“个性化特色课程”的部分成本，例如校外机构提供的高端艺术、科技类课程，收费标准按照课程成本来制定，还要进行公示，保证透明。另外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课后服务，如企业捐赠、志愿者服务等。借助“社会补充”降低三方成本负担，构建“政府主导、学校协同、家长分担、社会补充”的多元成本分摊机制。

（三）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实现成本核算的精准化

为了适应课后服务需求的动态变化 “监测-评估-调整”的动态成本核算机制。要建立常态化成本监测机制，学校每个月都对课 ，每季度进行一次汇总分析，以便可及时发现成本出现的异常 课后服务的成本以及成效进行评估，要是出现“成本过高然 者成本分摊标准。要建立外部联动调整机制，教育部门和 等相关因素进行调研，每学年对课后服务的财政补贴标准、收费上限作出调整 成本核算可与实际需求相匹配。

三、“双减”政策下课后服务效率优化的实践路（一）优化课程体系，提升“成本-效益”比

提升课后服务效率，首先要从优化课程体系做起，防止“低效课程”引发资源浪费。一方面，需构建“基础看护+特色拓展”的分层课程体系。基础看护类课程秉 覆盖”原则，借助校内教师与设施资源，契合学生基本托管需求；特色拓展类课程遵循 需 借助问卷调查、家长座谈会等途径了解学生需求，减少“无人参与”的低效课 用效率 面，要推动课程资源共享，比如区域内学校联合开发特色课程、共享校外机构资源， 避免重复投入， 并且利用“线上+线下”融合模式，像线上开展科普讲座、艺术鉴赏等课程，线下开展实践类、运动类课程，降低线下场地与人员成本，扩大课程覆盖范围。

（二）优化人员配置，实现人力资源高效利用

教师作为课后服务的核心资源，优化人员配置对于提升效率而言非常关键。要构建“校内教师+校外人员”多元化的师资队伍。校内教师主要负责基础看护类课程以及与自身专业相关的特色课程，防止因“跨学科任教”致使效率降低；校外人员像校外机构教师、高校志愿者、行业专家等，主要承担校内教师无法囊括的特色课程，比如专业体育训练、科技创新等，依靠“专业人做专业事”提高课程质量。需建立师资共享机制，例如区域内教师“走教”制度，让有专业特长的教师能在多所学校开展课后服务，避免师资闲置。合理核定校内教师课后服务工作量，把课后服务工作纳入教师绩效考核，不过要避免过度增加教师负担，可借助“弹性工作时间”“调休补假”等方式保障教师权益，提升教师参与的积极性[5]。

（三）强化技术赋能，推动课后服务“降本增效”

数字化技术的运用对课后服务效率的提升起着关键的支撑作用。其一借助大数据技术可达成需求的精准匹配，依靠对学生参与数据以及家长反馈数据展开分析，精准地识别出学生的需求，对课程设置与人员配置给予优化，以此减少资源的浪费现象。其二运用信息化平台可达成成本的精细化管理，比如开发课后服务成本管理系统，该系统可自动统计各项成本支出，并生成成本分析报告，为成本核算与分摊提供数据方面的支持。其三利用智能化设备可降低管理成本，如借助人脸识别系统来进行学生考勤，可减少行政人员的工作量；利用在线沟通平台进行家长沟通，可降低协调成本。另外还可借助区域教育云平台来共享课程资源、师资信息等，达成区域内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课后服务的整体效率[6]。

结束语

“双减”政策下，课后服务的成本核算与效率优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学校、家长、社会力量的协同参与。未来，随着“双减”政策的深入推进，课后服务成本核算与效率优化还需进一步探索，以推动课后服务从“有保障”向“高质量”转变，真正实现“减轻学生负担、缓解家长焦虑”的政策目标。

参考文献：

[1] 龚欣,梁雨菲,高巍. 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的成本分担:国际经验、政策分析与优化路径[J]. 中国教育学刊,2025(2):68-74.

[2] 常山. 供给侧视角下小学校内课后服务的问题和对策--以 R 市小学为例[D]. 山东:曲阜师范大学,2024.

[3] 李红恩. 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学校课后服务现状、问题与对策[J]. 教育发展研究,2024,44(18):46-52.

[4] 吴开俊,袁文娟. 课后服务的多元属性及经费的差异化供给[J]. 教育科学,2024,40(5):15-21.

[5] 周秀平,刘碧云. 公办校外教育机构补缺性供给课后服务模式[J]. 中国校外教育,2025(2):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