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肾降浊汤对慢性肾脏病3-4 期患者肾功能指标改善效果的研究

引言

慢 性 肾 脏 病（CKD） 作 为 全 球 重 大 公 共 卫 生 问 题， 其 3-4 期（eGFR5-59mL/min/.73m² ）因肾小球滤过功能显著衰退、肾单位大量丧失，伴随代谢废物蓄积及肾性贫血、矿物质骨代谢异常等并发症，成为疾病进展至终末期肾病（ESRD）的关键阶段。当前西医以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 拮抗剂控压减蛋白、低蛋白饮食及对症干预为主，但长期应用难以阻断肾功能进行性恶化，且存在药物副作用、患者依从性差等局限，无法从根本改善肾间质微环境与组织修复，临床治疗面临瓶颈。中医药基于“脾肾亏虚、湿浊瘀阻”核心病机，提出“补肾固本、泄浊化瘀”治疗策略，为突破此困境提供新思路。补肾降浊汤作为该理论指导下的复方，融合补肾益气与通腑泄浊之品，兼具扶正与祛邪功效。为验证其临床价值，本研究选取 90 例 CKD3-4 期患者，通过随机对照设计，对比常规西医治疗与联合补肾降浊汤（疗程 2 周）对血清肌酐、尿素氮、估算肾小球滤过率及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的影响，旨在明确该方改善肾功能、延缓疾病进展的疗效，为中医药治疗CKD 提供循证依据。

一、慢性肾脏病3-4 期的肾功能损害特征

慢性肾脏病（CKD）3-4 期是疾病进展的关键阶段，此阶段患者肾小球滤过功能显著衰退，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维持在 5-59mL/min/.73m²，血清肌酐（Scr）与尿素氮（BUN）持续升高，这既反映代谢废物排泄障碍，更提示肾单位已大量丧失，肾脏清除毒素的核心能力大幅下降。肾脏病理上，广泛纤维化与肾小管间质萎缩逐步加重，肾组织正常结构被破坏；同时肾性贫血、矿物质骨代谢异常（CKD-MBD）、水电解质紊乱等并发症频发，进一步加剧身体损伤。残余肾单位因代偿出现高滤过，导致肾小球内压升高，加速硬化，形成“功能下降 - 代偿损伤”的恶性循环。加之常伴难控高血压与蛋白尿，若未有效干预，易快速进展至终末期肾病（ESRD），需依赖透析或肾移植，疾病负担重且治疗难度大。

二、慢性肾脏病3-4 期的肾功能损害的治疗困境

慢性肾脏病 3-4 期肾功能损害的治疗陷入多维度困境，首要难题在于治疗目标的矛盾性 []。此阶段需同时实现“延缓肾衰进展”与“控制并发症”双重目标，但两者常存在尖锐的治疗冲突：为降低肾小球内压、减少蛋白尿以保护残余肾单位，临床常规使用肾素 -血管紧张素 - 醛固酮系统抑制剂（RAASi），如缬沙坦、依那普利等。然而，该类药物会抑制肾脏排钾功能，慢性肾脏病 3-4 期患者因肾单位大量丢失，肾小球滤过率（eGFR）降至5-59mL/min/.73m² ，肾脏排钾能力已显著衰退，使用 RAASi 后高钾血症发生率可达 30% -50% ，严重时可引发心律失常甚至心脏骤停。同时，RAASi 的降压作用可能导致血容量不足，进一步降低肾灌注压，反而加重肾功能损伤。临床中，医生常需在“减量使用以规避风险”与“足量用药以保护肾脏”间反复权衡，部分患者甚至因无法耐受而被迫停用关键药物，陷入治疗空窗期 [2]。

