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在当代小说中的呈现与传承

引言：地域文化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当代小说对地域文化的呈现与传承影响着文化的延续与发展。深入研究此课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地域文化在当代小说中的呈现特点

1.1 文化符号展现

当代小说通过具体可感的文化符号，构建地域文化的独特标识。贾平凹的秦岭系列小说中，“秦岭山脉”不仅是地理背景，更是传统文化的精神图腾，《秦腔》里的老戏台、祠堂匾额，承载着关中平原的伦理秩序与集体记忆，戏台立柱上斑驳的楹联“三五步行遍天下，六七人百万雄兵”，既显秦腔艺术的夸张特质，又暗合乡土社会的认知方式。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叙事中，“红高粱”成为血性与生命力的象征，《红高粱家族》里漫山遍野的红高粱，在风中摇曳的姿态既呼应当地的种植传统，又升华为民族精神的隐喻。迟子建的东北小说频繁出现“白桦林”“鄂温克族桦皮船”，《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桦皮船的制作工艺与使用场景，细致到选材的季节、鞣制的手法，使这一器物成为鄂温克族游牧生活的活化石。这些符号并非简单堆砌，而是融入叙事肌理，成为地域文化的密码。

1.2 语言风格特色

地域方言与独特语感，构成当代小说的语言地域标识。老舍的京味小说开创方言入文的典范，《骆驼祥子》中“您猜怎么着”“甭管它”等北京口语，既符合人物身份，又带出胡同文化的市井气息，儿化音的巧妙运用，如“车份儿”“拉晚儿”，使语言自带地域节奏。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语言，融合苗语词汇与汉语表达，《边城》里“大佬”“二佬”的称呼，“走车路”“走马路”的婚嫁表述，既保留湘西少数民族的语言习惯，又透着边城人的淳朴直白。阿来的《尘埃落定》采用藏族叙事的独特语感，句子长短交错，在汉语表达中融入藏语的咏叹特质，形成与川藏高原相匹配的语言韵律。这些语言特色不仅是工具，更是地域文化精神的声音载体。

2.地域文化在当代小说中传承的价值与问题

2.1 传承的文化价值

当代小说的地域文化传承，具有维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价值。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对陕北黄土地文化的书写，使“信天游”这一民间艺术形式进入更广泛的公共视野，小说中孙少安唱信天游的场景，既展现其情感世界，又让这一濒临消失的艺术形式获得文学生命力。阿城的《棋王》通过知青王一生在云南的生活经历，将西南少数民族的“吃文化”与道家哲学相勾连，对“炖蛇肉”“抓稻田鱼”的描写，不仅呈现地域饮食特色，更提炼出“民以食为天”的生存智慧，为理解边地文化提供新视角。李娟的阿勒泰系列散文体小说，如《阿勒泰的角落》，对哈萨克族游牧生活的记录，包括转场时的迁徙路线、毡房的搭建方法，具有文化人类学的存档价值，使这些即将消失的生活方式通过文学得以留存。

2.2 面临的时代挑战

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对小说中的地域文化传承构成严峻挑战。金宇澄的《繁花》虽以沪语写作展现上海弄堂文化，但小说中“搪瓷杯”“老虎窗”等符号，对年轻读者已显陌生，这种文化隔阂使地域叙事的接受范围受限。张炜的《你在高原》系列，对山东半岛海洋文化的书写，面临“海洋文明同质化”的困境，传统“渔号”“祭海仪式”在现代渔业机械化的冲击下，其文化独特性逐渐消解，小说的相关描写难免显得怀旧而疏离。东西的广西小说《耳光响亮》中，壮族“三月三”歌圩的当代变奏，既写传统对歌的浪漫，也写商业开发对歌圩的改造，展现地域文化在现代性冲击下的变形与挣扎，这种挑战使小说中的地域传承难以保持纯粹性，往往陷入“展示”而非“活态传承”的境地。

