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院校资助育人体系的优化与实践探索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高校学生资助工作是保障教育公平的一项重要举措，是高校育人的一个核心环节。高职院校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学生群体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方面，不少学生来自农村、城镇低保家庭或经济欠发达地区，家庭经济困难比例相对较高，对资助的需求更为迫切；另一方面，高职教育以“实践育人”为核心，学生的职业发展不仅需要经济支持，更需要技能提升、心理疏导、社会适应等多维度的帮扶。因此，高职院校的资助工作绝非简单的“经济补贴”，而是关系到学生成长成才、社会人力资源供给乃至国家产业升级的系统性工程。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高职院校已构建起“奖、贷、助、补、免、勤”全方位资助体系，实现了“应助尽助”的兜底目标，资助覆盖范围与规范化程度显著提升。然而，随着社会对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要求的提高，传统资助模式逐渐暴露出“重经济保障、轻育人功能”“重短期救济、轻长期发展”等局限性，难以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在此背景下，探索构建“发展型资助体系”成为高职院校的重要课题。这种体系不仅要解决学生的经济困难，更要通过精准化认定、多元化帮扶、全程化育人，激发学生的内生动力，提升其综合素质与职业竞争力，最终实现“资助”与“育人”的深度融合。

一、高职院校资助体系的发展现状与成效

（一）政策体系日趋健全，形成多元资助格局

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高职院校已构建起相对多元的资助政策体系，形成了政府主导、学校和社会积极参与的“奖、贷、助、补、免、勤”全方位资助体系，建立以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学费补偿贷款代偿、勤工助学、校内奖助学金、困难补助、伙食补贴、学费减免等多种方式并举的资助政策体系，同时实施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入学“绿色通道”，实现了“应助尽助”的兜底目标。

（二）资助覆盖面持续拓展，保障效能显著提升

随着国家对教育公平的保障体系越来越完善，资助资金投入持续增加，高校受资助学生的比例逐年上升。根据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布的《2023 年中国学生资助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23 年全国累计资助普通高等教育在校学生达4529.63 万人次，累计资助金额达1854.38 亿元。【2】近年来高职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覆盖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许多院校能够做到应助尽助。

（三）管理流程逐步规范，技术支撑初步显现

各高职院校在资助工作中，学生资助工作体系越来越完善，各高校都建立了规范的操作流程。从学生申请、班级民主评议、学院审核到学校审批，每个环节都有明确的要求与标准。部分院校上线“建档立卡风险预警系统”，实现与国家系统、银行征信、校园消费数据的对接，为精准资助提供了技术支撑，实现困难认定、资金发放的全流程线上管理。

二、高职院校资助体系的局限性与现实困境

（一）资助形式固化，育人功能弱化

当前高职院校的资助模式仍以经济补贴为核心，各类助学金、奖学金、助学贷款等项目均聚焦于缓解学生的经济压力，形成了“给钱了事”的固化思维。这种单一的物质资助模式，过度强调“资助”的经济属性，却忽视了“育人”的教育本质。在实际操作中，学校往往将重心放在资金的发放与管理上，对受助学生的思想动态、价值导向关注不足，感恩教育、励志教育等环节严重缺失。

与此同时，受助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消费观念偏差的问题。由于缺乏针对性的消费引导，一些学生在获得资助后，并未将资金用于学业提升或基本生活保障，反而出现盲目消费、攀比消费的现象——有的学生用助学金购买高档电子产品、名牌服饰，有的甚至参与超前消费、借贷消费，不仅背离了资助政策的初衷，还可能陷入新的经济困境。这种消费观念的扭曲，本质上是资助工作中“育人”功能缺失的直接体现，暴露了当前资助体系在学生价值观塑造方面的短板。

（二）勤工助学机制低效，岗位育人价值缺失

勤工助学作为资助体系中兼具“济困”与“育人”功能的重要环节，在实际运行中却面临诸多困境。从岗位供给来看，多数高职院校提供的勤工助学岗位数量有限，且岗位类型集中在行政辅助、校园保洁、图书馆整理等基础服务类工作，与学生的专业技能、年级特点匹配度极低。

在管理机制上，勤工助学岗位普遍存在“一聘定终身”的现象，缺乏科学的轮换与竞争机制。许多岗位一旦确定人选，便长期固定不变，新申请的学生难以获得机会，而在岗学生也因缺乏竞争压力，工作积极性逐渐降低，甚至出现敷衍了事的情况。此外，岗位管理缺乏标准化流程，既没有明确的岗位职责说明书，也没有规范的考核评价体系，学生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严重影响了勤工助学的育人效果。

