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视角下的夏商周经济情况研究

夏商周时期的农业较龙山时代已有较大的发展，以河南新砦二里头时代遗址为例，此时的农作物出土情况如下：粟 68% 、黍 13% 、稻 12% 、小麦 4% 、大豆 3% [1]。同遗址中龙山时代遗存所出土的农作物较二里头时代缺少小麦，且粟类植物的占比远小于稻类植物。值得注意的是，三种豆科植物的发现意味着古人可能已经用这些植物作饲草来喂养家畜。狗尾巴草、藜、马唐、紫苏等是常见的旱作田间杂草，通常与粟、黍伴生，在古人收割粮食时被携带到遗址中，从侧面反映了新砦遗址人们应该是以粟黍为主要食物。

从动物考古学的研究结果看，先民饲养猪、狗、黄牛与绵羊，野生动物中主要狩猎鹿科动物。到新砦期时家养动物已占所有动物的 76% ，其中猪的数量最多占 71% ，绵羊占 14% ，二者的发展趋势是猪越来越少，绵羊越来越多[2]。但羊的数量变化反映的并非是其在人类肉食资源占据地位的变迁，而可能是用来开发羊的次级副产品羊毛的。显然随着家畜饲养逐渐满足人的食物需求之后，这些家养动物又有了新的用途[3]。

二里冈文化遗址出土的农具，以质料而言，有铜、石、木、蚌和骨器等。农具的用途划分，有砍伐、翻土、中耕和收割四类。常见的砍伐类农具，主要是斧。翻土工具主要是耒和耜。中耕工具主要是铲。收割工具主要是镰和刀。综合来看，农业生产较前有了很大发展1.当时的石、骨、蚌等质料的农具较前有了很大的改进。2.青铜农具在农业生产中己经有了较多使用3.农业与各种手工业的进一步分工、也会促进当时农业生产较前有更大的发展。除农业外，畜牧业与渔猎业也都是商文化时期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除了获取日常所需肉食、保证墓葬殉牲外，祭祀也是刺激畜牧养殖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整体而言，在夏商周时代，农业与养殖业的发展是相辅相成、不断进步的。以殷墟遗址为例，据考古学家分析，殷墟的布局是“大邑商”的模式，商王及其宗室位于殷墟的核心位置，其周围分布着各个王族族邑，众星捧月般地守卫着商王。能够满足如此多人口的日常生活，商时期的农业及养殖业必然是十分发达的。夏商时期农业的巨大发展，也为两周人口的增长奠定了基础。

二．夏商周时期的手工业

众所周知，夏商周生产资料及其所转化的经济权力是一种独特的私有制， 亦即官有制，完全归官吏和官吏阶级所有：一方面，土地是王有制，归国王一人所有；另一方面，不但土地及其所转化的经济权力——主要是支配土地和耕作者以及收取地租的经济权力——是官有制，而且工商经济权力也是官有制，因而所有经济部门的经济权力都实行官有制，归官吏和官吏阶级所有。手工业在这一背景的发展就是“工商食官”制度，百工和官贾为官府效力[4]，且世世代代从事这一职业。

夏商周时期的手工业分为以下几种：制陶业、青铜制造业、冶铁业、制骨业、磨制石器业等等。其中青铜冶铸无疑是夏商周三代最为灿烂的文化瑰宝，青铜时代的由来也是因青铜器而得名。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发现于甘肃东乡林家遗址，遗址中出土的一把青铜短刀被考古学者们判定为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但龙山时代的青铜器制作粗糙、青铜与红铜的比例还不科学。这一时期虽然见有青铜器，却难以称之为青铜时代。进入夏纪年，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中原大地出土了数量众多，形制多样的青铜礼器和兵器，青铜时代从此开启。西周前期是青铜铸造的鼎盛时期，铜器种类繁多，制作精美，后期制作趋于简化，但多铸有长篇铭文。位于洛邑成周的洛阳北窑铸铜遗址是目前考古发现的西周时期最大的铸铜遗址。西周青铜器的生产大致包括制模、制范、熔铜、浇铸等一连串作业。其中，铸造仍采用浑铸法和分铸法，以前者为主。还出现了铁制品。