并发症的叠加效应与治疗连锁反应，大幅提升了治疗复杂度。肾性贫血、矿物质骨代谢异常（CKD-MBD）、心血管损伤等并发症在此阶段相互交织，形成恶性循环：一方面，肾性贫血患者需补充促红细胞生成素（EPO）以提升血红蛋白水平，但 EPO 会激活肾素 - 血管紧张素系统，导致血压升高，而该阶段患者已有 60% 以上合并难控性高血压，血压骤升会直接加剧肾小球硬化，加速肾衰进展；另一方面，为纠正 CKD-MBD 患者的钙磷代谢紊乱，需补充碳酸钙与骨化三醇，但碳酸钙会与肠道内钾离子竞争吸收，间接升高血钾浓度，与RAASi 的致高钾风险形成叠加；骨化三醇虽能促进钙吸收，却也会增加肠道磷吸收，导致高磷血症加重，而高磷血症又会诱发血管钙化，使心血管并发症风险提升 2-3 倍。临床中，医生需同时监测血钾、血磷、血压、血红蛋白等多项指标，频繁调整用药方案，但仍难以避免“纠正一种并发症却诱发另一种风险”的局面，治疗效果常大打折扣[3]。

残余肾单位保护的局限性也构成关键困境。该阶段肾单位已大量丧失，剩余肾单位处于高滤过代偿状态，现有治疗手段仅能通过控制血压、减少蛋白尿等方式减缓高滤过对肾单位的损伤，却无法逆转已受损的肾组织，也不能阻止残余肾单位因长期代偿而逐渐硬化。一旦患者出现感染、脱水、药物肾损伤等诱因，残余肾功能极易快速恶化，短时间内进展至终末期肾病，治疗手段难以应对突发的肾功能衰退，陷入“被动维持”的困境。

三、补肾降浊汤的组方原理及其对肾功能指标的干预机制

慢性肾脏病 3-4 期在中医辨证体系中，核心病机始终围绕“本虚标实”展开，这一病理特征也成为补肾降浊汤组方的核心依据。其中“本虚”以脾肾气阴两虚为基础，随病情进展可进一步发展为阴阳两虚。肾为先天之本，主藏精、司气化，脾为后天之本，主运化、气血生化之源，脾肾两虚则气化功能失司，无法正常蒸腾水液、固摄精微，不仅导致水湿内停，还会使蛋白质等精微物质漏出形成蛋白尿；而“标实”则是在本虚基础上衍生的湿浊、瘀血、毒邪，三者相互交织——湿浊内蕴阻碍气机升降，瘀血阻滞肾络影响气血运行，毒邪蓄积进一步损伤肾单位，形成“虚致实、实加重虚”的恶性循环[4]。

补肾降浊汤严格遵循中医“标本兼治、攻补兼施”的治疗原则，构建“补肾固本以扶正气，泄浊化瘀以除病邪”的配伍逻辑。方中以黄芪、山药、山茱萸、熟地黄作为“扶正”核心：黄芪善补肺气、益脾气，气行则水行，可助肾气化；山药补脾益肾、固涩精微，能减少蛋白漏出；山茱萸补益肝肾、涩精缩尿，针对肾元亏虚导致的固摄无力；熟地黄滋阴补血、益肾填精，为肾阴不足的要药，四药合用从脾、肾、气、阴多维度改善本虚，恢复脏腑正常生理功能。同时，针对标实之证，配伍大黄、茯苓、泽泻、丹参、积雪草等“祛邪”药物：大黄通腑泄浊，能通过肠道途径排出体内蓄积的尿毒症毒素，减少肾脏代谢负担；茯苓、泽泻健脾利湿，加速水湿排泄，缓解水肿及肾间质水湿浸润；丹参活血祛瘀，可改善肾脏微循环，减轻肾络瘀阻；积雪草则兼具清热利湿、解毒消肿之效，辅助清除体内毒邪，多药协同实现“浊去瘀散毒清”，减轻标实对肾组织的持续损害。全方补而不滞、泻而不伤正，既纠正脏腑功能失衡，又清除病理产物，充分体现中医整体调节、多靶点干预的治疗优势[5]。

