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语境下上海合作组织生物统计学规范建构与制度创新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当代国际格局重塑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已从长期的“边缘性反抗”逐步转向“结构性重塑”，成为国际秩序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冷战后，发展中国家一度被边缘化，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使全球南方在经济、政治与治理议题中展现更强合力（王明国，2024 ；徐秀军等，2024）。在气候变化、公共健康、能源安全等重大议程上，南方国家通过“不结盟—不选边—重公平”的立场，推动国际制度朝向多极化与多元化，凸显其在国际秩序重构中的战略地位。

与此同时，生物统计学逐渐成为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支撑。作为解决医学、公共卫生与生物学问题的应用学科，生物统计不仅承担技术分析职能，更承载制度正当性与科学合法性。进入精准医疗与大数据时代，生物统计呈现出“海量化、复杂化与异质化”的特征，广泛应用于流行病学、临床试验与基因数据建模（郝拉娣等，2004 ；李扬等，2016）。新冠疫情清晰地表明，生物统计在疾病传播预测、疫苗评估与公共卫生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直接关系到科学决策的透明度和国际信任。因此，对于全球南方而言，如何推动生物统计的规范化与制度化，不仅关乎科学发展，更关乎话语权与治理自主性。

在这一进程中，上海合作组织展现出独特的制度平台价值。作为横跨欧亚的跨区域组织，上合组织成员多属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公共健康挑战与技术能力不足的困境（朱永彪等，2024）。近年来，上合组织在卫生合作、疫情防控与科研人才培养等方面不断探索，显示其在科技与健康治理上的潜力（郑青亭，2024）。与欧盟或世卫组织不同，上合组织不依赖超国家机构，而是以平等协商为原则，这为生物统计学的区域规范共建与制度创新提供了空间。

基于此，本研究聚焦于“全球南方语境下上合组织生物统计学的规范建构与制度创新”，旨在回应三重问题：其一，成员国间统计能力与伦理标准差异显著，阻碍跨国合作；其二，区域内数据与方法缺乏统一规范，难以形成制度合力；其三，过度依赖西方指标体系导致话语弱势与制度失衡。本文将借助规范建构理论、制度主义视角与全球南方话语框架，提出“科学规范 - 制度嵌入 - 话语自主”的路径，力求为上合组织提供可操作的制度方案，并为全球南方争取科学话语权与制度正义提供参考。

二、理论框架与分析视角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建立在规范建构理论、全球南方话语与知识权力、生物统计学的规范价值与伦理正当性，以及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权力四个维度上，力求在多元学术对话中构建分析路径。

一是，规范建构理论为理解科学知识如何通过制度化过程转化为多边治理中的行为准则提供了重要视角。该理论强调，国际合作中的规范并非自然存在，而是在制度嵌入与行为体互动中逐渐形成，并在不断被重复与合法化的过程中获得约束力（李嘉伟，2024）。在上合组织语境下，生物统计学既是技术议题，也是制度议题，其方法论和伦理标准能否转化为区域规范，取决于成员国在制度框架内的互动与协调（周桂银，2024）。因此，将生物统计学纳入规范建构理论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揭示其在多边合作中的制度化路径。

二是，全球南方话语与知识权力视角强调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知识体系中的弱势地位，以及通过制度创新与区域合作争取话语自主的可能性。近年来，学界普遍认为全球南方的崛起不仅是经济层面的，还体现在话语体系的重构，即试图打破以西方为中心的知识生产与标准制定模式（杨慧，2024 ；门洪华，2024）。在生物统计学领域，西方主导的科研伦理、数据标准和指标体系长期占据主导地位，限制了南方国家的自主性。这一现象表明，全球南方必须通过上合组织等区域平台塑造替代性知识体系，以确保自身的科学成果和制度设计能够进入国际议程，并逐步形成具有合法性的南方话语权。

