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成背景、理论来源和核心理念

人类历史走向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是继续走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老路，还是走向全人类的和谐共生，这是当前理论急需回答的时代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核心理念，既正视了当前人类命运与共的客观现实，也为解决当前的人类发展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成背景

当前逆全球化浪潮与传统多边协调机制的失灵，全球性的风险与挑战更是层出不穷。面对当前的全球性问题，需要世界各国联合起来，团结协助，共同应对。随着中国国家实力不断提升，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一）逆全球化浪潮与多边协调机制失灵

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是部分国家试图通过背离经济全球化，来维护其单方面获益手段的体现。它符合现实主义学者格里科理论，认为在国家合作中要更加关注“谁获益更多”。在经济领域，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美国对华实施芯片禁令，试图割裂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同时，左岸外包和近岸外包等措施，用区域化代替全球化治理，更是印证了罗西瑙的碎片化治理理论。在安全领域，军事联盟与规划双重标准，北约东扩至亚太地区，美国频繁使用长臂管辖打击异己国家。在社会领域，反全球化运动兴起，法国的“黄背心”运动、美国的“铁锈地带”抗议。作为解决国际争端问题的多边协调机制失灵，更是显露出当前的多边协调机制很多仍然被西方所主导，新兴国家的多元共治需求不断受到抑制。全球气候治理和核不扩散等世界公共产品供给萎缩，WTO 争端解决机制因阻挠而停摆。当前全球化进程中结构性矛盾是西方主导下的国际关系旧秩序与多元共治新需求两者之间的矛盾。让世界各国都能抓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机遇，使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都能参与经济全球化，共享发展成果，必须坚持经济全球化和变革当前的国际关系旧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建立起由世界各国共同参与的多边协调机制。

（二）应对全球性风险与挑战的现实需求

当前全球性风险与挑战已经大大超过了单独国家治理能力的范围，应对全球性风险与挑战必须开展全球性行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个分裂的世界无法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对抗将把人类引入死胡同。”[1] 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风险和挑战早已超越了国家与地域的界限。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人类的命运走向何方，取决于各国的选择。“在全球性危机的惊涛骇浪里，各国不是乘坐在 190 多条小船上，而是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前途所在。是一同走向繁荣昌盛，还是在全球性的挑战中走向人类的灭亡，由各国来共同决定。在数字文明时代，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新技术的革新催生出新的全球数字鸿沟。中国倡导给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数字自主权的便利，并致力于缩小南北数字鸿沟，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价值遵循。“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根本命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给出了回答，只有世界各国都好了，人类社会才能更加美好。要建设好我们的世界，需要各国的共同努力，汇聚起能够应对全球性风险与挑战的磅礴力量。

（三）国际权力结构变迁中的中国角色转型与大国担当

世界进入西方中心向多元共治转型的历史时期，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歇。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和平的外部环境。因而，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中国力量，也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近代以来世界国际权力结构不断发生变迁，中国的国际角色也经历了多次转变。在美苏主导下的两极对抗时期，中国角色基于毛泽东同志的“三个世界”理论，以反帝反殖民立场反抗西方霸权秩序。世界两极格局结束之后，美国成为单极霸权的主导者。中国角色受邓小平同志“韬光养晦”战略的影响，中国积极融入现有国际关系体系。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国际权力结构加速调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进一步发生转变。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开始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从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向建设者与贡献者转变。中国的角色转型对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促进全球经济合作与交流、创新全球治理模式与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实践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来源

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有其理论来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为理论基石，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化根基，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观”，同时还注意吸取了西方旧国家关系理论的经验和教训。

（一）以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为理论基石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是越是成为世界历史。”[3] 经济全球化使得产品的生产和分工遍布全球，促进了世界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安全上相互依赖，退回到民族国家时期已经成为不可能。同时，世界市场的形成打破了地域限制，也催生了更多的全球性问题，如全球气候变暖，核污染等生态危机，生态环境问题如果无法得到解决，将危害整个人类社会。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各国共同努力，团结协作。当前的全球性问题的涌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提供了现实依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坚定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它站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立场上，为解决当前的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观”的现代转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天下观”为最高价值范畴，以“天下大同”“天下为公”“协和万邦”为价值追求，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深层的文化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主张“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强调超越地域和民族的隔阂，追求天下一家的共同福祉。这种超越地域与民族的界限，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高度契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无论国家大小、强弱、贫富都有参与国际治理的权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使传统的“天下一家”观念转化为“世界大同”的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4]

