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1]，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五千年中华文明智慧相融合，形成独特的现代化路径。从精神品格、价值追求、思维方式三个维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阐释以“天下为公”精神塑造共同富裕追求，用“经权之道”智慧创新守正创新模式，借“和合共生”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既守住文化根脉，又开辟现代文明新形态，对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价值。

一、天人合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本体论奠基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植根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这种本体论以有机宇宙观为认知前提，将人与自然视为动态统一的整体，区别于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在实践层面，这一理念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的辩证统一。在全球视野下，中国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框架，为构建现代文明发展作出独特贡献。

（一）有机宇宙观为生态现代化奠基

宇宙是一个整体，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的。注重人与环境的关系、与自然现象的关系，即我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这一观点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主张“人之居所，适宜与大山河流为舞”。换言之，人要顺应天道，以自然规律为根本要旨。

北宋哲学家程颢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实际是构建一种不同于西方哲学家笛卡尔主客二分的存在论。在儒家看来，人与自然的统一不是外在的结合，而是本质上的相通。朱熹对此有更系统的阐释，“天地以生物为心，而人所受以为心者，天地生物之心也。”这种思维将自然不是视为征服对象，而是生命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为生态现代化提供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资源。生态现代化是中国在吸收西方经验更依托传统有机宇宙观的基础上，提出“两山论”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系统性治理及“碳达峰、碳中和”等治理战略。为此，有机宇宙观赋予生态现代化“哲学基础”，使中国生态现代化既具备全球环境治理的共性，又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智慧。

（二）从“参赞化育”到可持续发展

参赞化育是中国儒家哲学的核心概念，出自《中庸》“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其核心在于，人类在自然演化中的能动作用。这里的“参赞”不是被动顺从，也非野蛮征服，而是基于深刻理解的协同创造。“化育”指万物生长，人不是自然的征服者，而是协助天地生养的参与者。明代农学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体现的正是这种智慧— 他既详尽观察自然规律，又积极改进农业技术，实现“天人协作”的增产目标。与西方生态观对比，不同于“人类中心主义”，区别于“深生态学”的彻底去人类中心化，更接近“生态人文主义”。

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以公平性、持续性、共同性为三大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理论最终目的是达到共同、协调、公平、高效、多维的发展。浙江安吉县更具代表性，该县放弃粗放开采模式，通过生态修复和发展绿色产业，实现GDP增长与环境改善的良性互动。这种发展路径不是简单的政策调整，而是传统宇宙观在当代的创造性表达——经济效益与生态价值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可以相互作用的整体。“参赞化育”为突破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瓶颈提供关键性的哲学思路。

（三）对比世界视野下的文明对话

对比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自然的祛魅”，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保持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对话能力。当生态危机成为全球挑战时，这种差异显示出特殊意义，中国式现代化对生态文明的追求，既吸收西方环境运动的经验，又有着自身深厚的思想渊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生态文明就是造福人类[3]。

以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简称“千万工程”）为例，历时20年的乡村生态振兴实践，生动展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鲜明特色。一方面，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为“千万工程”提供文化支撑。在推进过程中特别注重保留村庄的自然肌理。另一方面,“千万工程”创新性地实现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浦江县水晶产业整治，将污染企业关停发展生态旅游和有机农业，印证了《荀子》“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最新数据显示，该工程已累计改造2.7万个村庄，创建省级美丽乡村示范县58个，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率超过90%。将生态文明嵌入现代化进程的实践中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新方案。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道路，“千万工程”正是这种文化自觉的当代呈现。

二、崇德尚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论引导

中国式现代化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创新性发展，不仅构建“大同理想”与“共同富裕”的内在联系，还将“民本思想”升华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更是运用“义利之辨”的思想精髓，妥善处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这种创新既彰显中华文明的历史延续性，又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造力。

（一）大同理想的现代诠释与共同富裕的追求

《礼记·礼运》描绘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图景，构成中国人民最深沉的社会理想。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将其发展为系统的乌托邦理论，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在现代化话语中实现这一理想。当代中国追求的“共同富裕”正是传统大同理想与当代社会主义价值观创造性结合的产物。我们需要深入把握传统大同思想的两个关键，一是“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普遍伦理关怀，体现超越血缘亲疏的社会公平理念；二是“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的劳动价值观，强调集体主义导向的劳动伦理。把握好这两个关键对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有重要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之一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其本质是既要追求高质量发展做大财富“蛋糕”，又要公平分配“蛋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4]。共同富裕理念既继承传统大同思想对社会公平的追求，又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性地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这种创造性转化不仅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中国方案，更在全球范围内为探索更加公平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东方智慧。

