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研究与西方文艺思潮的渗透

当红学界依然被“索隐派”搅得浑浑噩噩之时，《红楼梦》依然被评点派当成“闲书”欣赏的时候，王国维通过《红楼梦评论》开始了跨文化比较研究，开拓了解读《红楼梦》的新向度。由于不符合西学东渐之前的中国学术传统，缺乏必要的学术背景和学术群体支撑，特别是引进外国文艺理论时在操作上的机械套用等，以至于未能形成主潮。

西方文艺思潮真正对大陆红学界产生的冲击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王国维当年开创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模式终于在红学界得以回归。当代西方新批评派提出文学“本体论”，认为研究作品，无须研究作者的传记，无须研究历史背景等，并视那些为“外在研究”，实际上是要求对作品进行主体价值学诠释。这种由外向内的诠释维度的转换，正是对传统治学范式偏向的反拨，虽然在提法上陷入片面，但又不失其深刻。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主体性哲学在中国大陆演变成主潮，以主体价值学诠释为特征的新批评派也就为不少研究者所乐于采用。新批评这种研究范式，让人们将目光聚焦于作品，并将这一局部显影放大，使人们看清了其详细构造，意义自不可估量，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对《红楼梦》主体价值方面的诠释也确实比以往更深入了一层，但若夸大认为是研究了作品的全部，那就又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倘将《红楼梦》这部作品经过新批评派那样的微观显影放大后，再吸收考证派、社会历史批评派等的研究成果，将作品放置到特定的时代背景上去进行宏观考察，追溯作品之所以在此时出现的根由，就能看得更为清楚，分析得也更加圆满、得体、到位。不将文献还原作为意义探究的前提，最终所寻得的意义就比较随意。

当代红楼学人中，确有不少从新的文学理论视角解读《红楼梦》者。如梅新林《红楼梦哲学精神》，以“神话─原型批评”为主的方法来建构理论体系。孙伟科则从叙事学视角探索曹雪芹的艺术笔法。刘宏彬《红楼梦接受美学论》这部专著，从题目上即可看出其对《红楼梦》的阐释转向于读者。当代红学研究者虽大多沿着弗洛依德、荣格、韦勒克·沃伦、尧斯、罗兰·巴特、伽达默尔、弗莱等人一路“引”来，但由于自身的学术水平，运用到红学上时，解释得也还算得体、到位。或许这种解读既闪烁着西学“舶来”的吉光，又与国学结合得较好。除上述之外，有一批红学文章，倘若剥去其西学的外壳，就发现其研究方法并未超越传统的文学批评，只是结论中多了一些心理学、叙事学、文化学的东西，而又没有经过融化，是直接从西学中拿来的产品。需要指出的是，有时这类文章的各个板块之间比例失调，比如西学理论大于《红楼梦》文本分析，让人弄不清究竟是借心理学、叙事学、文化学来指导文学解读，还是以《红楼梦》为标本去挖掘其中的心理学、叙事学、文化学的宝藏。

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只有敞开胸怀，吸取别人的长处，才能保持与别的民族对话、共处的权利。红学研究也是如此，应当在返回中国传统文化原点的同时，参照外国文艺理论的精粹，所谓“多元吸纳，一元凝聚”。

中国学人长于印象随感式批评，以《红楼梦》上的脂批以及后来出现的《红楼梦》评点家为例，尽管在解读作品时能给人一种剥骨剔髓的明爽感，但同时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种传统的批评不爱穷尽其理地分析，拒绝卷入严密的体系。不必妄自菲薄，也不否认评点派的价值，作为中国小说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派自有其不可抹杀的贡献，但是也不能人为地夸大其作用，如将一般的小说技法学上升到“美学”的高层次，就值得商榷。实际上，评点派由于存在支离破碎的形式上的弊端和自身思想上的局限，在整体上是很难驾驭《红楼梦》这样一部伟大杰构的；特别是当西方批评家已经建立了“小说修辞学”“整体小说诗学”的时候，如果还固步自封，抱残守缺，红学研究就明显地滞后于时代的发展。适当引进一些先进的西方文艺理论很有必要，相比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而言，西方有关的文体学、叙述学等理论的共同点是：均以文本形式为研究对象，试图使文学批评建立在相对稳定、客观的基础之上。倘若以西方人重视对作品形式做切割式研究为参考系，与我国的传统治学结合起来，将会开拓《红楼梦》研究的空间。

