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对中国共产党早期意识形态话语形成的启示

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它是指在特定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人们对现存世界和秩序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尤其是受到权力意志的制约和影响 [1]。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处于革命与战争的交织中，因而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早期意识形态话语始终紧密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在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依托《红色中华》报这一核心阵地，开展了颇有效果的意识形态话语建构。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主要挑战

（一）世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双重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格局的深刻变革，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独特的历史语境。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通过“五年计划”的制定与实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基本上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在世界局势中占有一席之地。与此同时，自 1929 年起源于美国的经济危机迅速扩散至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这场深刻的经济危机不仅重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系还进一步加剧了各国之间对市场资源的激烈争夺。《红色中华》创刊前后正处于这样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且对立的世界格局，不仅体现为现实政治经济层面的激烈博弈，更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剧烈交锋。因此《红色中华》在进行意识形态工作过程中需要宣传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用其成功与成就为中国革命提振信心，明确方向。

（二）国情：民族危机深化与苏区反“围剿”斗争的交织困境

这一时期中国形势复杂，危机四伏。日本帝国列针对中国的侵略行动，加速了企图全面吞并中国的步伐。与此同时，先安内”的旗号，专注于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对日本的侵略采取“ 京国民政府维护的是地主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苏维的利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权形态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尖锐的对立史合《红色中华》，在意识形态领域转化为争取民心的宣传战，肩负起宣扬中国价值导向的新使命

（三）党情：思想建党与群众政治意识薄弱的不对等问题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立后，吸引了众多农民及小资产阶级成员加入中国共产党，随之而来的是多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渗透，这在一定程度上导结构层面上的不纯洁性。因此如何保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是当时党的建设的突出问题。“ 解除反动统治阶级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2]”。《红色中华》因此承担着破除苏区旧有错误观念，宣传党的先进思想的任务。

党情、世情、国情这三者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意识形态话语面对的主要挑战，在苏联经验与本土实践、民族危机与阶级革命、先锋政党与落后群众的辩证关系中，共同催生了《红色中华》对隐喻的选择。隐喻以其独特的功能成为破解意识形态传播困境的关键：它既能在抽象理论与具象认知间架设桥梁，又能根据本土文化实现革命话语的转化。

二、《红色中华》意识形态话语中隐喻的具体运用

（一）战争隐喻：以斗争性话语传达党的政治立场主张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曾指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中的战争隐喻。战争隐喻突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斗争性，旨在争夺话语权，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中具有突出地位。《红色中华》中有着内涵丰富的战争隐喻。例如将军事行动术语的泛化映射，“粉碎国民党五次军事围剿，同时要粉碎经济封锁的围剿[3]”中将“围剿”这一意为用武力将目标包围起来加以消灭的军事行动术语扩展至经济领域，赋予政治、经济、文化斗争等非军事命题以军事化的紧迫性与必要性，降低群众理解门槛。同时模糊了军事与非军事的界限，将社会各领域纳入统一战争叙事，从而达到用战争逻辑统摄社会议题，最终实现意识形态话语的垄断性地位。从《红色中华》的战争隐喻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通过将军事术语系统性扩展至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构建起围绕“革命与战争”主题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强化了革命政权认同。这是由于当时国情正处于与国民党政权的对抗中，我们需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同时，隐喻具有的排他性也体现为对非战争话语的排斥，任何质疑政策的声音都可能被归为“动摇战线”的背叛行为，由此中国共产党在话语层面确立了对革命的解释权，确立了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垄断地位。

（二）建筑隐喻：以体系化逻辑彰显社会主义先进思想

建筑隐喻的典型例子是“基础”、“攻坚”、“巩固”等，广泛运用于各种场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提出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经典的建筑隐喻。这是通过建筑的空间层级关系，将复杂的社会结构抽象为建筑概念。

在《红色中华》中可以看到许多建筑隐喻，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建设发挥重要作用。《纪念“二七”与我们的中心任务》一文强调“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没有坚强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中国革命就不能获得完全的胜利”，并在最后提出了“在急剧开展的战争面前，需要我们以更大的努力来为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而斗争”的号召。其中两个“巩固”被用以强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突出中国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领导的，有助于在苏区群众中树立中国共产党权威形象。《纪念“三一八”与庆祝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中指出苏联已“成为世界革命的大本营[4]”，这篇文章总体旨在宣扬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成就。“大本营”原指军事行动的总指挥部，隐喻苏联是世界革命的决策中心，建筑隐喻主要运用在宣扬苏联政治体制、经济建设、社会革新及国际交往等方面的实践成果，这不仅能帮助苏区民众理解社会主义制度提供具象化载体，更成为激发群众参与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动员机制。

（三）生命隐喻：以具象化表达强化大众理念政治认同

生命隐喻在于通过生命体的自然属性将抽象的政治理念转化为符合人类认知规律的具象叙事，从而降低理论传播门槛并增强情感动员效能。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经典的生命隐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顽强的生命力。

