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农村党支部发展及整顿

摘要：党支部是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组织管理、教育、监督党员，联系和组织群众，保证各项工作顺利开展，贯彻执行上级决议的神经末梢。党支部在中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果。抗战初期，山东各级党组织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扩大党支部发展党员，党员数量增加明显，但党支部建设相对落后。为此，中共山东分局遵照上级党组织指示，在1943年对农村地区党支部进行整顿并取得显著成效。

关键词：全面抗战；山东抗日根据地；农村党组织；发展与建设

引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建立根据地，其中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地位愈发重要，为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山东地区的党支部多居于城市。土地革命时期，山东地区党支部活动多转向农村，但在一些城市的学校党支部仍从事组织活动。全面抗战时期，山东地区城市的党组织力量变得薄弱，中共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农村抗日根据地。本文主要论述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山东分局在农村地区党支部发展及整顿方面采取的措施及收到的成效。

一、大力发展党员

（一）必要性

1.党组织发展壮大的需要

土地革命时期，山东地区的党组织一直处于隐蔽状态。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政变和七一五政变，大肆逮捕、虐杀共产党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状态。此后召开的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中心任务。为响应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先后发动阳谷坡里暴动、高唐县谷官屯暴动、博兴农民八四暴动等。由于敌我实力过于悬殊，武装暴动最终以失败结束。山东地区党组织只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达成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重新取得合法地位。但由于之前武装暴动失败，且一直处于隐蔽状态，所以党员人数少，组织规模小。1937年9月2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并转刘少奇等中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注全力于游击战争，借着红军抗战的声威，发动全华北党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是有计划地组成游击队”。[1]山东省委也召开会议，部署各地起义。从1937年底开始，山东各地先后爆发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抗日武装起义。如1937年底山东省委领导的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1937年12月底理琪等领导的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和廖容标、姚仲明等领导的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起义虽然成功，但后续发展面临着武器简陋、给养不足等重要难题，更关键的是匮乏政治觉悟高、军事能力强的人才。

2.根据地建立及建设的需要

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开始酝酿在成熟地区建立根据地。1938年5月，郭洪涛率陕北干部50多名来鲁。离开延安前，毛泽东召集赴鲁工作的干部谈话，指出“要在山东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山区的游击战争是可以坚持的”，平原的游击战争需要探索，“还没有经验，需要看一看”，“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2]。郭洪涛等人于1938年5月20日抵达山东省委驻地，并在第二天召开干部会议，经会议讨论制定了《发展和坚持游击战争的战略计划》，“确定创立以鲁中沂蒙山区为中心的根据地；向北以淄博山区为依托，开创清河地区游击根据地；向南开创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向东发展开创沿海地区抗日根据地，在津浦铁路以西，创立梁山伯和微山湖两块根据地；在胶东创立以大泽山为中心的根据地”[3]。这些抗日根据地的创立为中国共产党在山东开展工作提供了立足之地，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仍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

（二）大力发展党员的方式

1938年3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大力发展党员的决议》，区别于之前谨小慎微的吸纳态度，《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把发展党员成为每一个党员及各级党部的经常的重要工作之一，进行经常的检查与推动”[4]。在此背景下，大力发展党员成为山东党组织的中心工作。农村党支部被迫降低吸纳党员的条件并简化入党手续，以便迅速完成党员发展的任务，但民众文化程度低、对党的抵触情绪等成为了山东各地党组织在发展吸纳党员时绕不开的难题。面对这种情况，各党组织多采取非常手段发展党员。

1.利用个人关系发展党员

中国农村的人情关系内生于村落血缘、地缘、亲情所维系的熟人差异格局之中，并构筑起村社感情、人际交往与利益交换要遵循的有序社会规范。面对繁重的党员发展任务，部分党员简化入党程序，无原则的在个人关系中吸纳党员。如鲁中区某同志一天即发展了13位同志，均为其邻居；泰宁某地张姓同志参加党的会议，介绍了6位自己的同学入党，当晚便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支部。[5]通过熟人关系吸纳党员具有安全、迅速的优点，但也存在过度吸纳亲友的危害。

