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电影中男权主义倾向的隐蔽性研究

一、引言

作为中国 “第五代” 导演领军人物，张艺谋的作品题材丰富、风格独特，多次斩获国际奖项，其影像中的女性形象更是备受关注 —— 从《金陵十三钗》中勇敢的玉墨到《秋菊打官司》中坚韧的秋菊，均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然而，在聚焦女性命运的表象下，其作品暗含男权主义倾向：女性看似是叙事核心，实则沦为男权社会的附庸，主体意识被持续淡化。男权主义（男权制）作为主张男性主导社会的观念体系，在其作品中并非直白呈现，而是通过多重机制隐蔽存在，这一特征值得深入探究。

二、张艺谋电影中男权主义的显性呈现

（一）女性的物化与功能化

张艺谋电影中，女性常被简化为满足男性需求的工具符号，独立人格被消解。《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接受新式教育的颂莲因家道中落嫁入陈家为四姨太，初入宅门时对 “点灯”“捶脚” 等恩宠仪式不屑一顾，最终却深陷其中、费尽心机争夺特权。掌控其命运的陈老爷始终未露正脸，却如无形之手支配一切，女性的价值完全依附于男性的认可，沦为传宗接代与欲望宣泄的载体。这种物化本质，正是男权主义在家庭场域的直接体现。

（二）女性命运的悲剧性循环

张艺谋作品中的女性无论如何抗争，多难逃悲剧宿命，这种悲剧既包括物理死亡，更涵盖精神异化。《金陵十三钗》中，玉墨等秦淮妓女为保护女学生，毅然代其赴日军庆功宴赴死，勇敢无畏却沦为牺牲者；《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悲剧更具循环性，颂莲疯癫后，五姨太随即嫁入，新的苦难再度开启。《第二十条》中的郝秀萍则呈现另一重悲剧：遭强奸后，丈夫为保护她伤人致死面临死刑，她求助无门，最终竟以跳楼求 “换” 丈夫脱罪，人性在压迫下彻底扭曲，印证了女性难以挣脱的悲惨宿命。

（三）男性对命运的绝对主导

男性角色在张艺谋电影中始终掌控女性命运，其影响力通过家庭、婚姻等制度渗透。《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陈老爷仅凭 “点灯”“封灯” 的简单仪式，便决定姨太们的地位与待遇，虽无直接暴力，却以规则构建起压迫框架。传统观念中，女性婚姻本就是男性长辈的交易筹码，婚后更需臣服于男性权威，这种主导性使女性彻底丧失对自身命运的掌控权，成为男权秩序的服从者。

三、观众对张艺谋电影的认知分化

通过问卷调研发现，观众对张艺谋作品的认知存在明显偏差。多数观众认可其女性形象的鲜明性，认为这些角色突破 “依附男性” 的刻板印象，展现出 “她力量”— 如认为《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颂莲的反抗是对封建压迫的控诉。但对于男权倾向，部分观众将其归因于 “题材涉及传统文化的必然性”，忽视了导演叙事视角的主动选择，未能察觉影像背后的性别权力逻辑，这种认知偏差恰是男权倾向隐蔽性的直接佐证。

四、张艺谋电影中男权主义的隐蔽机

（一）叙事视角的隐性蒙蔽

张艺谋通过叙事视角的选择，悄然强化男权逻辑。《秋菊打官司》以秋菊为主角，但其抗争核心是为被踢伤下体的丈夫讨说法，本质是维护男性尊严与家族荣誉，自身诉求退居其次。观众跟随剧情推进时，不自觉接受“男性为家庭核心” 的设定，女性主体意识被消解。《满江红》中，瑶琴的行动全程服务于张大主导的 “刺秦计划”，最终同归于尽的结局，实则是为烘托男性大义，自身沦为叙事工具。

