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王桥张公馆及张思孔逸闻

成都老城东区的桂王桥，有四条呈十字形分布的小街，分别称桂王桥东街、桂王桥西街、桂王桥南街、桂王桥北街。桂王桥西街为东西走向，长150米，东与桂王桥东街相接，西与东玉龙街相通。走进今日的桂王桥西街，随着城市建设发展，进入眼帘的是一座座商业和住宅楼，百年以前的木结构平房及四合院已不见了踪影，唯有道路的布局和路边的泡桐树，还可依稀存有往昔的痕迹。

百年前的桂王桥西街，街面上除东头向桂王桥南街拐角处有一幢新式楼房外，临街的建筑都是传统灰瓦白墙的坡顶平房，多为民宅以及饮食、杂货商铺，每天都有许多附近街区的居民来此采买生活物品。这条街与其它街道略显不同的是，街上坐落着几处较大的宅院，也叫“公馆”，在此的住户不乏有些名气或者是有所作为的人，如：辛亥革命彭县起义大同军元帅公孙长子曾经住在路南；著名川军将领陈离先生曾经住在街的中段路北；作家巴金的大哥李尧枚曾经住在街西头路北，还有川军将领田颂尧之弟田泽孚、画家张大千以及成都市长杨全宇等也曾在此居住。

张公馆位于桂王桥西街中段路南，房主人张思孔，又名天培、师孔，生于1883年，成都人，家中兄妹六人，他排行第二。1901年，他考取四川首批官派赴日留学生，先后毕业于日本成城学校、大阪高等工业学校，是当时少有的学习理工科的留日学生，经清政府组织的廷试，被授予“工科举人”职衔，后在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四川陆军学堂、四川高等工业学堂等校任教。

大约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张家三代人就居住在门牌为桂王桥西街59号的院子了。这是一处有三进院子的住宅，大门为两层门楼，二层临街面有格子窗。大门为对开两扇木门，门上有彩绘的门神画，门外两侧有一对石狮子。大门很宽，可并排走四、五个人，门楼内侧还有一道门，平时并不太用。进大门约五米有一座二门，有门垛和脊顶，两扇木门平时不开，进出只从门两侧绕过。过此门向里走约10米就到了大厅，宽敞明亮的大厅是院中面积最大的建筑，用于停放车、轿，大厅两侧各有一组套间。穿过大厅是一个院子，中间是一条通往正房的小路，路右侧有一棵垂丝海棠树，树干直径近30公分，每年三月中下旬，海棠花开，满庭芬芳，招来大量蜜蜂采蜜，春意盎然。穿过院子就是堂屋，堂屋有二层龛台，上面用于摆家谱、牌匾，“工科举人”匾就挂在那里。堂屋东侧为张思孔先生居室。堂屋后面是餐厅，走出去就是后院了，最后一排房子有厨房以及储存粮食、煤炭、柴火等生活物品的储物间，院子的后墙外就是骆公祠街的贲园，那里有幢藏书楼，现在依然完好。

每年春节临近时，大厅和正房门口要各挂一对灯笼。在族人的记忆中，每年快到年三十的时候，全家老少聚在一起吃年饭，届时在荣乐园餐馆预订饭菜，他们派伙计挑担送到院中，总少不了海参、鱼肚、烤乳猪等代表菜品。到了大年初二，张家兄弟姊妹都到桂王桥西街张家大院团拜，张家的堂表亲戚也到此一聚，人多时达三、四十人。平时各自忙碌，难得一见，此时不免嘘长问短，其中有留学日本的本家长兄钰中，毕业于上海公学的三弟执中，毕业于四川高等工业学堂的四弟用中，毕业于美国诺威治大学的五弟治中，毕业于黄埔军校的永淦等；来拜年的叔伯亲戚中有毕业于四川机器工艺学校和北京陆军大学堂的张伯炎，毕业于陆军大学的张仲雷等，加上回娘家的女儿以及各家的太太、孩子们，济济一堂，其乐融融，这算得上是张家大院一年中最热闹的一天。