2.利用民众的贫苦境遇亟需改善的要求发展党员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广大民众具有浓厚的乡土意识，文化程度低，普遍缺乏政治关怀。部分党支部为快速完成任务，利用民众亟需改善当下生活境遇、提高生活质量的迫切需求来动员民众。如莒南县党员向贫困的入党对象承诺“参加就有饭吃，不受压迫”[6]。这种模式利用民众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动员入党对象，有利于快速吸纳党员。但也导致了入党动机模糊、政治信仰不坚定等问题在党内出现。

3.以民众熟悉的事物吸纳党员

山东作为敌后根据地，境内势力复杂，各方犬牙交错。中国共产党出于各种考虑在某些地区并未公开身份，一些党组织只能以八路军和群众组织的名义吸纳党员。在滨海区，有党员向入党对象承诺“暗八路”可以在家中秘密给八路送信、探情报，可以以“暗八路”的名义吸纳党员[7]。在鲁中区，部分党支部以“‘暗八路’‘内农救会’‘内职工会’等组织的名义吸纳党员”[8]。秘密会社在某些偏远乡村地区较为活跃，如“三番子”“红枪会”，一些党支部也会打着他们的名义吸纳党员[7]。

（三）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

经过基层党组织和党支部的努力，中共山东党组织的党员数量迅速增加。据统计，1939年3月，山东共计有党员2.3万人。[9]到1939年月，鲁南、鲁西、胶东、冀鲁边、清河等区及苏鲁豫边区、苏皖边区的党员已发展到5.15万人。[10]到1940年4月，山东分局共有党员约11万人。[11]这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强大的人力支撑。

如果仅论党员发展速度，这一时期的党员吸纳模式确实是行之有效的，但吸纳党员的质量同样不可忽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主要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1.党员政治素养不高，入党动机模糊

这一时期山东地区党员发展一味追求数量，并不关心入党对象是否具有坚定信仰。西海区党委对该问题进行了调查统计并总结，“平北二区全区党员122人，动机包括下列几种：为抗日的76名、看着八路好的5名、不愿受资产压迫的12名、为给八路送情报的5名、看着抗日政府好的2名、为贫吃富的7名”，还指出“目前农村的党员入党动机很少是为无产阶级觉悟，为抗日入党还是好的，另外则是不正确的多”。[5]

2.党员阶级成分混乱

在大力发展党员过程中，入党介绍人只考虑完成发展数量，并未深入考察入党对象的阶级成分，造成了党内成分不纯洁。如胶东牙前县观水区党支部，该支部工人占比5.53%，贫农占比28%，中农占比64%，富农占比1.2%。[12]此外，组织报告总结指出，“支委和党员成份相当复杂，中农成份占优势缺乏工人骨干。还有少数的阶级异己分子，甚至有少数的奸细分子，混在支部中进行破坏工作。”[12]

综上，大发展时期，由于过于追求党员发展数量，而忽视了对党员质量的考察。许多缺乏阶级觉悟的村民被吸纳入党，影响了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也为之后进行的党组织整顿埋下了伏笔。

三、整理巩固农村党支部

大发展时期，党员发展成为山东各地党组织的中心工作。在此过程中各地党支部为了完成党员发展任务，忽视了对入党对象的考察，这推动了党组织的快速发展，也导致了党内鱼龙混杂、成分混乱。为了在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要求各地党员认清形势，巩固党组织，“以整理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工作作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13]其后，山东分局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党的政策，在抗战中期开始了整顿巩固党支部的工作。

（一）调整支部成分

在总结党组织不够坚强的原因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党组织无一例外地都提到了敌对阶级对党组织的危害性。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为着巩固党，必须详细审查党员成份，清刷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地主、富农、商人），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13]，1939年10月，中共山东分局要求在干部审查过程中，“特别要注意审查阶级成份不好的”[14]。