三是，生物统计学本身不仅是技术性的研究方法，更蕴含规范价值与伦理正当性。研究者指出，生物统计涉及临床试验设计、流行病学建模和基因数据分析等多个环节，其方法是否规范化直接关系到科研结论的合法性与社会的信任（郝拉娣等，2004 ；李扬等，2016）。尤其在跨国研究中，数据收集、隐私保护和结果解释都可能带来伦理困境，如果缺乏统一规范，容易造成制度合法性不足与分配不公。因此，从规范价值和伦理正当性角度分析生物统计，可以揭示其在区域和全球治理中的深层制度含义，即科学方法如何通过伦理保障转化为社会正义的制度化安排。

四是，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技术权力问题进一步凸显了全球治理的不平衡。数字巨头通过对核心算法、算力和数据的垄断，形成了结构性的制度依附，使“全球南方”在技术应用与治理中处于被动地位（孙志伟等，2025）。研究显示，这种不对称不仅加剧了南方国家的制度碎片化，还在跨境数据管理和技术标准制定中造成“单边嵌入”，使其在全球规则谈判中缺乏话语空间（刘雪莲等，2025）。在生物统计学领域，类似的依赖关系也同样存在，即南方国家过度依赖西方数据库与分析平台，导致科学自主性和制度创新受到制约。因而，将技术权力与生物统计结合分析，有助于揭示制度创新的外部约束条件，并为上合组织推动区域合作、减少外部依附提供理论支撑。

三、上合组织生物统计学的现实困境

在全球南方语境下，上合组织承担着推动区域公共健康与科学治理的重要任务。然而，由于成员国之间的发展阶段、制度环境和科研能力存在显著差异，生物统计学在上合组织内部的发展与制度化进程仍面临多重困境。这些困境不仅制约了科学研究的规范性和有效性，也削弱了区域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制度合法性和话语权。本文从五个方面加以阐释。

一是，能力差异与技术依附显著。上合组织内部国家在科研基础设施与生物统计能力建设方面存在明显不均衡。例如，中国、俄罗斯等成员国具备较为成熟的公共卫生体系和科研平台，而中亚部分国家仍依赖外部统计工具和数据库，这使得区域研究能力呈现“中心—边缘”结构（李扬等，2016）。这种能力差异导致区域科研合作在方法论和数据处理环节难以统一，弱化了合作的整体效率，也加剧了部分国家对外部知识体系的依赖。

二是，制度碎片化与标准不一。生物统计研究高度依赖统一的标准与规范，但上合组织成员国在科研伦理、数据口径与统计方法上缺乏统一性（李嘉伟，2024）。不同国家在临床试验审批、流行病学研究设计以及基因数据收集等方面各自为政，缺乏制度化的对接机制，导致研究结果难以进行跨国比较与共享。这种碎片化不仅阻碍了区域内的联合研究，还在国际合作中削弱了上合组织整体的制度竞争力。

三是，伦理与合法性不足。在跨国生物统计研究中，伦理审查与合法性保障是确保科研成果获得国际认可的核心环节。然而，部分成员国在科研伦理审查体系上仍不完善，临床试验和公共健康调查缺乏统一的伦理评估机制（郝拉娣等，2016）。这种缺失可能导致数据采集过程中出现隐私侵犯、知情同意不足等问题，从而削弱研究的合法性和透明度，使上合组织在全球科研网络中难以确立公信力。

四是，外部依赖与话语弱势。在生物统计领域，长期以来的国际标准与指标体系主要由欧美国家主导，南方国家往往被迫在既定规则下开展研究（杨慧，2023 ；门洪华，2023）。上合组织内部国家在科研成果的发表、数据使用及学术交流方面高度依赖西方期刊与数据库，缺乏自主的指标体系与评价标准。这种话语弱势不仅导致研究成果难以充分反映本区域的实际问题，也使上合组织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缺乏主动性。

