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地情谊：延安双拥运动中“拥军妈妈”形象构建研究

战争与和平的交织始终是人类社会演进的重要脉络， 军民关系的和谐共生则是战争年代稳固后方、凝聚力量的基石。延安时期，面对艰苦卓绝的革命环境，中国共产党以双拥运动（ 军优属、拥政爱民）为纽带，将军民团结的宏大叙事转化为鲜活可感的群众实践。在这过程中，“拥军妈妈”作为特殊历史语境 朴实行动，承载着军民鱼水情的深刻意涵，成为革命根据地情感动员与社会整合的关键力 在新时 展战略背景下 ，如何赓续红色基因、创新双拥实践，既是构建新型军政军民关系的现实课题，也是学界亟待回应的理论命题。 “拥军妈妈”形象的建构逻辑和精神内核，不仅为理解革命战争年代群众动员机制提供历史镜鉴， 更为新时代弘扬爱国拥军传统、 深化军民团结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启示。

（一）延安双拥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1943 年双拥运动在延安兴起为巩固党军政民团结，1943 年春节期间，陕甘宁边区政府与八路军留守兵团在中共中央倡导下，开展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拥军拥政运动月活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军政军民关系建设的重要实践。

1.陕甘宁边区：以法规为基的全民拥军热潮

1942 年 12 月至 1943 年 1 月，边区政府密集出台《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军民诉讼暂行条例》等 9 部法规，从制度层面确立拥军优属、军民关系调整的基本框架。1943 年 1 月25 日，为期一个月的拥军运动月正式启动，边区政府明确三项核心任务：通过干部会议与群众大会强化思想动员，组织军民联欢会与物资慰劳增进情感，系统检视并改进过往拥军工作。

边区主席林伯渠在《解放日报》代社论中指出：“拥军运动对于人民是一种实际的教育。它用具体的事实，给人民讲明抗战建国中的一个道理：人民与革命军队相互关系的道理。人民能够彻底懂得这个道理，就可将抗战建国的事业往前推进一步。”1

2.八路军留守兵团：自我革新的拥政爱民实践

与地方同步，留守兵团于 1943 年 1 月 25 日颁布《八路军留守兵团拥政爱民公约》，将 2 月 5 日至3 月 4 日定为运动月，要求部队从宣传动员、情感联络、自我检讨、旧案清理四方面切入。2 兵团明确“军队与人民如鱼水”的理念，要求坚决执行政府法令、保护群众权益、助力地方建设。

各部队通过军人大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主动走访党政机关征求意见。春节期间，驻军按民俗向群众贺年、举办联欢，某部归还借物 476 件、赔偿损失 23 起，以实际行动消除隔阂。3 月 14 日，兵团向西北局、边区政府等赠送“创建西北”“民主典范”等匾额，形成军政互敬的佳话。

3.历史回响：从边区实践到全民共识

这场双向奔赴的运动彻底重塑了军政军民关系。政府与军队从 “单向支持” 转向“互检互省”——地方检讨拥军不足，部队清理扰民旧案，形成“先查己过，再谅他难”的良性互动。双拥运动让军民从‘认知团结’走向‘情感团结’，边区真正成为‘民主典范’。1943 年的延安双拥运动，不仅是战时根据地建设的关键举措，更奠定了人民军队与人民政权血肉相连的基石。3 它证明：当政党、军队与民众以法规为纽带、以互信为内核，就能凝聚起无坚不摧的力量，这正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密码。

（二）“拥军妈妈”群体及其塑造

烽火连天的延安岁月，在中共“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双拥运动旗帜下，一批以王补梅、戎冠秀、王毛毛老大娘、杨素真（杨大娘）等为代表的晋绥边区普通女性，因其感天动地的拥军事迹，被塑造为崇高的“拥军妈妈”形象。这一形象构建并非偶然，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政治动员与革命伦理深度契合的产物，承载着强化军民情感纽带、塑造革命认同的深刻政治意涵。

晋绥边区以王补梅、戎冠秀、王毛毛老大娘、杨素真等为杰出代表的“拥军妈妈”群体，是中共在延安时期非凡的政治智慧与群众动员艺术的生动体现。这一形象超越了个人，成为一种强大的革命文化符号和精神资源，在血与火的岁月里，为缝合军民关系、激发群众力量、支撑持久抗战并最终赢得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三）沂蒙“红嫂”群体及其塑造

在硝烟弥漫的沂蒙山区，延安双拥运动的号召催生了一个震撼人心的革命女性群体——“红嫂”。她们以超越血缘的深情与无畏的牺牲，谱写了军民鱼水情的壮丽篇章。

沂蒙“红嫂”形象的核心，植根于残酷战争环境中普通农村妇女展现的极致人道主义与革命忠诚。这一形象源于大量真实、感天动地的事迹。以明德英为代表，在伤员生命垂危之际，以乳汁挽救生命，在革命伦理中被赋予了最崇高、最圣洁的牺牲精神。这些事迹发生在日军“扫荡”、国民党重点进攻的极端残酷背景下，其真实性、震撼性构成了“红嫂”形象最坚实的基石，使其超越平凡，闪耀着人性光辉与革命意志交织的崇高光芒。