在清河区，清西地区党委先开展自支委到党员的个别谈话，“内容为他本人的出身成分、文化程度、入党动机、对党的认识意见以及对目前形势的与当地环境的认识等”，同时参考多方意见，“如此一次、两次、多次直到彻底了解各个同志及该支部的真实情况”，并要求“配合村中的全盘工作，在群众运动中改变成分（淘汰坏的，吸收好的）”[15]。在胶东地区，“通过大生产运动与武装保卫运动，武力与劳力结合中来进行”，由支部直接领导，“考验锻炼改造支部，提拔优秀干部，调整领导成分，吸收新的血液”，注重“从生产运动和民兵斗争中考验出来的优秀雇农贫农党员到支部的领导机关中，至于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和太落后的党员则从支部的组织和领导机关中洗除出去”[16]。

（二）整顿支部组织

支部组织是中共组织力量深入农村的基础，也是基层党员参与组织生活的载体，统合具体工作来整理与恢复支部组织是整顿巩固工作的基本方面。[17]

胶东区在支部整顿中调整组织形式，“克服过去的大组形式，避免发生横的关系与暴露，取消了一些复杂组织，将小组会的日期缩短，每十天一次小组会”，并且注意在反脱离群众、反麻木等群众运动中积极培养干部，“发挥其优点，克服其缺点，在党员与群众中提高其威信”[18]。滨海区将此工作与反恶霸斗争联系，“把斗争的过程变为整理的过程”[19]，在斗争中进行支委改造，规范组织生活。各地党支部灵活运用各种策略，引导与动员群众斗争以开展各项具体任务。在此过程中，支委与党员小组得以改造，支部工作能力获得提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支部组织涣散的局面。

（三）加强支部教育

加强支部教育是整顿巩固支部的中心内容。无论是调剂成分还是整理组织，其举措想要收到预期效果均有赖于党员素质的提高，支部教育是最直接有效的途径。有别于早期的教育工作，这一时期山东农村党支部更多地将党员教育与支部日常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在教育内容上力求“大众化”，使之更加契合农民党员的文化水平。

在鲁南区，区党委指示各地支部“要在实际工作和民主民生的斗争中要及时教育党员干部：如何分析庄中进步、中间、顽固、落后的各种任务，阶级力量对比和我们的策略，如何领导推动政军民各个系统的工作，进行工作教育”，在其工作报告中指出，“工作教育进行的比较多，整支统治抓紧了每一个工作进行教育归纳起来：（1）进行了支委怎样开会，怎样领导村政民兵群众团体的教育；（2）进行了保证夏收征粮田赋的教育；（3）进行了拥军教育”[20]。部分地区支部还创造了一些生动有趣的教育内容与方式。如滨海区的教育活动与查减运动、拥参军运动相结合，在查减中开展“谁养活谁”的教育，在拥军参军中开展“回忆翻身”“回忆解放”“回忆生活改善”“检讨入党动机，加强党军观念”的教育。[21]

除此之外，为顺利推进党员教育工作，山东分局要求各区党委编写相关教材。胶东区的支部教材共十五课，内容涉及“党怎样领导党政军民”“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实际工作，以讲故事的方式娓娓道来，通过“课后题”加强对党员的政治教育。[22]在推行过程中采取的方式并非单一地理论说教，鲁南区在讲授支部教材时“连系本地区、本庄的实际例子，讲完一课即启发党员连系本庄、本身的例子展开讨论”[23]。

