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讽

前言

反讽（Irony）概念的历史源远流长。它最早出现于古希腊喜剧中。指的是 Eirõn（ 伊隆 ） 和 Alazõn（阿拉宗）两个角色之间的对抗。Eirõn 是一个显得很“麻木的”人，他“佯装无知”，而他的对手 Alazõn 则是一个“机灵的”人，他“妄自尊大”。麻木的伊隆总是在阿拉宗面前装得愚蠢无知，给对方以诱导并造成错觉，结果是阿拉宗在论辩中不攻自破，愚蠢无知的人反倒是这个“机灵的”人 ① 。反讽在悲喜剧的演绎中时常就体现为这样一种效果，即通过演绎，表面所呈现的东西翻转为与之相反的东西，营造出滑稽的氛围却又不失深刻。反讽的古希腊渊源就已经为反讽奠定了“言此意彼”的基调，这种方式经由苏格拉底、德国早期浪漫派、克尔凯郭尔、理查德·罗蒂等人被发扬光大，可以说，反讽概念与现代，现代性乃至所谓的“后现代”都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勾连。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还有一支力量同样振聋发聩，那就是现象学。现象学没有既定的主张，但是有现象学的基本立场，即胡塞尔提出的“面向事情本身”。现象学的这种立场在哲学、文学、社会学乃至科学领域被大量地应用，已然成为我们的时代底色之一。那么，同样强力的两个音符——反讽概念与现象学，二者是否存在某种联系？

一、反讽与意向性

前文指出了，反讽概念从诞生之初就奠定了一种基调——言此意彼。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由布伦塔诺提出，再由胡塞尔发扬光大的一个现象学概念——意向性。何为意向性？即意识总是意向着某些对象。那么，反讽何解？反讽总是言说某些对象，并意指与之相反的东西。由此可见，反讽和意向性共享同一个意识结构，即都朝向某物。而二者的区别在于对待被给予物的立场上。胡塞尔在《观念Ⅰ》中强调了现象学的无前提性，无前提性本质上只是意向性在另一个向度的不同表达，根据这种无前提性，胡塞尔将现象——事物无前提地给予我们的东西肯定了下来，也即将被给予物肯定了下来，对此，胡塞尔这样论述：“我们应该将研究的注意力转向实在的被给予性或现相，也就是说，应该集中关注实在在经验中被给予我们的方式。”由此，现象学本身就变成了“对所显现之物（无论是主观行为还是世界的对象）恰到好处的忠实描述。” ② 反讽同样贯彻了现象学的无前提性，但是与胡塞尔的主张相反，反讽无前提地怀疑着被给予物，甚至于去讽刺它。反讽主义者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够不断地切近事情本身。理查德 ·罗蒂对于反讽主义者的刻画就很好地体现了反讽这种特性。根据罗蒂的观点，一个反讽主义者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由于她受到其他语汇——她所邂逅的人或书籍所用的终极语汇——所感动，因此她对自己目前使用的终极语汇，抱持着彻底的、持续不断的质疑。（二）她知道以她现有语汇所构做出来的论证，既无法支持，也无法消解这些质疑。（三）当她对她的处境做哲学思考时，她不认为她的语汇比其他语汇更接近实有，也不认为她的语汇接触到了在她之外的任何力量” ③ 。罗蒂认为“每一个人都随身携带着一组语词，来为他们的行动、他们的信念和他们的生命提供理据。”每个人的生存都有赖于这组“终极词汇”，但反讽主义者并不将之肯定下来，而是对其始终保持质疑，于是，对于现象，对于被给予物，反讽主义者一方面依赖它，一方面质疑它，且反讽主义者始终保持在这种张力结构之中。如此，反讽就回到了其词源学的基点上——反讽作为肢解者、解构者，既依赖着终极词汇生存，又在生存中解构终极词汇。