沂蒙“红嫂”群体及其光辉形象的塑造，是延安双拥运动在革命老区结出的最绚烂的精神之花。这一形象构建是真实历史壮举、中共政治智慧、战时情感需求与民间伦理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对极端环境下涌现的感人事迹进行挖掘、筛选、提炼、升华和广泛传播，“红嫂”从无数默默奉献的沂蒙妇女中脱颖而出，从一个亲切的地域性称谓，升华为象征军民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革命精神图腾。

（四）其他拥军模范形象的塑造

延安双拥运动作为中共整合军民力量的关键策略，不仅塑造了延安时期拥军妈妈、沂蒙“红嫂”等地域性标志形象，更在全国各根据地催生出一批具有普遍意义的拥军模范。这些形象虽未如延安时期拥军妈妈、沂蒙“红嫂”般获得统一命名，却以同样深刻的革命伦理与情感感召力，成为“拥军优属”政策的人格化载体。

相较于沂蒙“红嫂”的集中性，其他根据地的拥军模范形象呈现地域分散性与事迹多样性，却共享着超越血缘的革命母性、无私奉献的极致表达与军民一体的情感象征这一核心精神内核。冀中平原的李杏阁，在日军频繁“扫荡”中，以自家地窖为“地下医院”，先后救护73 名八路军重伤员，被战士称为“冀中子弟兵 1是 子弟兵”生命的无畏守护，将家庭空间转化为革命庇护所。太行山区的李淑文、陈桂荣、 立妇女工作队，协助有关方面进行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工作，为抗日作出了巨大贡献。 展现出打破小家庭局限、融入革命大家庭的彻底奉献精神。

延安双拥运动中涌现的诸多拥军模范形象，虽不如延安时期拥军妈妈、沂蒙“红嫂”般拥有统一称谓，却在中共系统化、标准化的塑造机制下，形成了精神高度统一、功能高度一致的集体符号谱系。她们不仅是特定时代的英雄，更作为军民团结的永恒象征，融入中国革命的精神基因，持续印证着“兵民是胜利之本”6 这一永恒不变的战争法则。

二、形象特征：“拥军妈妈”的时代内

延安双拥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构建新型军民关系的重要实践。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拥军妈妈” 群体通过具体行动，塑造了军民团结的精神象征,生动展现了民众对革命事业的支持，以及军民之间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鱼水关系。这些平凡而伟大的女性，用实际行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延安双拥运动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1943 年秋，冀中平原的抗日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大尚屯后街的吕大娘以坚定的革命意志，在生死考验中诠释了对党和人民军队的忠诚。当七名重伤员隐蔽在她家时，日伪军与汉奸突然上门搜捕。面对危机，吕大娘迅速将伤员转移至地道，独自承担起保护革命力量的重任。在审讯过程中，面对威逼利诱，她始终坚定地回答 “不知道”。7 这种以生命相护的决绝，不仅体现出她对党的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而且还具有将革命事业置于个人安危之上的崇高境界。

吕大娘的忠诚并非偶然，而是长期阶级觉悟的必然结果。在日常工作中，她通过照料军政人员，逐渐将 “党的队伍”视面对敌人的搜捕，她凭借丰富的斗争经验，利用地道成功保护伤员；面对酷刑，她展现为自己的亲人。这种深厚的阶级感情，在关键时刻转化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出顽强的意志；面对利诱，她保持着清醒的政治判断力。这些行动充分证明，她的忠诚是深入骨髓的政治自觉，是党有所需、我必行动的生动实践。她的选择不仅体现了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更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基层群众中建立的深厚信任。这种信任源于党的群众路线，也源于人民群众对革命事业的深刻认同，为研究抗战时期的军民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吕大娘的壮举是延安双拥运动中最炽烈的政治忠诚宣言。她以生命为笔、鲜血为墨，书写了“永远跟党走”的九死不悔，诠释了保家卫国的千钧担当。她的名字，永远镌刻在“党的力量源于人民忠诚”的丰碑之上，其精神至今仍在昭示：对党的绝对忠诚，是战胜一切敌人、守护家国安宁最磅礴的力量源泉。

（二）不怕牺牲：“最后的亲骨肉送他到战场”

1943 年深秋，晋察冀边区群英会的荣誉光环尚未从戎冠秀的生命中褪去，这位时年约五十岁的妇救会主任便以震撼人心的举动书写了革命历史的悲壮一页。在“双拥”精神的感召下，她毅然将目光投向身后的三个儿子，坚定地发出 “都去当兵”的号召。当幼子李兰金的名字正式填入征兵登记册时，她颤抖的手指抚过儿子肩章的细节，深刻展现了一位母亲在民族大义与骨肉亲情之间的艰难抉择，其眼神中蕴含的决绝，是无数革命母亲牺牲精神的真实写照。当边区发出参军号召时，她主动打破千年以来的家族血脉传承观念，将子女的生命价值与民族解放事业紧密结合，体现了抗战时期民众家国情怀的觉醒。8