四、影响

（一）激发了群众抗战热情

农民群众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也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24]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民身上找到了立足点，但农民固有的保守落后思想、较低的文化素质给党的各项工作造成了一定阻碍。抗战初期，山东分局偏重于大量发展党员，“重量不重质，未认真执行党中央一九三九年秋关于整理巩固党的决定”[25]。在后来的整顿建设过程中，山东分局提出“在着手工作时，应对支部有所调查研究，并根据一定支部的具体情况来着手工作”[26]。并在对敌斗争中汲取经验教训，结合根据地各项生产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鲁中区党委即认识到支部工作“是长期的全面的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突击任务，亦不是个别的部分的问题，不了解这一点便会离开形势和任务而整理支部，便会发生一面整理一面垮台，一面整理一面停顿的现象”[27]。在发展党员、教育党员的过程中，鲁中区一方面，在基层吸收基础较好、觉悟较高的积极分子入党，把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党员分配到政权机关工作，解决人才紧缺问题。另一方面，针对文化水平低的入党对象，采取通俗易懂的教学形式，积极发展抗战教育。鲁中区党委还将旧小学转变为抗日小学，使农村教育成为党向根据地人民宣传抗日的阵地，开展广泛的抗日救亡教育，为大家树立起抗战必胜信念；提倡由党员干部带头开荒种地、饲养家禽、开办工厂，搞大生产运动，开展“双减增资”运动，逐步改善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生活，对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克服经济困难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改善了组织状况

全面抗战初期，山东各地党组织采取非常方式大力发展党员，这大大增加了山东地区的党员数量，但“重量不重质”的做法也使得山东分局不得不开展后续的整顿巩固工作。而整顿巩固工作最直观的成效即是扭转了拉夫式发展以来部分基层支部的不良态势，使得各地支部的组织面貌明显改观。

在支部成分方面，各地支部的支委与党员成分在“整支”前后变化显著，如胶东区平北县“从群众运动中来整理支部，从组织上改造了成分，根据20个支部的统计，共有支委72名，其中贫农54名，中农17名，雇工1名；部分分区委还亲自整理了个别坏的支部，调整了支部干部，清洗了坏的分子，处理了支部积累的一些问题”[28]。清河区“闭门造车的整支方式已大部分停止了，改造了支部的领导成分，作用较前提高”[29]。

在组织生活方面，各地支部经过整理大都有所改善。胶东部分支部“宣传委员按时上党课，讲解大众日报，在小组会上领导讨论问题，开展思想斗争”“从下半年查减运动开始后党员在阶级觉悟上，政治质量上都有进步，如支部领导领导查减参加各种工作都可看出”，“根据形势的演变，及时转变了某些地区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

（三）为解放战争胜利积累了有利因素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山东抗日根据地农村党组织发展与整顿取得显著成效。党的建设与根据地建设相辅相成，紧密联系。山东分局在军事斗争、群众运动、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等各项工作中都发挥了坚强的领导作用，形成一支日益强大的人民军队，党政军民关系更加紧密，山东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山东抗日根据地党的建设不仅极大地推进了抗日战争走向最终胜利的历史进程，而且积累了加速解放战争胜利的有利因素，为山东解放区党组织选派“七万干部北上南下”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奠定坚实干部基础；为党领导的山东军队，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结语

近代中国转型过程中，国民党改造了社会上层机构，而中共则翻转了基层社会机构。中国共产党扎根乡村，开展广泛的乡村动员，是其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途径。在此过程中，农村党支部发挥的作用至为关键。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即强调严密的组织纪律与高尚的意识形态，但意识形态的高尚并不自然拒绝权力腐败，中共也不具备天然防范涣散的能力。抗战时期，中共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在农村基层即表现为拉夫式的发展及其所产生的弊端。中共与国民党面对的都是同个经济残破、文化衰败的近代乡村，但中国共产党敢于正视难题与挑战，真正俯下身子，融入并扎根其中，为自己不断走向胜利汲取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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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胶东区党委组织部.关于整理支部工作几个具体问题的指示[A].1944，档号024-01-0190-001，济南：山东省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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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潘晓菲（2000年3月），女，汉族，山东省日照市人，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