在《红色中华》中曾用这样的文字来描述劳动过程“多年没人照顾的荒田荒地，现在忽然改换了他的颜色，他们身上再也不是盖着丛丛的芜草，而是穿上了黄褐色的新衣，准备长出丰盛的收成 [5]。”这里“荒田荒地”被赋予人类代称“他”和“他们”，使土地获得生命主体的身份特征；“准备长出”将农作物生长过程构建为有意识的生育行为，这一隐喻成功建构了革命与生产的关系。这一时期正处中央苏区开展的群众性劳动竞赛活动，这是我国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第一次用自己拥有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手段而自觉自愿开展的群众生产活动 [6]。此时的意识形态话语提高了生产劳动的地位，极大地激发广大群众的劳动热情，为促进苏区生产力的发展、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的军事“围剿”和残酷的经济封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四）容器隐喻：以多样性媒介实现意识形态渗透教育容器隐喻强调意识形态工作需要借助传播媒介，根据传播媒介的特性来提升工作效

在《红色中华》百期纪念刊中转载的刊物》论述了无产阶级的报纸的意义，其中提到传和目前的实际情形，和为能够通过传递、灌输特定的政他已成为苏区千百万群隐喻为广播台”，这是因为它是息的作用，它所传达信息认同转化为对革命实践成通讯文字意识形态的作用。最终达到共党在苏区的政治权威。

三、隐喻对中国共产党早期意识形态话语的形成与启示

（一）用隐喻破解国内的现实困境，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保

“时代是出卷人 [10]”，1930 年前后的苏区情况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要求。《红色中华》从创立之日就肩负着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揭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图谋、揭穿国民党的内战阴谋等多重任务。如何答好这份时代之卷是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紧迫问题。

《红色中华》中的意识形态以贯之坚持党的领导。在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运深厚文化积淀和政治共识的隐喻体系。这过程年的文化基因，又要对接当代社会。在历史维泽东用 “星星之火”描述新事物不可阻挡性身硬”等隐喻强调需要将改革的过程与发合一的中国哲学智慧又塑造了刀刃向内的西柏坡赶考等历史隐喻的时代内涵，又要学习新质发展同频共

在新时代我们需要将举旗定向与守正创新相结合，以“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等话语创新升国际传播中的话语权。历史与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凝聚思想共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的意识形态保障。

（二）突破国际话语权局限，用隐喻讲好中国故事是关键举措

在《红色中华》创刊初期，报道的内容主要是苏联建设情况、日军侵华状况，旨在向苏区群众展示国际现状。但到报纸发行后期，报道侧现苏区的现实性和进步性。这是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代表级格局的突破，是对国民党统治权的抗衡。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巩固苏维埃政权，讲好党领导下的苏区发展历程，从而树立好的苏区形象。

在新时代要继续运用隐喻讲好中国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就是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11]。”具体而言，就是要深入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机理，全景展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立体呈现中国人民群众的奋斗实践，创新传播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客观表述中国和平发展的全球价值。在这一过程中，隐喻作为认知与表达的核心工具，通过具象化抽象理念、联结情感共鸣，成为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重要策略，善用隐喻能够将制度优势、发展经验和文化内核转化为可感知、易传播的叙事符号，从而增强意识形态话语的解释力与感染力。

（三）用隐喻化解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兼顾理论和修辞是叙事方式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只是少数人知道的理论。《红色中华》的成功实践证明，使用隐喻有助于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在革命时期，它通过将革命理念具象化为一系列隐喻，构建起符合受众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成功突破理论传播的知识阶层局限，使其渗透至苏区各个角落。如此将抽象意识形态通过隐喻转化为具象的话语策略，正是党在极端斗争环境下实现思想统一的关键路径。这一过程既塑造了革命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又强化了党对宣传阵地的绝对把控。

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构建既需依托理论资源的内在支撑，亦需借助修辞手段的叙事转化，二者的辩证统一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基本规律。理论体系赋予话语以合法性依据，而修辞艺术则提升其传播效力，唯有实现两者的系统整合，方能推动意识形态从理论阐释向价值表达转化。首先，理论建设是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意识形态话语奠定了基础，是意识形态话语的直接来源。其次，修辞转化是话语落地的路径。通过将抽象理论转化为具象表达，既保留理论内核，又增强话语的吸引力与情感共鸣。最后，理论与修辞的适配性决定话语竞争力。历史经验表明，从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隐喻实践，到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修辞双重创新，意识形态话语的生命力始终源于真理力量与艺术表达的有机统一。唯有坚持理论守正与修辞创新的动态平衡，才能在思想交锋中巩固话语主动权。

参考文献：

[1] 骆正林著. 舆论传播基本规律与引导艺术 [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5.12. 第26 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11 册）[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24.

[3] 为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与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而斗争 [N]. 红色中华，1933-04-29.

[4] 纪念“三一八”与庆祝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N]. 红色中华，1932-03-16.

[5] 武阳区印象记 [N]. 红色中华，1933-04-20.

[6] 蒋自饶，刘仲英 . 中央苏区的劳动竞赛 [J]. 江西社会科学，1991，（06）：90

[7]“红中”百期的战斗纪念 [N]. 红色中华，1933-08-10.

[8] 把“红中”活跃飞舞到全中国 [N]. 红色中华，1933-08-10.

[9] 致读者与通讯员同志们 [N]. 红色中华，1933-04-02.

[10]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100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