（二）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是对我国历代执政经验的深刻总结，《尚书·五子之歌》有言：“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5]”的训诫，经过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6]”的发展，形成系统的民本政治哲学。明末清初黄宗羲在《明夷待访访录》中更进一步，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激进主张，这些思想资源为现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提供坚强支撑。

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数百万干部驻村调研，确保政策精准对接群众需求。这种治理方式既不同于西方选举政治的“票仓计算”，也异于传统官僚体系的“向上负责”，是一种扎根于民本传统又吸收现代参与式民主的创新型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7]，“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8]”。 中国式现代化是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人民至上，把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的崭新文明。这一奋斗目标克服西方文明资本主导下的内在缺陷，彰显中国式现代化价值取向和人民立场。

（三）义利之辨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

义利之辨对中国式现代化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影响，体现儒家“重义轻利”传统与现代发展需求的创造性转化，其内涵可以从三个层面解析。从哲学层面看，孔子“见利思义”的教诲，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表达，到明清儒商“以义制利”的实践，形成中国特有的经济伦理。这种传统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提供现代化战略，使中国避免像其他发展中国家常见的物质主义泛滥问题。从实践层面看，当代中国的“义利并举”改革传统思想，一方面承认物质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通过精准扶贫等政策将道德关怀转化为制度实践。从全球层面看，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提出“正确的义利观”，既追求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又强调民生改善的发展伦理。这种调适既避免西方现代化中的物质主义异化，又突破传统社会的发展瓶颈。

三、执两用中：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法论滋养

经权之道与守正创新，体现为“不变”与“变”的辩证统一；和合思想与治理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多元一体”的包容特征；知行合一与实践论，将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紧密结合，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试点推广”，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这使中国式现代化既能稳健前行于大变局，又能保持开放包容的文明气度。

（一）经权之道与守正创新的辩证统一

“经权之道”的思想内核源自儒家经典，“经”指在处理问题时要坚守根本原则，“权”强调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孟子》“执中无权，犹执一也”的警示，王弼“应物而无累于物”的玄学阐释，形成中国哲学特有的“守经达权”方法论。这种“守常达变”的辩证思维，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渐进式推进提供经验方法—既保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不动摇，又鼓励基层探索和政策调适，展示出守经达权的智慧。

“守正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方法论，其中“守正”强调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本质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创新”强调适应时代变化的突破与超越，二者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根基与动力。为此，经权之道与守正创新均以“不变与变的辩证统一”为核心，强调在坚持根本原则的基础上动态调整，而非教条主义或全盘颠覆。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原则坚守不断创新”中走出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二）和而不同对治理体系的深层塑造

西周太史伯提出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思想，经过孔子“君子和而不同”的伦理化发展，成为中国处理复杂关系的核心方法论。主要体现，其一，在政党制度上形成“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协商民主模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突破传统政治学的“零和博弈”思维，这种执政、参政的良性互动模式，既保证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又确保不同群体利益诉求的制度化表达。其二，在民族政策上构建“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格局,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践逻辑，既不同于同化主义的“熔炉政策”，也区别于碎片化的“族群政治”，而是在宪法保障各民族平等权利的基础上，共同奋斗目标凝聚民族共识。其三，在社会治理领域提出“共治共享”调节机制。发轫于1963 年“枫桥经验”历经半个多世纪发展演变为“党委领导、法治保障、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现代治理体系。这种基于“差异协同”的治理范式，与西方对抗性政治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式现代化为传统“和而不同”思想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为全球治理贡献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

（三）知行合一与实践论的辩证统一

从荀子“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的认知阶梯，到王守仁“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传习录》）。”的知行合一思想，形成中国哲学注重实践的鲜明品格。这种传统在现代转化为习近平“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治理理念，推动中国走出一条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发展道路。在当代治国理政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系统阐释知行辩证关系，强调“知是基础、行是关键”“以知促行、以行促知”的实践逻辑。

理论认知层面，将中国传统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有机结合，形成“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式上升认知模式。制度创新层面，“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良性互动”的改革方法论，创造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政策转化机制。全球治理层面，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实践载体，开创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合作新范式。这些重大创新成果，既完成对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又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知行合一思想的实践伟力，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中得到充分彰显。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哲学资源的系统梳理，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中国式现代化不是无源之水。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到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从民惟邦本的政治智慧到和而不同的处世之道，这种文化根基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特殊的韧性和活力。当西方现代化遭遇意义危机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供重建精神家园的思想资源；当全球发展陷入零和博弈时，中国智慧贡献合作共赢的解决方案。这不仅关乎中国自身发展，也将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独特贡献。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人民日报，2023.06.03(01).

[2]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N］．人民日报，2023.02.08(1).

[3]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19.13-167.

[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5]尚书［M］∥冀昀.先秦元典.北京：线装书局，2007.

[6]（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