从报酬机制来看，当前勤工助学的报酬普遍采用“计时工资”模式，且标准偏低，与学生的劳动付出不成正比。更重要的是，报酬形式单一，仅以现金发放为主，缺乏与学业奖励、技能认证、综合素质学分等挂钩的多元化激励方式，难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也无法实现“劳动育人”与“学业提升”的有机结合。

（三）资助结构失衡，非经济帮扶滞后

高职院校资助体系的“失衡”主要体现在经济资助与非经济资助的严重割裂。经过多年发展，以国家助学金、奖学金、助学贷款为核心的经济资助体系已相对完善，基本实现了“应助尽助”的目标。然而，精神资助与素质能力资助却长期处于滞后状态，形成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畸形结构。

在精神资助方面，学校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状况、情感需求关注不足。许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因经济压力产生自卑、焦虑、敏感等心理问题，却难以获得专业的心理咨询与疏导。部分学校虽设立了心理咨询室，但由于缺乏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群体的专项服务，加上学生因“面子问题”不愿主动求助，导致心理问题逐渐积累，甚至影响学业与生活。同时，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引导也较为薄弱，缺乏通过榜样教育、励志讲座、生涯规划等方式帮助他们树立自信、明确方向的系统性举措，使得部分学生陷入“等靠要”的消极心态，缺乏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

在素质能力资助方面，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技能培训、社会实践、创新创业等发展型项目严重匮乏。多数学校将资助资源集中于经济补贴，而在职业技能证书培训、企业实习、创新创业大赛等方面的投入极少，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专业能力、实践经验、社会适应性等方面与其他学生存在明显差距，毕业后难以在就业市场中立足，形成“经济脱贫易、能力脱贫难”的困境。

（四）认定机制粗放，精准度与动态性不足

家庭经济困难认定是资助工作的起点，但其准确性与公正性却始终面临挑战。当前高职院校的认定主要依赖学生提供的地方民政部门或乡镇出具的贫困证明，以及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然而，这类证明的真实性难以保证：一方面，部分地区存在“人情证明”“关系证明”现象，一些家庭经济并不困难的学生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贫困证明；另一方面，证明内容往往过于笼统，仅标注“家庭困难”，缺乏具体的收入数据、家庭负债、成员健康状况等量化信息，无法准确反映学生的实际困难程度。

更重要的是，认定过程缺乏动态调整机制。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可能因突发事件发生变化，但学校难以实时掌握这些信息，导致“该资助的未资助，不该资助的却受助”的情况时有发生。此外，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存在“羞于求助”的心理，不愿公开申请资助或提供家庭困难信息，担心被同学歧视、贴上“困难生”标签，这种“隐性贫困”现象进一步加剧了认定难度，使得许多真正需要帮助的学生被排除在资助范围之外。

（五）监管体系缺位，资助效能难以保障

资助监管机制的“缺失化”，是导致资助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重要原因。在监管层面，对资助对象的动态管理严重不足。学校在认定家庭经济困难生后，往往缺乏对其家庭经济状况、在校消费行为的持续跟踪，难以根据实际变化调整资助等级或终止资助。例如，部分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已明显改善，却仍长期领取助学金；而一些学生因突发困难陷入贫困，却无法及时获得资助。此外，对资助资金的使用监管也较为薄弱，学校难以核查学生是否将助学金用于学业与生活，导致资金被滥用、挪用的现象时有发生，影响了资助资源的使用效益。

（六）资金渠道单一，社会参与度不足

高职院校资助资金的供给过度依赖国家财政拨款与学校自筹资金，社会力量参与度严重不足，形成了“政府独担、学校承压”的被动局面。尽管国家每年都会加大对教育资助的投入，但面对日益增长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数量与多样化的资助需求，仅靠政府资金已难以满足实际需要。许多高职院校因办学经费紧张，在自筹资金方面力不从心，不得不压缩资助规模或降低资助标准，影响了资助工作的质量。

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企业、社会组织及个人参与资助的税收优惠、荣誉表彰等政策支持不够明确，降低了社会资本的参与热情；二是校企合作、社会捐赠的渠道不够畅通，学校与社会力量之间缺乏常态化的对接平台与合作机制；三是社会对高职院校资助工作的认知度较低，许多企业更倾向于资助普通本科院校，对高职院校的关注度不足。这种单一的资金来源结构，不仅限制了资助力度的提升，也难以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学业提升、技能培养等方面的多元化需求。