五是，数据安全与主权风险突出。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发展，健康与基因数据逐渐成为新的战略资源。然而，上合组织内部在跨境数据管理与共享方面缺乏统一的安全标准，一旦数据依赖外部平台，将可能导致隐私泄露与主权受损（孙志伟等，2025 ；刘雪莲等，2023）。这种风险不仅削弱了成员国对本国科研成果的掌控，也使区域合作成果存在被外部技术垄断的隐患。

四、全球南方语境下的制度创新路径与政策建议

研究发现，上合组织在生物统计学的发展与治理中面临能力差异、制度碎片化、伦理缺失、话语弱势以及数据安全风险等多重困境。要推动这一领域的规范建构与制度创新，就必须结合全球南方的整体诉求与上合组织的制度条件，探索具有操作性的政策路径。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制度创新与政策建议：

一是，构建区域生物统计标准体系，推动规范共建与互认。上合组织应依托现有卫生合作机制，推动成员国共同制定区域生物统计规范，涵盖数据采集、统计建模、临床试验与流行病学研究等核心环节。通过建立“统一口径 + 差异容纳”的分层标准体系，实现最低标准的普遍适用与高水平标准的逐步推广。进一步，可设立区域生物统计委员会，负责审定和推广统一标准，并推动成员国间的结果互认。这不仅能够缓解制度碎片化的问题，也能逐步形成区域性标准的国际影响力。

二是，建立跨国科研伦理审查与合法性保障机制。针对伦理与合法性不足的现状，上合组织可设立区域科研伦理审查平台，对跨境临床实验、流行病学研究以及基因数据使用进行统一评估。该机制可采用“集中指导 + 本国执行”的模式，即区域平台负责制定原则和指南，成员国本地机构负责落实具体审查。通过这一制度安排，可以在尊重各国差异的基础上形成共识性伦理框架，提升科研成果在国际社会中的透明度与合法性。

三是，推动能力建设与人才合作，实现区域整体均衡。为克服能力差异与技术依附的困境，上合组织应在科研教育层面建立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与知识共享机制。例如，通过设立“上合生物统计联合实验室”和“区域数据分析培训中心”，培养具备跨学科背景的生物统计人才。同时，可依托上海合作组织大学和鲁班工坊等平台，推动研究生课程、短期培训与科研项目的跨国联合。这一机制有助于逐步弥合技术能力差距，提升区域自主创新的整体水平。

四是，发展跨国健康大数据平台，提升数据安全与共治能力。针对数据安全与主权风险，上合组织需要建立区域性健康大数据平台，确保数据采集、存储与分析在区域内实现自主可控。该平台应采用分布式存储与加密技术，保证数据在跨境共享中的安全性。同时，通过制定区域性数据治理规则，明确数据归属权、使用权与责任边界，既满足科研合作的需要，又防止外部平台的过度介入。通过平台建设与治理规则相结合，上合组织可以在保障主权的前提下实现数据共享和科学共治。

五是，塑造全球南方的话语自主权，推动国际制度公平化。在外部依赖与话语弱势的背景下，上合组织应积极推动“南方模式”的科学规范与方法论进入国际规则体系。一方面，可通过在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相关机构中提出区域倡议，提升南方标准在国际合作中的可见度。另一方面，应推动区域内部科研成果的国际化传播，支持建立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期刊与数据库，以逐步减少对西方学术体系的依赖。最终，通过持续积累规范与成果，上合组织不仅能够提升自身在生物统计领域的制度主张力，也能为全球南方争取更多科学话语权。

本文在全球南方崛起与国际秩序多极化的背景下，系统分析了上合组织在生物统计科学规范建构中的现实困境与制度短板，并提出了区域标准共建、跨国伦理机制、能力提升、大数据平台以及话语自主等政策建议。本次研究将生物统计科学纳入全球南方话语与制度创新的框架，研究拓展了规范建构理论在科学治理领域的应用，为上合组织推动区域合作与全球治理提供了制度化路径，也为提升南方国家的科学话语权与制度合法性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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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支持：国家社科基金 23BGJ050 ：上合组织国家贸易隐含碳转移与碳责任划分研究。通讯作者：张之峰，教授、国际战略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