至此，反讽似乎陷入了与现象学相悖的境地，因为在对待现象的姿态上，反讽主义者似乎恰恰与现象学家们是相反的。那么我们如何能说反讽是一个现象学概念呢？

二、不可还原的剩余物：反讽主义的两个派别

要进一步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借助于另一个现象学概念——“剩余物”。剩余物是指经过现象学还原之后所留存的东西，剩余物在胡塞尔那里是先验自我；在海德格尔那里是存在；在梅洛·庞蒂那里是知觉……现象学家们各有各的“剩余物”，并且，在现象学家那里，剩余物是不可再被还原的。而我们之所以要借道“剩余物”概念，是因为在胡塞尔那里，剩余物是与由悬搁和还原构成的功能性整体一并被提及的，而悬搁，与反讽又存在着内在的亲缘性。

在胡塞尔那里，悬搁的对象是“自然态度（对自然的实在论倾向）”，是一种朴素的形而上学，即普通人认为世界真实存在的态度。胡塞尔要将自然态度悬搁，只是对实在的一种态度的转变，并非对实在的排除，也不是要否定世界的真实存在。之所以要将“自然态度”悬搁，是因为：一、对世界是否真实存在的判断会导致认识论上的困难；二、对世界是否真实存在的判断，不论是与否，都可以被怀疑，也即对世界是否真实存在的判断缺乏确定性，这与胡塞尔想要将“哲学作为一门严格的科学”的诉求是相悖的。因此，悬搁实质上是中止判断，中止对于世界是否真实存在的判断。

如果说悬搁是中止判断，那么反讽就是始终判断（至少罗蒂式的反讽如此）。罗蒂区分了反讽主义者和形而上学家，其中一条重要的区分标准就是：反讽主义者认为不存在天生的判准、反思不受判准支配；而形而上学家则认为存在着能支配反思的、天生的终极性、适切性、理想性判准。 ④ 这种区分分别适用于反讽和悬搁，反讽因为不存在天生的判准，因而始终持存在判断之中。而悬搁正是出于理想性判准、天生的终极性，因为自然态度不利于厘清理想性判准、天生的终极性，所以需要被悬搁。

剩余物在胡塞尔那里，实质上是经过悬搁、本质还原和先验还原之后留存在那里的，在他那里，悬搁与还原构成一个功能性整体，并且胡塞尔还将悬搁作为还原的可能性条件而谈论。前文论述了，罗蒂与胡塞尔主张的区别，藉此我们将反讽和悬搁与还原构成的功能性整体区分开来。但是实质上，我们区分的只是罗蒂式的反讽与胡塞尔的悬搁和还原的区别。与罗蒂式的反讽相类似的还有早期德国浪漫派的弗里德里希 ·施莱格尔的浪漫反讽，他主张“把作家看做与上帝一样的创造者，因而设计出一种戏剧或叙述模式。作者在作品中积聚表现现实的幻想，随后揭示出身为艺术家的作者才是人物真正的创造者及其行为的任意操纵者，从而幻想被击打粉碎。优秀的艺术家能做的，只有尽可能疏离于自己的作品之外，呈现自己的反讽体悟，在创造中表达超越性，完成对自己的怀疑、嘲弄、揶揄，远离对任何信仰和行为的满足与迷恋，达到终极的自我揶揄，通向自己渴求的世界无限性 $＼textcircled{5} _ { ＼textcircled { < } } _ { ＼textcircled { < } } _ { ＼textcircled { < } } _ { ＼textcircled { < } }$ 。”但是，在反讽主义派别内，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反讽主义另一位重要人物克尔凯郭尔认为，这种反讽（浪漫反讽）是“病态的向往”，是“某种愚蠢的不知倦怠的勤奋”，是自我毁灭，对人类社会极具杀伤力。罗蒂也同样面临这方面的指责，安东尼·鲁德和阿拉斯戴尔·麦金泰尔都曾把罗蒂的反讽与这种浪漫反讽相提并论，进而认为罗蒂式的反讽乃是不负责任的道德立场，无法与他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相兼容。