2.3 传承中的现实困境

地域文化传承在小说创作中，面临“真实性”与“艺术性”的平衡难题。

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以词典体记录湘方言文化，为追求方言的准确性，部分词汇解释略显生硬，影响叙事流畅性，如对“宝气”“格”等词的考证，虽具学术性，却可能打断读者的阅读节奏。范小青的苏州小说《锦帆集》，在描绘评弹艺术时，为展现其唱腔韵律，大量引用唱词，对不懂评弹的读者构成理解障碍，这种对地域文化的“过度呈现”，反而可能削弱小说的传播力。林斤澜的“北京味”小说，如《矮凳桥风情》，试图在普通话写作中保留北京方言的“精气神”，但往往因“翻译”不当导致韵味流失，这种语言转换的困境，是地域文化小说普遍面临的创作难题。

3.地域文化在当代小说中传承的创新对策

3.1 多元传播策略

拓展地域文化小说的传播渠道，需突破传统出版局限。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为贾平凹《秦腔》配套推出“有声书 + 地域文化手册”，邀请陕西籍播音员用关中方言朗读关键段落，手册则详解小说中的秦腔术语、关中民俗，使地域文化的理解门槛降低。苏童的《黄雀记》与苏州博物馆合作，举办“小说中的苏州园林”特展，将小说中提到的“网师园”“沧浪亭”实景，与小说描写并置展出，辅以作者创作谈视频，让读者在空间体验中深化对地域叙事的理解。阿来的《尘埃落定》被改编为藏汉双语舞台剧，在保留小说藏族文化内核的同时，通过舞蹈、音乐等现场艺术，使地域文化符号更具感染力，这种多元传播让小说中的地域文化从文字走向多维体验。

3.2 跨媒介融合路径

借助数字媒介与其他艺术形式的融合，激活小说中的地域文化。老舍的《四世同堂》被改编为沉浸式话剧，在北京老舍茶馆演出时，观众坐在复原的“小羊圈胡同”场景中，不仅能听到地道的北京话对白，还能品尝剧中提到的“豆汁儿”“焦圈”，这种味觉、听觉、视觉的融合，使小说中的北京文化获得立体呈现。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与 B 站 UP 主合作，制作“跟着小说去旅行”系列视频，UP 主沿着小说中鄂温克族的迁徙路线实地探访，采访现实中的鄂温克人，将小说描写与真实生活对照，视频播放量超千万，使小说中的地域文化获得年轻受众关注。

3.3 作家创作引导机制

建立有效的创作引导机制，助力作家深耕地域文化。江苏省作协设立“地域文化写作专项基金”，资助作家深入苏北乡村采风，毕飞宇在创作《平原》前，曾获基金支持在兴化农村居住半年，记录当地“插秧”“罱泥”等农事活动，使小说中的里下河文化描写更具质感。内蒙古文联举办“草原文学创作营”，邀请牧民、民俗专家与作家对话，鲍尔吉・ 原野在创作《献给母亲的河流》时，通过创作营了解到蒙古族“祭敖包”的细节禁忌，避免了此前写作中的文化误读。鲁迅文学院开设“地域文化写作研修班”，邀请人类学家、地方史专家授课，指导作家如何在虚构中保持地域文化的真实性，如指导写出《尘埃落定》的阿来如何平衡藏族文化的神秘性与叙事的逻辑性，这种机制为作家提供专业支撑，使地域文化传承在创作层面更具深度与准确性。

结束语：通过对地域文化在当代小说中呈现与传承的研究，我们明晰了其特点、价值、问题及对策。合理运用创新方法，能促进地域文化在当代小说中更好地传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马笑楠,李琪琛.地域性与大众化——革命历史小说跨文本传播中的文化实践[J].名作欣赏,2025,(21):5-8.

[2]钟奕.地域文化与先锋派写作的互动关系——以马原的西藏题材作品为例[J].名家名作,2025,(20):100-102.

[3]刘若彤.刘庆邦小说的中原地域文化书写研究[D].贵州师范大学,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