从现代药理学视角分析，补肾降浊汤中多种中药的活性成分已被证实具有明确的肾脏保护作用，其对肾功能指标的改善机制可从多环节得到阐释。黄芪中的主要活性成分黄芪甲苷，能通过抑制肾脏组织中炎症因子（如 TNF-α、IL-6）的表达，减轻肾间质炎症反应；同时可增强抗氧化酶活性，降低氧化应激损伤，进而减轻肾小球硬化程度，并对受损的肾小球足细胞起到修复作用，减少足细胞脱落，维持肾小球滤过屏障完整性。大黄中的大黄酸、大黄素则是调节肾功能的关键成分，可抑制肾小管上皮细胞向肌成纤维细胞转分化（EMT），减少肾间质胶原纤维沉积，延缓肾间质纤维化进程；能通过促进肠道蠕动、增加肠道黏膜通透性，加速血肌酐、尿素氮等代谢废物经肠道排泄，直接降低血清中氮质废物水平。丹参所含的丹参酮Ⅱ A、丹酚酸 B 等成分，可扩张肾脏微血管，降低血液黏稠度，抑制血小板聚集，改善肾脏局部血流灌注，为受损肾单位提供充足血氧供应，缓解肾组织缺血缺氧状态。茯苓中的茯苓多糖则具有双向免疫调节作用，既能抑制过度激活的免疫细胞，减轻免疫介导的肾损伤，又能通过促进水通道蛋白表达，增强肾小管重吸收功能，发挥利尿作用，缓解水肿症状。这些活性成分并非孤立作用，而是通过协同效应从分子层面调控肾功能相关信号通路：例如黄芪甲苷与丹参酮ⅡA 可共同抑制TGF-β/Smad 信号通路激活，减少促纤维化蛋白合成；大黄酸则能下调 NF-κB 信号通路活性，进一步抑制炎症反应，形成“抗炎 - 抗氧化 - 抗纤维化”的协同保护网络，为肾功能稳定提供分子层面支持。

从临床指标改善角度看，补肾降浊汤通过上述多机制作用，可直接对核心肾功能指标产生积极影响：通过促进肌酐、尿素氮经肠道排泄及减少肾组织损伤，实现血清肌酐（Scr）、尿素氮（BUN）水平降低，直观反映其减轻氮质血症、促进毒素清除的能力；通过改善肾小球滤过屏障功能、减轻肾小球硬化及改善肾脏微循环，可提升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延缓肾功能衰退速度；同时，其对足细胞的保护作用及对肾小管重吸收功能的调节，还能减少尿蛋白漏出，部分临床研究已证实，长期服用该方可使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显著下降，提示其在控制蛋白尿、延缓肾小球高滤过状态方面的潜力。此外，近年研究还发现，补肾降浊汤可通过调节肠道菌群结构，降低肠道内毒素生成与吸收，通过“肠 - 肾轴”调控机制改善尿毒症内环境，间接减轻肾脏代谢负担，形成“肠道排毒 - 肾脏减负 - 功能改善”的良性循环。这种多途径、多靶点的综合作用模式，使其在改善慢性肾脏病 3-4 期患者核心肾功能指标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为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肾脏病提供了明确的药理学依据。

四、补肾降浊汤联合常规治疗对肾功能指标的临床疗效验证

为系统评估补肾降浊汤联合常规治疗在慢性肾脏病 3-4 期患者中的临床疗效，多项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已围绕核心肾功能指标展开深入观察。研究通常将患者分为对照组（仅接受标准西医治疗）与观察组（在相同基础上加用补肾降浊汤），疗程多设定为 8 至 2 周。主要观察指标包括血清肌酐（Scr）、尿素氮（BUN）、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及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等。结果显示，观察组在治疗后 Scr 和 BUN 水平显著下降，eGFR 提升幅度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患者临床症状如乏力、纳差、水肿、夜尿频多等亦有不同程度改善，提示该联合方案不仅改善实验室指标，还提升了整体生活质量。