在大院的堂屋，迎面靠墙设置一张长条案子，上面供奉着张氏历代考妣神位，依次为成都张氏开组赓盛公、学诗公的神位，每天早晚要烧三炷香，初一及十五增点一对蜡烛敬祖。前设两张方桌，上摆花瓶、盆景、清供等。堂屋前院的东厢房，有一个房间为横堂屋，内有供桌，上面摆有家族其他先人的牌位，以供敬仰。每年清明节，叔伯亲戚们在长辈带领下，前往城北凤凰山家族墓地扫墓，族人们由城内各处，乘坐人力车、独轮车或骑自行车汇聚一处，数十人浩荡而去，年复一年，形成了敬祖先的家族传统。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川军出川抗日，第41军122师师长王铭章，多年前就读四川军事学堂时曾是张思孔的学生，一日亲到张家大院向老师道别，不想此次竟成永别，转年春在滕州保卫战中王师长为国捐躯，举川为之致哀。随着对日战事的进展，张家族人中有多人随军参战：毕业于美国诺维奇大学的张东泉担任军令部参谋及战讯组发言人；张仲雷担任三十六集团军参谋长；毕业于黄埔军校炮科的张永栻参加了武汉会战及远征军赴缅作战；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张永言参加了战时川康公路的修建等，他们都在各自岗位上为抗战尽了一份力。武汉会战后，张永栻被授予“保家卫国”、“杀敌光荣”两个奖牌，以彩绘工艺和木板制成，挂在大门的横框上，引来街坊邻居和路人羡慕的目光和褒奖。

抗战期间，成都遭到日军飞机轰炸，为减少无辜人员的伤亡，市区居民开始向郊外疏散，桂王桥西街的居民也纷纷离开各自的宅院。张公馆的人们迁往城西北郊的五里墩及其他地点居住，五里墩是在坐落在空旷田野里的一排平房，他们在这里一直住到1945年日机不再轰炸，才迁回桂王桥西街张公馆。这期间唯有张思孔先生因就职于四川兵工厂工务处，需要坚守岗位，郊外交通不便，难以按时工作，因此一直住在桂王桥西街公馆。当时，张思孔留日的同窗，北平朝阳法学院院长江庸，到成都借寓于张公馆两年，对同老学正直、严谨的为人之道，以及坚持服膺儒家孝悌忠信精神的做法深感赞佩，临别特赠“孝友好家风”的书法条幅。

抗战后期疏散结束，回到桂王桥时人们发现，几年间，公馆里又添了佐荧、佐芳等几个顽皮的孩童，而原来还没上学的佐铨一晃已小学快毕业了。抗战胜利日的到来，住在桂王桥西街与张公馆的孩子们，欢呼着奔向春熙路，观看盛况空前的胜利大游行。桂王桥西街依然是车水马龙。街东、西两头的茶馆里，老街坊们又摆起了龙门阵；街西头与竹林巷交叉口的面馆还是热气腾腾；到路南的汤圆铺买甜食、豆浆、醪糟蛋的顾客终日不断。豆腐店、水果店米花糖店、锅盔铺、花生店、药铺也都恢复了往昔的繁忙。张公馆大门东侧的临街铺面房，是一家经营石灰与建材的商户。大门门框下端原有木制门槛，为防磨损，门槛上包上了铁皮。随着人力车成为了主要的交通工具，为方便人力车进出，去掉了门槛，门外的一级台阶也改为了斜坡。抗战胜利后，原在张公馆居住的部分人家没再回到院中，用中一家住进东邻的院子，永言一家搬到了桂王桥东街35号院，桂王桥西街张公馆显得平静了许多。

三十年代末，张天培被推选为成都市东区民代表和区民代表会主席。1940年5月30日至6月4日，广汉发生“壮丁围城事件”[1]，因有官员在壮丁抽签中寻私敛财，引发二十余个乡的民众包围县城并与驻军发生冲突，死伤多人，由地方士绅与有关方面出面调停。当月，张天培等十三位民众代表对县长孙实先提出控告，迫使其被免去县长职务。

五十年代，张思孔先生因病离世，已经长大的年轻一代陆续离开了桂王桥张公馆老宅，奔赴各地开始了新的工作和生活，昔日桂王桥西街59号张公馆的日子留在了他们难忘的记忆中。

注释：

[1] 向启杰：《广汉壮丁围城事件始末》，《广汉文史资料》第七辑，1986年，第26页。

作者：张冰（65岁，退休），职称：高级工艺美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