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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ier Technology Education Workshop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金融服务效率的提升路径探析

作者

张晴

身份证:13022919910701006X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农村金融在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农村金融不仅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经营提供资金支持,更在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业结构升级中发挥关键作用。当前,中国农村金融体系不断完善,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等各类涉农金融机构数量庞大,业务布局主要聚焦县域和乡镇一级,致力于服务“三农”(农业、农村、农民)[3][4]。截至2022 年6 月末,全国共有3883 家农村金融机构,包括1600 家农村商业银行、572 家农村信用社、23 家农村合作银行、1649 家村镇银行等[3]。这些机构深耕县域市场,拥有稳定的农户客户基础和存贷款规模,形成较高的县域金融覆盖率[4]。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农村金融服务效率及其提升路径,对于理解现阶段农村金融发展瓶颈、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山东省作为农业大省,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较为完善。近年来,山东省贯彻落实国家金融支农政策,引导金融资源向农村倾斜,取得了显著成效。例如,截至2023 年 11 月 ,全省涉农贷款余额已达4.12 万亿元,同比增长12.8%[2]。在中央和省级党委政府的支持 级金融机构积极创新信贷产品和服务模式,推出“石榴贷”“家庭农场贷”等专属贷款产品,有效满足 融资需求[5]。然而,研究也发现我国农村金融效率普遍不高,已成为制约农业现代化和农民 要障碍[1]。基于此,在乡村振兴总要求下,探讨山东省农村金融服务效率的现状与提升路径,既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政策制定者亟需解决的现实课题。

(二)研究意义

从学术角度看,本研究丰富了农村金融服务效率评价和影响机制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在现有文献中,对农村金融效率的研究大多基于较为宽泛的全国或区域数据,缺乏对特定省份或地级市层面的深度分析。山东省在农业生产总值、农民收入、农村金融体量等方面具有代表性,对其地级市进行效率测算,可为我国其他地区提供具有可比性的实证分析案例。此外,通过DEA 模型和Malmquist 指数等方法,结合政府政策和社会经济背景因素,可以揭示农村金融效率的内在运行机制,为完善农村金融体制提供科学依据。

从实践意义上看,本研究聚焦山东省地级市农村金融服务效率评价,能够为地方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制定更加精准的政策措施提供决策参考。例如, 存在不平衡现象,不同地市发展水平差异明显,这表明需要因地制宜地调 析金融资源供给、农村经济社会状况、政策制度环境等影响因素,可以为财政补贴 金融机构 融推广和数字金融应用等提供政策建议。最终,本研究旨在通过科学测算和深入分析,为提升山 全 国范围内农村金融服务效率、支持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数据支撑和政策启示。

二、农村金融服务效率现状分

(一)总体效率水平分析

在在统计学视角下,金融服务效率通常反映金融资源投入产出效果的高低。本研究采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结合输入(如金融网点数量、从业人员数、投入资本等)和输出(如涉农贷款余额、农户贷款数量等)指标,对山东省 16 个地级市2022 年农村金融服务效率进行测度。结果显示,全省平均综合效率值为0.682,处于中等偏低水平,距离效率前沿面仍有约31.8%的提升空间。

从效率构成看,技术效率均值为 0.754,规模效率均值为0.891,表明技术效率不足是制约综合效率提升的主要因素。部分地市如菏泽、聊城、德州等地存在技术效率低于0.7 的情况,反映出其在现有资源投入下的产出能力尚未充分释放;而青岛、烟台、威海等地虽技术效率较高,但规模效率低于0.85,说明其金融资源尚未形成最优规模效应。具体数据见表 1

表1部分城市效率值

(二)效率差异分析

山东省地市经济、金融资源禀赋不均衡,不同城市间农村金融效率存在明显差异。一线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如省会济南、青岛)由于金融服务业发展早、金融机构数量 Z 、城镇化水平高,对农村地区金融覆盖能力相对较强;而一些传统农业重镇或交通相对不便区域(如菏泽、德州)则面临金融服务网点相对不足的问题。基于DEA 测算结果,可以观察到济南、青岛、烟台等地级市的农村金融效率值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而临沂、菏泽、德州等地市略低于平均水平。这与这些地区的经济结构和金融资源供给呈现一致性:经济越发达、城镇化水平越高、银行分支机构和互联网金融覆盖面越广,金融服务效率往往越高。反之,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农业占比更大的地区,其农村金融效率相对滞后。此外,地市间效率差异还可能受到政策扶持倾向的影响,一些市县积极开展“一县一品”金融支持试点,因而在统计期内显示出更高的融资率和服务水平。