（三）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性融合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理论上批判了旧的国际关系理论，并在借鉴和吸收其合理成分基础上，超越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为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变革提供了中国方案。以摩根索为代表的西方现实主义者，将国家利益绝对至上化、国际权力地位竞争零和化，忽视全球化时代各国命运相互依存的时代特征。在西方现实主义的视角下，国家往往将国际合作视为国家权力之间博弈的工具，国际合作表现为合则用，不合则弃。与摩根索流派不同，以基欧汉为代表的制度自由主义理论，设想通过国际制度合作实现共赢，但忽视了迄今为止世界治理和国际秩序仍被西方所把持，以及国际交往中的各国权力不对等的现实。“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难以解释今天的世界、无法破解人类面临的困局，国强必霸、崇尚实力、零和博弈等思维越来越不符合时代前进的方向。”[5]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突破这一理论框架，通过承认国家利益的客观存在，同时超越零和博弈的单纯利己，致力于在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下实现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它超越了“你输我赢”的丛林法则，展现了世界各国的关系并非二元对立，也可以是和谐共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借鉴自由主义经验充分认识到国际制度的重要性，主张重构现行的国际运行规则，改革以西方世界为主导的国际规则，保障非西方世界国家的国际合法权益。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核心理念，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理论根基，深度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积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涵盖价值、制度、实践三重维度的核心理念。

（一）价值维度：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狭隘的为少数人或群体利益服务的价值追求，将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最高的价值遵循。“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6]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在人类文明史上，这些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的各组成部分都曾是世界各国人民为之期盼，孜孜以求的目标。帮助和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去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缩小世界南北差距，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议提出的初衷之一。反观西方工业文明的种种弊端，使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更加意识到人类发展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也要保证不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造成危害。将可持续发展纳入价值体系，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代际公平与绿色发展的双重追求。传统的零和博弈、零和安全往往陷入你输我赢和赢者通吃的对抗思维，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的“全球安全”理念，以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智慧为文化根基，克服零和博弈的思维误区，以共同安全为价值追求。这不仅是应对当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的现实需要，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期盼。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中，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能更好。

（二）制度维度：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遵循，要求破除传统霸权主导下的国际旧秩序，必须在制度上建立起区别于西方的新型国际关系。“没有公道正义，强权政治就会横行无忌，弱肉强食就会大行其道。面对新形势新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核心地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7]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这一理念要实现离不开新型国际关系在制度上的确立。要维护世界和平，需要世界的事各国一起商量着解决。而这需要变革现存的国际治理体系，并在制度上真正确立起各国不论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在面对全球性问题时，让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参与进来，共同参与解决。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要打破旧的“中心－边缘”国际关系结构的构成形式，在制度上确立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才能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制度保障。以世界为一家，共同书写人类的美好未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要实现这个伟大目标，世界各国要积极践行共建共享原则，用行动与担当构筑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

（三）实践维度：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在实践中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使各国平等参与进来，通过共建共享让全球发展成果被世界各国人民所共享。传统的多边主义以主权国家为唯一主体，严格遵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等级逻辑，阻碍新兴经济体的进入；并通过设置壁垒，将利益限制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少数国家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8]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求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通过多边主义的机制创新与包容性治理，为全球治理提供非对抗性协作的新方案。“古丝绸之路之所以名垂青史，靠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9]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照进现实，离不开具体的行动。在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等实践中，各国虽然在制度、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世界文明进步的动力。中国在尊重不同文明差异的基础上，与不同国家展开具体实践，不仅能够促进中国自身的发展，也能够为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贡献出中国力量。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 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5.

[2] 习近平 . 坚定信心 勇毅前行 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在2022 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的演讲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

[3] 马克思，恩格斯 . 德意志意识形态 （ 节选本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68.

[4] 习近平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 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6.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7.

[6] 习近平 . 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4.

[7] 习近平 . 习近平重要讲话单行本：2024 年合订本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25-26.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7.

[9] 习近平 . 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