（二）视觉语言的暗示强化

色彩与镜头语言等视觉元素成为男权观念的传递载体。《金陵十三钗》中，玉墨等妓女进教堂时，镜头通过约翰、李教官的 “凝视” 展现其登场，将女性置于被审视的被动地位。即便刻画玉墨的坚韧，影片仍让其将希望寄托于男性神父，最终妓女赴死的悲壮镜头，实则是完成男性视角下的 “牺牲美学”，掩盖了女性力量的主体性。这种视觉设计，使男权主导地位在潜移默化中被接受。

（三）女性抗争的本质局限

影片中女性的 “抗争” 始终被限定在男权框架内，无法撼动其话语体系。秋菊 “讨说法” 看似是女性觉醒，实则是维护男权家庭秩序；颂莲对宅斗规则的反抗，最终沦为对男权认可的争夺，并未突破 “依附男性获取价值” 的逻辑。这种 “虚假抗争” 让观众感受到女性力量，却忽视了抗争目标的局限性，使男权倾向得以隐蔽。

（四）“拯救者 - 弱者” 的角色固化

影片始终延续 “男性拯救女性” 的叙事模式：男性以 “拯救者” 自居，女性则为 “待拯救的弱者”。《金陵十三钗》中，玉墨等妓女虽勇敢，剧情主线仍是军人、神父等男性对女性的保护，女性能动性被弱化。《满江红》中瑶琴虽机敏果敢，最终仍需以牺牲推进男性计划，无法成为独立的叙事推动力，这种角色设定进一步巩固了男权逻辑。

五、男权主义倾向的成因溯源（一）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

中国传统文化中 “男尊女卑” 思想源远流长，“三从四德” 将女性置于从属地位。家庭中，女性依附男性生活，以 “贤妻良母” 为准则；社会中，男性主导政治、经济等领域，女性被排除在外。虽时代发展推动性别平等，但这种观念仍根深蒂固。张艺谋作品多以历史或乡土为背景，不可避免受文化惯性影响，男权倾向成为传统文化在影像中的自然投射。

（二）创作意图的内在关联

张艺谋常以 “展现传统文化”“批判封建社会” 为创作目标，而男权主义是传统文化与封建社会的核心组成部分。家族宗法制度、婚姻伦理等均以男权为核心，当他全方位呈现这些文化形态时，便不自觉带入男权逻辑。如《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太太们的争宠、对 “点灯” 仪式的执着，既是对封建家庭的批判，也强化了男权主导的性别秩序。

（三）个人成长经历的烙印

张艺谋的成长经历深刻影响其创作。他在采访中提及父母秉持 “多子多福”“传宗接代” 观念，这种思想在作品中体现为对女性生育功能的强调：《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颂莲因假孕失宠，《秋菊打官司》中秋菊抗争的直接诱因是丈夫可能 “影响生育”，均将女性命运与生育价值捆绑。同时，他常赋予男性角色 “生命力”“拯救者” 意义（如《红高粱》中的余占鳌），进一步强化性别权力不平等。

六、结语

张艺谋以独特影像风格展现中国文化魅力，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具有现实意义，但其作品中的男权主义倾向不容忽视。这种倾向表现为女性物化、悲剧宿命与男性主导，通过叙事蒙蔽、视觉暗示等机制隐蔽存在，根源在于传统文化积淀、创作意图关联与个人经历影响。正视这一倾向，并非否定其艺术成就，而是以更全面视角审视影像与社会文化的关联。唯有明晰隐性性别逻辑，才能更深刻理解电影作为文化载体的多重内涵。

参考文献

[1] 周祥东.张艺谋电影的女性身体叙事研究[D].内蒙古师范大学，2020.

[2] 万良慧.张艺谋电影中被压抑的女性群像[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14 (04).

[3] 薛胜男.论张艺谋电影的男权主义倾向[J].电影文学，2014 (19).

[4] 金明.张艺谋电影中女性意识形态的流变[J].今传媒，2013,21(07).

[5] 张明芳，师佳.张艺谋电影中的女性文化传播[J].商场现代化，2012(20).

（该论文为院级学生科研项目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