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尔纳《赞美沉默》中的创伤叙事与身份建构研究

引言：阿卜杜勒拉扎克 ·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作为2021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创作始终聚焦东非殖民历史与流散经验，以冷峻笔触揭露“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身处不同文化和大陆鸿沟之间难民的命运”（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 2021）。《赞美沉默》中，无名流散者“我”通过讲述在英国的生活和从英国回桑给巴尔探亲的故事，揭示了后殖民主体在文化夹缝中的认同困境。通过回忆的形式，古尔纳将家乡和英国、现在和过去并置在一起，深刻呈现了“夹缝人”在身份归属上的结构性撕裂，同时凸显主人公对身份认同的持续追寻。

本文拟从沉默叙事、不可靠叙事、创伤叙事三个维度入手，剖析《赞美沉默》中殖民创伤的生成机制和身份重构的叙事路径，进而探究创伤叙事如何促进流散者身份认同建构。

1 沉默叙事：创伤记忆的掩盖

《赞美沉默》中的无名叙事者“我”为躲避政治迫害，在家人的帮助下逃离桑给巴尔，来到英国求学，并开始了在英国的生活。然而，“我”在英国也不断被主流文化边缘化，作为无根的浮萍在夹缝中谋生。“我”的沉默并非单纯的言语缺席，而是一种被殖民创伤撕裂的叙事断裂状态，显示出“殖民地人民断裂的时间观、无序的生活状态以及失败的身份认同（韩伟, 任智峰 2023）”。

强制沉默是当权者巩固自己权力的手段。“他在岛上是个崇拜沉默的人……他宁愿自己的臣民去吟唱 , 而不是去说话”（古尔纳2022：1）。小说开篇的题词中便暗示了主人公生活在一个崇尚强权、暴乱的国度。朱迪斯·巴特勒（2016）接橥暴力的实质只不过是施暴者用来维护虚伪的不可侵犯感。在这里，当权者需要的只是无条件的奉承和屈服，因此人民只能“因为害怕丢掉性命而保持沉默并点头同意”（223）。这时，沉默便是“我”逃避伤害的一个方法。在这样的强权统治下，被压迫者不断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掩盖自己的创伤记忆。

沉默同样也是“我”无声反抗的一种标志。Helff （2015）认为拒绝发声并不意味着话语的缺席，而代表着无声的反抗。面对英国医生由于对种族的刻板印象做出的不专业诊断时，“我”并未直接反驳，而是选择用沉默作为一种无声的反抗，这是边缘群体想要在充满歧视的环境下生存下来的一种手段。

2 不可靠叙事：创伤记忆的显露

尽管“我”极力掩盖创伤记忆，但是“创伤不愿成为过去，急切地要突破记忆体系的控制，进入人物的现实生活”（尚广辉 2021：41）。在创伤记忆的压抑与突破双重作用下，主体的回忆和叙事必然充满了不可靠性。其不可靠性主要体现在“我”对威洛比先生和爱玛编织的两套虚构故事中。

威洛比先生近乎疯狂地迷恋“我”精心炮制的“帝国故事”，以至于“我不禁纳闷，过去没我为他提供素材，他这么多年都是如何熬过来的”（84）。我主动贬低自己、编造前殖民者喜爱的帝国故事，试图在威洛比代表的英国社会中寻求一丝虚幻的安全感与接纳，代价却是对真实自我与历史的放逐。

面对女友爱玛，“我”虚构了我的过去生活。“我承认自己编造这些故事主要是报答她的兴趣，但是有些故事明显是为了不至于过于卑微……”（39）。这一行为暴露了“我”极力掩饰文化自卑、渴望融入的焦虑。

这些不可靠叙事正是叙事者创伤记忆未整合的表现。那些断裂的回忆与刻意的遮掩，折射出流散者在文化夹缝中的认同焦虑。然而，正是这些矛盾的叙事促使叙述者直面被掩盖的创伤核心，并尝试在破碎的过往与失真的当下之间，通过创伤叙事本身，重新构建自我身份认同。

3 创伤叙事：身份认同重建

深陷身份认同的泥沼，“我”最初选择以“沉默”与“不可靠叙事”作为创伤的盔甲，这正是“我”身份迷失的深刻写照。韩伟和任智峰（2022）表示，身份认同问题必然要探讨“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只有当创伤被叙事化、被诉说、被分享、被聆听时，“自我”和“他者”之间才能真正地产生联系，从而促进自我身份认同的重建。两趟跨越地理与文化边界的航班，成为了其创伤叙事从压抑到释放、从孤立到联结的催化剂。连“我”自己都感叹在两次航班上与陌生乘客交谈的轻松惬意，并思考“一起乘坐一架无名的飞机是否会对人们产生这种影响”（208）。尤其是在与艾拉的交谈中，“我”发现我们是如此相似。我们都接受过殖民教育、都在英国被边缘化、并且都在英国拥有过英国恋人。两人同样的创伤经历，使得叙事不断推进，正如艾拉感叹道“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向…个完全陌生的人这么讲话”（242）。两人在诉说的过程中，形成共鸣，并不断治愈对方。这种被在意而非被定义的体验，正是韩伟与任智峰（2022）所指出的“自我”与“他者”建立联结的核心。

创伤的救赎不在于掩埋或遗忘，而在于将“不可言说”的记忆碎片锻造成可被聆听的语言。当言语刺破沉默的深渊，个体便在与他者的情感共鸣中，重铸了那个曾被放逐的、完整而坚实的“我”。

结语：《赞美沉默》通过无名叙事者从缄默到言说的创伤叙事历程，深刻剖析了流散者的身份认同困境。古尔纳不仅揭露了殖民暴力造就的沉默困境与叙事失语，更着力探索流散者重塑自我的可能路径。《赞美沉默》中，种族创伤造成了族裔移民的沉默叙事和不可靠叙事，以无名叙事者“我”的创伤经历为文本，古尔纳展现了创伤经历对少数族裔流散群体带来的伤害。然而，正是通过将个体创伤转化为可被言说的叙事，主人公得以在叙事中体会“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从而唤醒自我认知，并在创伤经验的共享与重构中，从孤立走向联结，在言说中抵达自我救赎与身份重建的彼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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