于是乎反讽主义出现了两个派别，一个派别以施莱格尔、罗蒂为代表；另一个派别以苏格拉底、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笔者以为，两个派别的分野就在于有无不可还原的剩余物。首先，以施莱格尔和罗蒂为代表的派别显然不会认同存在不可还原的剩余物的存在，在施莱格尔那里，连自我都是要被“怀疑、嘲弄、揶揄”的，也就没有任何剩余物可以存在的空间了，即便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有所剩余，那也只是暂时的，最终要被打碎的，因而也不是不可还原的。而罗蒂更是如此，他设定的反讽主义者的三个条件之中就不存在不可还原的剩余物可以存在的空间，在罗蒂那里，剩余物显然是归属于一个人的终极词汇的，而终极词汇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固着在那儿，不生不灭的。反讽主义者只要还生存着，他就始终存在于对其终极词汇的质疑之中。

三、反讽：现象学的，太现象学的

对反讽主义的两个派别的澄清对于我们说明反讽与现象学的亲缘性有两点裨益。首先最直观的就是以苏格拉底和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的派别，作为反讽主义中有不可还原的剩余物的一派，他们与现象学共享剩余物这一概念，甚至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可以称其为反讽现象学——以反讽为现象。当然，它与一般理解上的现象学肯定还是存在区别的，因为现象学以现象为本质，或者说现象学意欲取消现象与本质的二分，现象就是本质。而反讽存在一个本质规定性“即现象不是本质，而是和本质相反”。但是从取消现象与本质的二分而言，反讽与现象学具有同样的效力，二者的关系类似于证实与证伪一般。

第二点裨益，也是最为重要的，且是根植于反讽的本质规定性的。反讽本身就具有一个反身结构，在言此意彼之中就有这一重意味，它集聚施动与受动于一身。这种反身结构在行动之中很容易得到理解，就像左手摸右手。它在哲学史上也不罕有，比如在笛卡尔关于对于“我思”与“上帝”的主张中；在海德格尔有关理解与领会的主张中；在伽达默尔关于视域融合的见解之中……都存在有这种反身结构。而反讽的特殊之处在于——反讽本身也是可以反讽的。而对于反讽主义派别的厘清，实质上是对于“反讽本身是可以反讽的”这一观点的哲学史考察，以证明这种观点不仅仅是反讽本身所要求的，而且是可以在历史之中有所显现的，乃至到如今仍然有效的。而这种派别的区分，也正印证了“反讽本身是可以反讽的”。因此，我们说反讽主义的派别之分，既是出于反讽本身的规定性，是对反讽的贯彻，在此意义上来说，反讽和现象学具有亲缘性，可以将反讽视作是一种反讽现象学；反讽主义的派别之分又是反讽本身的规定性所产生的必然的结果，二者又构成反身结构。在此意义上，才有了标题——现象学的，太现象学的。在此意义上，我们领会了反讽，将之理解为一个现象学概念。那么，我们何不可以说，胡塞尔后期“生活世界”的理论是对其早期理论的反讽；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后半部未完成的部分是对其《存在与时间》本身的反讽（虽然其后来著述可以视作是一种补全）；海德格尔后期对于“空间性”的重视是对其早期对于“时间性”的重视的反讽……反讽为现象学的注入庞大的生命力，所以它是现象学的，太现象学的，甚至可以是更现象学的。因为现象学自胡塞尔那里诞生之初就蒙有了“人类中心主义”的阴影，而反讽根植于“自身是可以反讽的”，根植于这种无根性，对于去中心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这已经超越了本论文的界限，所以暂且按下不表。但是，关于反讽与现象学的亲缘性，在本文中已经得到足够的澄明。

参考文献

[1] 保罗·德·曼. 反讽的概念 [J]. 罗良青等译.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 2003. 4.

[2] 胡塞尔 . 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 1 卷）：纯粹现象学通论[M]. 李幼蒸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 [4] 理查德·罗蒂. 偶然、反讽与团结[M]. 徐文瑞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2005.

[5] 张智宏. 隐喻与反讽：罗蒂的自由主义乌托邦理论[D]. 黑龙江：黑龙江大学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