(三)效率变化趋势分析

从2018—2023 年间,山东省农村金融服务效率在波动中呈“规模先行、效率跟进”的渐进提升态势。涉农贷款余额由 2018 年的 2.63 万亿元增至 2023 年的 4.12 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速 9.4%, ;同期涉农存款余额由 3.01万亿元增至 4.45 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速 8.1% ,存贷剪刀差逐年收窄,资金“留在农村、用于农业”的比例明显提高。然而,Malmquist 指数测算显示,全要素生产率(TFP)年均仅增长 1.8% ,其中技术进步贡献 1.2 个百分点,效率改善仅 0.6 个百分点,表明增量资金更多依赖“规模红利”而非“效率红利”。分年看,2020 年受疫情冲击 TFP 一度下滑 2.3% ,2021 年政策逆周期调节后反弹至 3.1% ,随后两年维持在 2% 左右,效率改善速度明显滞后于规模扩张速度。单位涉农贷款余额带来的第一产业增加值由 2018 年的 0.298 元降至 2023 年的0.272 元,进一步印证“产出强度”边际递减。下一步需通过数字化风控、 业链授信、财政贴息组合等手段,扭转“规模快、效率慢”的失衡格局。具体数据见表2:

表2效率变化趋势表

三、农村金融服务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一)金融资源供给因素

金融资源供给是影响农村金融服务效率的关键之一,主要包括金融机构布局、网点覆盖、信贷资金量等方面。山东省农村金融体系拥有较多机构类型,但总体呈现“县域集中、小微支撑”的格局:截至2022 年,山东省辖农村商业银行、信用社等多家县级和乡镇级银行机构,网点众多,与农户建立了密切联系。这种覆盖面为农村地区带来基础金融服务,稳定的存款基础也为贷款供应提供了保障。然而,由于部分地区金融服务网点集中在县城或乡镇中心,造成边远村落金融服务渗透不足,从而降低了这些区域的金融资源供给效率。同时,金融资源的集中度也对效率产生影响。山东省涉农贷款余额规模大,如2023 年末达4.12 万亿元,但在不同市县分布不均,一些经济弱市仍面临信贷缺口问题。另外,金融资源供给还包括各类金融产品的可获得性,如政府引导基金、再贷款额度等。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通过再贷款再贴现等结构性政策工具,向乡村振兴注入活水。

(二)农村经济社会因素

农村经济社会环境对金融服务效率具有深远影响。首先,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和农业产值规模是金融需求和偿债能力的基础。山东省2022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2110 元,同比增长 6.3% ,且增速多年来持续高于城镇居民;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突破1.2 万亿元,居全国首位。这些数据表明山东农村经济实力较强,农业生产规模大,农民还款能力和信贷需求总体较好。然而,不同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和产业发展不平衡,偏远地区和传统农业区的收入增速相对较慢,金融需求也更为紧迫。此外,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同样是重要因素。山东省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步加深,部分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导致农村金融客户基础变化;农村产业由传统种植业向农产品加工和现代农业转型,金融产品需求从简单信贷向综合服务(如保险、投资信托等)升级。

(三)政策制度因素

政策制度环境是推动农村金融服务效率提升的重要保障。近年中央和地方相继出台多项支持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在国家层面,《关于加强金融服务农村改革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2025 年)明确提出运用再贷款、再贴现、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乡村振兴领域的资金投放;支持金融机构发行“三农”专项金融债券,鼓励企业发行乡村振兴债券;深入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完善涉农信用信息共享;以及改革农村信用合作机构、推动村镇银行重组等措施,优化农村金融组织结构[7]。这些政策为农村金融提供了制度支持和资金保障。山东省也结合实际出台系列举措,加强财政金融联动。例如,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联合省财政厅实施“财金联动”奖补政策,对乡村振兴示范县设立专项奖补资金 5000 万元,并为示范县单列不低于 80 亿元的再贷款再贴现额度。此外,省内还推广“农银联动”“信保基金共建”等创新模式,分散信贷风险,提高信贷投放效率。