从干预机制的临床验证维度分析，补肾降浊汤的加入并非简单“叠加治疗”，而是通过多环节协同作用弥补常规西医治疗的局限，形成“靶向互补”的治疗优势。西医常用的ACEI/ARB 类药物虽能通过扩张肾小球出球小动脉降低肾小球内压，减少蛋白漏出，但约5%-20% 的患者会因血钾升高（ >5.5mmol/L ）或血肌酐短期内上升超过 30% 而被迫减量或停药，且无法改善肾间质微循环障碍与代谢毒素蓄积问题。补肾降浊汤中丹参、积雪草等成分可通过扩张肾脏微血管、降低血液黏稠度，改善肾间质缺血缺氧状态，缓解肾小管上皮细胞的高代谢负担，为 ACEI/ARB 类药物的安全使用创造条件；同时，大黄、茯苓等药物能促进肠道蠕动、增加肠道黏膜对毒素的吸附与排泄，临床检测发现观察组患者治疗后血清吲哚硫酸盐、对甲酚等肠源性尿毒症毒素水平较对照组降低 20%-25% ，间接减轻了残余肾单位的代谢压力。此外，观察组尿蛋白的持续减少，除与 ACEI/ARB 类药物的作用相关外，更与黄芪甲苷对肾小球足细胞骨架的保护作用、丹参酮的抗炎效应密切相关。研究中观察组患者尿微量白蛋白 / 肌酐比值（ACR）下降幅度显著大于对照组，且肾组织活检（部分研究亚组）显示肾小球硬化程度较轻，证实中药成分在延缓肾小球病理损伤方面的独特价值。这种“西医控压降蛋白 + 中医改善微环境减毒素”的中西医结合模式，实现了对 CKD 病理进程的多靶点干预，突破了单一疗法的治疗瓶颈。

在安全性与临床适用性方面，现有证据显示补肾降浊汤在规范辨证使用下具有良好的耐受性。不良反应主要集中于轻度胃肠道不适（如腹胀、腹泻），发生率约 5%-8% ，多发生于治疗初期，通过调整服药时间（饭后 30 分钟服用）或适当减少大黄用量后可缓解，未出现严重肝损伤、过敏反应等不良事件。长期随访（2-24 个月）数据进一步证实，持续服用补肾降浊汤的观察组患者，其 eGFR 年下降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进展至终末期肾病（ESRD）的风险降低约 30% ，且患者治疗依从性较高（ >85% ），优于部分中成药。值得注意的是，疗效的发挥与辨证准确性密切相关——对中医辨证属“脾肾亏虚、湿浊瘀阻”证型的患者，疗效更为显著，而对“肝肾阴虚、热毒炽盛”证型患者则需调整方药配伍（如减少熟地黄用量、增加知母、黄柏），提示个体化治疗的重要性。

综合现有临床研究证据，补肾降浊汤联合常规西医治疗在改善 CKD3-4 期患者核心肾功能指标、延缓疾病进展、提升生活质量方面具有明确疗效，且安全性良好，为中西医结合管理 CKD 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临床路径，尤其适用于需长期控制肾功能恶化、对单一西医治疗效果不佳的患者，值得在临床实践中进一步推广，并通过更大样本量、更长随访周期的研究优化其治疗方案。

结语

本文系统探讨了补肾降浊汤对慢性肾脏病 3-4 期患者肾功能指标的改善作用。通过分析该阶段肾功能损害特征与治疗局限，阐明补肾降浊汤基于“补肾固本、泄浊化瘀”理论的组方依据及其多靶点干预机制，并通过临床疗效验证证实其在降低血清肌酐、尿素氮，提升eGFR 及减少蛋白尿方面的显著效果。该方联合常规治疗可有效延缓肾功能恶化进程，提高综合治疗疗效。补肾降浊汤体现了中医药整体调节与标本兼治的优势，为慢性肾脏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干预策略，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

参考文献

[] 刘志民 ， 陈晓蓉 . 补肾降浊法对慢性肾衰竭 3-4 期患者肾功能及炎症因子的影响 [J].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2，37（5）：324-327.

[2] 徐文达 ， 蒋丽萍 . 补肾活血泄浊方联合西药治疗非透析慢性肾脏病的临床观察 [J]. 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 ，202，22（8）：689-69.

[3] 郑军华， 孙伟. 基于“肠- 肾轴”理论探讨中药复方对慢性肾功能不全的干预机制[J].中医杂志 ，2023，64（3）：205-209.

[4] 路玮 . 补肾降浊汤治疗脾肾阳虚型慢性肾衰竭的临床效果 [J]. 内蒙古中医药 ，2020，39（2）：53-54.

[5] 王俊安 . 补肾降浊汤治疗脾肾阳虚型慢性肾衰竭的临床效果探讨 [J]. 中医临床研究 ，2020，2：34-36.

基金项目：福建省南平市科技计划项目－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209J26）；工作室基金批号（福建省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闽卫中医函（2023）697 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