20世纪是西方文学批评活跃的时代。不考虑各种理论的利弊得失，只考察批评家们的着眼点，可以说20世纪的西方批评，是面上的拓展与点上的掘进齐头并进。结合到红学研究，侧重研究《红楼梦》文本，像结构主义、叙事学、符号学、新批评、修辞批评等，可以消化吸收后被我们所用。例如从《红楼梦》的影响史角度考察，即侧重从读者角度考虑的，强调重建作品的阅读空间，那么解构批评、接受美学、文学社会学、阐释学等，研究者自可各取所需。从某一个点向下掘进，也导致了点上的深化；每一个点又涉及到许多层面，不同的研究者掘到哪一个层面，会有欣喜的发现。如研究曹雪芹的创作过程，单纯停留在刘勰的《文心雕龙》阶段或是脂评所提示的那样去理解，那也只能注意到曹雪芹的意识层面，而引进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则可能掘进到曹雪芹的无意识层面；再进一步引进些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很可能又掘进到了曹雪芹心理结构中的集体无意识层面；如再引进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作为参照，也能发掘出不少《红楼梦》语言层面的价值；再引进一些意象批评、神话原型批评的理论，那么对于《红楼梦》这部作品象征意象背后蕴藏的民族文化心理，对于《红楼梦》哲理层次、文化层次的解读，无疑是有益的。这样做到面的拓展与点的掘进同时并举，对于开拓红学研究的新视野，一定能打开一个别有洞天的新境界而为大家所欢迎。

在日益全球化的新时代，红学的视界应突破国门之限。有必要强调指出，在与国际学术接轨、学科空间全面拓展的大前提下，《红楼梦》跨文化比较研究应该进一步拓展。两种不同学术文化的比较研究，往往会得出同一文化立场、单一学术维度中难以产生的结论，这一点已成为目前学术界共识。张法《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的核心观点认为：具有现代精神的比较学，从基本上说，就是一种引入新的参考系的研究，通过新参考系的引入，显示事物在原有参考系中无法显现的新的性质，从而深化对事物的认识。跨文化比较研究在红学中的运用，也正是为了把王国维当年开辟的研究方向进一步引向深入。尽管王国维模式也存在某些清晰可见的误区，但这些误区又适足以成为接踵而进的新起点。王国维生当现代阐释学远未成熟的近百年前，因而他的《红楼梦评论》中有更多的“误读”成分，难能可贵的是，在“误读”中还是体现出更多的创造性的解释。今日的红学研究者有着比他更多的优势，作为中国学人，可以将《红楼梦》和中华文化精粹毫不费力地联系起来，这是缺乏中国文化背景的西方学者很难达到的境界。今日不仅应在《红楼梦》内容的诠释上要超过王国维那个时代的学术水平，还应在形式上多做些与外国文学作品的比较研究，如结构的、语言的、意象的、叙事角度的、修辞的、文类批评等诸方面的综合研究，从而全方位地拓展《红楼梦》研究的诠释维度。今日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同寻常的文化转型时期，不同文化面临的种种冲突更加凸现出交往理解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若一味恪守传统的研究模式，就容易在文化交流之间形成一道无形的“文化壁垒”，从而成为走向世界过程中一个相当突出的困扰。关于跨文化比较研究在红学中的应用，也不能因为前人有过经验教训就因噎废食，不能动辄指斥用西方理论研究红学是“误读”。其实按照解构主义代表性学者哈罗德·布鲁姆的理论观点，一切阅读皆是“误读”。当代对“误读”的研究主要归为两类：一类以伽达默尔为主的阐释学放弃了作者原意的理论假设，文本意义力图在读者的多样化视域融合中重新生成，意义的多元化呈现使“误读”成为“合法”的概念；另一类以保罗·德曼为主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宣告了传统“正读”的不可能性和“误读”的绝对性。在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思潮中，文本意义是延异的、不确定的，正读的权威被颠覆，“误读”与阅读划上等号。与这两类对“误读”的研究相比，哈罗德·布鲁姆的误读理论将“误读”的视角转向了作者，使“误读”从一种阅读理论转变为主体的创作策略。需要指出的是，“误读”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中不可回避的文化现象和解释学原则，被一定程度上属于人为的理论夸张并导向一种思维的误区，无形中暗示着某种民族文化本位的理论立场，以极具情感说服力的借口，为某种不愿走出自身狭窄文化视野的自我中心主义找到了最实用的理由，从而构成了文化交流上的困境。红学既然被称为古典文学的窗口，不应划地为牢，而应成为各种理论模式的试验场。至于新方法在引进红学研究中表现出的不足，应有清醒的认识并在实践中予以纠正，但不能放弃探索。

参考文献：

［1］梅新林：《红楼梦哲学精神》，学林出版社1995年。

［2］孙伟科：《主题预设·叙事张力·意图转移》，《红楼梦学刊》2004年第一辑。

［3］刘宏彬：《红楼梦接受美学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4］崔国清：《哈罗德·布鲁姆误读理论中的主体问题》，《江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