四、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效率的路径探析

(一)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为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效率,首先需要优化金融资源的空间和结构配置。一方面,应继续完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扩大小微型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网络覆盖,包括鼓励村镇银行、农商行向欠发达地区设立网点,推动农村金融服务进村入户。同时,应借助数字金融手段夯实服务基础,如推广农村电子支付、移动银行和互联网金融平台,使金融服务可以跨越地域限制触达偏远村庄。另一方面,要优化信贷资源投放结构,既要确保基层农户和农业生产的融资需求得到满足,也要支持农村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可以实施专项信贷计划,对农业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提供授信优惠,引导金融资源聚焦乡村产业链和现代农业项目。此外,通过建设农村金融信息平台,提高数据共享程度,使金融机构能够获得更多农业经营主体信用信息,降低风险评估成本,从而更精准地配置资金。综上,通过提高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精准性,能够提升农村金融服务的整体效率。

(二)提升金融服务能力

金融服务能力的提升是提高效率的核心。发展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是当前的重要方向。一方面,金融机构应创新服务方式,降低农村金融服务的门槛和成本。例如,推广小额信用贷款、农业保单质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等适合农户特点的产品,缩短审批流程、降低首付比率,鼓励更多农民和农业企业参与金融服务。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可以针对乡村产业合作社、专业大户等定制投贷联动模式,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数字金融服务,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高服务效率。例如,利用农村电商和农业物联网数据为农户建立信用模型,实现无抵押或低抵押的小微贷款;推广移动 APP、短信等渠道让农户实时获取金融产品信息和信贷支持。数字技术可以显著降低传统金融服务的物理成本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办理效率与客户覆盖率。联合资信报告指出,随着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和监管加强,农村金融机构在信贷覆盖面和长期贷款比重上有所优化。

(三)完善政策与制度环境

从制度角度来看,应进一步健全支持农村金融的长效机制。首先,财政应继续加大对农村金融的补贴和激励。例如,延续并扩大对乡村振兴示范县的财政奖补力度,对开展农村金融创新示范的地区给予专项资金支持。同时,建立风险补偿和信用担保机制,减轻银行对涉农贷款的风险顾虑。山东农担模式即为有效尝试,能够分担农户贷款风险,提高银行贷款的可得性。其次,要强化监管适应性,推动农村金融改革。例如,应根据农村金融的特点优化考核指标,鼓励农村信用社改革创新,引导农村商业银行回归乡土,提高其服务“三农”的自觉性和效能。此外,应提升农村金融制度的配套性,包括统一涉农资金管理平台、健全涉农保险体系、推行普惠金融评估等。最后,加强乡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农村信用信息共享体系,消除信息壁垒,提高征信水平。正如中央提出的,要加强涉农信用信息归集共享[7],使得金融机构能基于更全面的信息为农户和农业企业提供精准金融。通过财政激励、监管创新和制度完善的多管齐下,可以构建利于高效金融服务的政策环境,从而稳步提升山东省农村金融服务效率。

五、结论

本研究以统计学视角分析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山东省地级市农村金融服务效率的现状与提升路径。研究发现,当前山东省农村金融服务效率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区域间差异明显。金融资源供给虽然持续扩大,但配置结构仍需优化;农村经济发展为金融服务提供了广阔空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但偏远地区基础仍薄弱;而政策环境总体有利,但需要细化差异化激励措施。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布局、发展普惠与数字金融、健全财政奖补与风险补偿机制等对策。研究提示:要真正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效率,既要加大资源投入和技术创新力度,也要通过制度创新构建良好政策生态。未来研究可进一步结合山东省地市级的实证数据开展效率测算,并评估具体政策工具效果,以更好指导农村金融改革实践。上述策略的落实,有望为实现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有力金融支持,助推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李光毅. 整村授信对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效率的影响[J].大众投资指南,2025,(07):66-68.

[2]刘欣.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金融服务效率提升对策[J].热带农业工程,2021,45(04):51-54.

[3]蒋远胜,吴平.农村金融改革与乡村振兴[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2011:284.

[4]许丹丹.中国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2013.

[5]高辰.提升我国农村金融服务效率的对策研究[D].哈尔滨商业大学,2

作者简介:张晴出生年月:1991.7.1,性别:女,民族:汉,籍贯(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