三、高职院校资助体系的构建

（一）以大数据为支撑，构建精准化认定与响应机制

精准化是发展型资助的核心前提，需依托大数据技术打破信息壁垒，实现从“经验认定”到“数据画像”的转型。首先，建立多维度信息采集平台，整合学生学籍信息、家庭经济数据（如民政部门低保记录、扶贫办建档立卡信息等）、校园消费轨迹（食堂就餐频率、超市消费金额等）、学业表现（成绩排名、获奖情况等）等指标，通过算法模型生成“困难指数”与“发展需求图谱”。其次，针对“隐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群体，设置“匿名需求申报通道”，学生可通过校园 APP 提交个性化诉求，系统匹配资源后以“通用帮扶”名义提供服务，保护学生隐私的同时确保资助精准触达。

（二）构建“物质保障+精神赋能+能力提升”的多元资助生态

多元化资助需突破“经济补贴单一化”困境，构建“物质保障+精神赋能+能力提升”的三维体系。在物质资助层面，除保留传统助学金、助学贷款外，增设“弹性补助”项目：对寒暑期留校学生发放“生活补贴包”，为实习期间交通费用较高的学生提供“通勤补助”等。

精神资助层面，建立“1+N”心理支持网络：每个院系配备1 名专职心理辅导员，联合N 名受助学生组成“成长互助小组”，通过每月主题沙龙疏导心理压力。开发“心灵树洞”线上平台，学生可匿名倾诉困惑。

能力培养层面，设计“阶梯式发展项目库”：针对大一学生开展“职业启蒙计划”，通过企业参观、行业讲座培养职业认知；大二开设“技能提升工坊”，对接专业考证提供免费培训；大三启动“创业孵化营”，入选项目可获得启动资金及导师一对一指导。

（三）强化资助与育人协同，构建价值引领体系

以“资助为桥、育人为魂”为理念，将价值引领贯穿资助全过程。在感恩教育环节，创新“物质受助+精神回馈”模式：受助学生每获得资助，需完成规定时长的公益服务（如社区支教、校园迎新志愿服务），服务记录纳入综合素质评价。每年举办“资助育人故事会”，邀请优秀受助毕业生分享“从受助到助人”的经历，强化“受助思源、感恩奋进”的认知。

在社会责任感培养方面，组织受助学生利用假期深入经济困难地区开展技术帮扶，将专业技能转化为社会服务能力。设立“诚信档案”，对提供虚假信息骗取资助者录入征信系统，同时对积极参与公益的学生给予“诚信加分”，纳入奖学金评选指标。

（四）实施全周期动态管理，提升资助精准效能

动态管理需实现从“一次性资助”到“全学业周期跟踪”的转变。建立学生经济状况监测中心，每月自动比对学生消费数据与资助标准，当发现异常波动（如突然频繁购买奢侈品、月消费激增 50%1%. ）时，启动人工复核程序，确认家庭经济改善后及时调整资助等级。开发“资助调整直通车”线上通道，学生可自主申报家庭收入变化，上传佐证材料后快速内完成审批。

实施资助效果评估体系，从“经济缓解度”“学业进步率”“心理健康水平”“就业质量”四个维度设置量化指标，每学期进行一次综合测评。对连续两学期测评不达标的学生，暂停资助并启动“一对一帮扶”，通过学业辅导、心理干预等措施帮助其改善状况，达标后恢复资助资格。

建立退出与准入联动机制，毕业年度学生自动退出资助体系前，开展“就业衔接服务”；对新入学学生，在军训期间完成家庭经济状况预评估，及时发放补助，避免因经济困难影响入学。

（五）凝聚多方合力，构建协同共治的资助共同体

打破“政府单极主导”格局，形成“政府引导、学校主责、社会参与”的协同网络。在政校协同方面，与教育、民政、人社等部门共建“学生资助大数据联盟”；争取地方政府设立“高职专项资助基金”，对校企合作的实训基地项目给予税收减免，激励企业接纳受助学生实习。

四、结论与展望

高职院校资助体系的构建是实现教育公平、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的关键举措。当前，我国高职院校已形成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资助格局，在政策完善、覆盖范围与流程规范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仍存在资助形式单一、育人功能薄弱、体系失衡、认定机制不精准、监管缺失及资金来源单一等问题。

为突破传统资助模式的局限，需构建以“发展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