在延安双拥运动中，戎冠秀“拥军妈妈”以不怕牺牲：“最后的亲骨肉送他到战场”的赤诚，诠释了军民鱼水情的深刻内涵。她以骨肉书写民族大义，将个体奉献熔铸成双拥运动的精神坐标——最后一个儿女送上的是民族重生的希望，共同在历史深处镌刻下“军爱民、民拥军”的永恒丰碑。

（三）无私奉献：“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

1938 年春，八路军进驻太行山地区开展抗日动员，其中女兵宣传队关于 “组织妇女参加妇救会、打日帝求解放、让妇女不受欺、穷人不受穷” 的革命话语，深刻触动了武乡县妇女暴莲子的阶级意识。她由此加入当地妇救会，在革命理论学习中逐步形成抗日救国的思想认知，完成了从普通农妇到革命动员者的身份转变。在抗战物资生产中，她带领妇女群体制作军鞋、粮袋时，既追求产量又注重工艺。当发现个别妇女用草纸填充鞋底、以“支应差使”的态度完成任务时，她严肃指出：“前方战士按季节换鞋，一双鞋要穿三四个月，这是给咱们自己的军队做鞋，不能和给阎锡山支差相比。”通过思想动员与技术指导，妇女们不仅将鞋底纳得更为结实，还在鞋帮绣上“努力杀敌”“保卫祖国”等字样，使物资生产成为政治认同的物质载体。9 这一过程既体现了根据地妇女在革命支援中的主体作用，也反映了中共通过生产实践建构军民认同的历史逻辑。

暴莲子组织妇女严把军鞋质量，绣“努力杀敌”字样强化政治认同。她以“最后一尺布缝军装”的赤诚，通过物资生产、思想动员、战时后勤三重实践，构建起军民互动的基层纽带，既突破传统妇女角色边界，又以榜样示范推动双拥运动深入乡村，成为中共发动群众、凝聚抗战与解放力量的历史见证，生动诠释了 “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深情内核。

（四）情感纽带：“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

1941 年，沂蒙山区陷入日军五万兵力的残酷 “扫荡”。时年 50 岁、1939 年加入妇救会的裹足农妇祖秀莲，以非凡的勇气和毅力，书写了军民互助的动人篇章，为延安双拥运动中的“拥军妈妈”形象赋予了生命至上的精神内涵。在反“扫荡”期间，祖秀莲发现了身中七弹、重伤垂危的八路军侦察员郭伍士。面对这一紧急情况，她迅速采取行动：用温盐水仔细清洗伤口，采集山中草药防治感染，甚至全家节衣缩食，只为保障伤员的营养需求。在日伪军频繁搜山的 52 天里，祖秀莲始终坚守在伤员身边，从未放弃。10 她的救护行动突破了传统农村妇女的生存模式：全家吃糠咽菜，却把纺线换来的细粮留给伤员；暂停赖以谋生的劳作，专心采药护理；还在西山沟挖掘山洞，建立起临时的 “家庭野战医院”。1942 年反“扫荡”时，祖秀莲还主动协助抗大一分校掩藏机密文件，实现了从普通救护者到革命者的转变。她的事迹被提炼为 “红嫂” 符号，“老棉袄” 精神也成为沂蒙根据地的精神丰碑。

祖秀莲的行为具有三方面的革命性意义。第一，她将家庭有限的资源，包括粮食、药品和劳动力，全部奉献给革命事业；第二，以女性柔弱之躯，承担起搬运、护理 70 公斤伤员的重负，打破了体力和性别的固有界限；第三，在日军窝藏八路格杀勿论的高压下，她选择将革命伦理置于个人安危之上。寒冬时节，她把御寒的棉袄盖在伤员担架上，这件“最后的老棉袄”，成为军民鱼水情的生动象征。

从历史角度看，祖秀莲的事迹揭示了延安双拥运动的深层逻辑：一位普通缠足农妇在战争中舍命救护八路军战士，这一行为超越了个体善举，成为人民群众以生命守护革命火种的典型代表。“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正是军民鱼水情最真实的写照，展现了在民族危亡时刻，人民群众用血肉之躯为革命事业保驾护航的伟大精神。

三、“拥军妈妈”形象构建的当代启（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025 年 4 月 23 日，中 共中 央 总书 记 习近 平 对双 拥 工作 作 出重 要 指示 ：拥 军优 属 、拥 政爱 民 ，是 我党 我 军我国 人 民 优 良 传 统 和 特 有 政 治 优 势 。 新征 程 上 ， 要 坚 持 以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为 指 导 ， 坚 持 党 的 全 面领导 ，深 化 改革 创 新， 完 善政 策 机制 ， 推动 双 拥工 作 不断 取 得新 进 步。

党的领导是做好双拥工作的根本保证。党始终站在时代的高度，把握双拥工作的正确方向，将其融入国家发展的战略全局。从革命战争年代的生死相依，到和平建设时期的携手共进，再到新时代的砥砺同行，党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军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双拥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