正如上文所言，此时的青铜冶铸制作工人只为贵族阶级服务，这也就意味着夏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制作十分精良且数量众多。仅在周王室所盘踞的周原地区，青铜器窖藏就不止一次被发现。成组的礼乐器无不显示着当时钟鸣鼎食之家的地位。

除青铜器外，陶器也是夏商周时期的居民日常使用的重要物品。夏商周三代在陶器的使用上，既有继承也有创新。夏人以灰陶为主，器型主要有夹砂深腹罐、花边口沿罐、扁三角足鼎为主；商人则以分档鬲、甗和斝为主；周人集夏商两代的器物又有创新。原始瓷在夏商周也有了发展，根据许宏等学者研究二里头遗址所出土的原始瓷具有以下特点[5]：1. 二里头遗址白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胎料组成明显区别于一般日用陶器, 它们胎料中熔剂含量较低, 属于瓷石类型, 由此可见当时陶工对于这类器物的原料能有意识选择。这种类型的原料可以承受更高的烧成温度, 是原始瓷及后代瓷器产生的基本物质条件。

2. 白陶原料的波动性较大, 并且其中氧化铁含量平均值有随白陶颜色白、黄、红、灰的变化而依次增加的特征。贵族墓出土的斗笠形白陶器使用了纯度较高的高岭土原料,并且在表面采用了朱砂涂红的装饰技术。

3. 二里头遗址出土白陶的烧成温度在900 度~1000 度之间, 不同颜色的白陶烧制气氛也存在差异。ELT-72 原始瓷胎的晶相组成中具备了一般瓷器胎的主要特征, 烧成温度应该在 1100 度之上。样品釉层中有少量钙长石析出, 胎和釉之间没有形成发育良好的中间层, 反映了当时施釉和烧制技术的原始性, 但样品上的釉并非草木灰和窑汗等落在器物表面形成的自然釉。

东周时代的铁器遗存也有重要发现，河北兴隆县战国时期燕国冶铁遗址出土的大量铁范江苏六合县程桥春秋晚期墓中出土的块炼铁铁条和年代最早的生铁铁丸，均证实了在春秋时期，冶铁技术已经出现，及至战国中晚期，冶铁术已经相当普及。这些考古发现，促使学术界对我国早期冶铁及铁器制造工艺技术予以关注。

制骨业在新石器时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以晚商时期殷墟遗址为代表，大型制骨作坊至少有三处，即铁三路、北辛庄和大司空村。对铁三路骨料的初步分析显示，晚商都城制骨业具有惊人的规模、高度的专业化水平和复杂的生产组织。从其生产规模和产品的惊人数量来看，尤其是通过量化分析复原的骨笄数量来看，远远超过商王室与贵族的消费需要，生产的主要目的很可能是为了销售，以商品性生产为主。这对于我们认识晚商社会的经济性质或者说生产经济的复杂性有着重要意义。

三．总结

本文主要以考古材料为依据，从材料入手来分析夏商周时期的经济情况。因为材料众多，故主要关注农业与手工业这两大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并且在研究中我们得到的一些结论证明了历史学以往的研究很可能是存在缺漏的，需要考古学的材料来更改以往的看法。在遗址的选择上，主要关注大型都邑性质的遗址，该类遗址遗存丰富且在文化内涵上比较具有代表性，能够反映出年代特征以及不同族群人们的文化内涵。以往的夏商周经济史学研究缺少对考古材料的关注，导致很多研究成果已经落后甚至不能够真实反应当时的真实经济情况。在经济史学的研究中，应该更多关注考古材料，充分利用考古学“证经补史”的独特作用，让历史学与考古学深入融合，裨补阙漏。

[1] 张雪莲，仇士华，蔡莲珍，薄官成，王金霞，钟建。新砦—二里头—二里冈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与完善 [J].考古,2007(08)

[2] 戴玲玲, 李志鹏, 胡耀武, 赵春青, 王昌燧。新砦遗址出土羊的死亡年龄及畜产品开发策略 [J].考古，2014(01)

[3] 张雪莲, 赵春青。新砦遗址出土部分动物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J].南方文物，2015(04)

[4] 张岂之。中国历史：先秦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5] 吴瑞、吴隽、李家治、邓泽群、许宏:《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陶器的科技研究》, 《科技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