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鸥外文学中的阳明元素书写

摘要： 本文深入探讨森鸥外作品中的阳明学元素及其文化意义。森鸥外的儒学教养及其后的阳明学浸润，拓宽了作者的伦理观与文学实践，更成为其作品探索复杂人性与社会变革的独特视角。本文通过对森鸥外作品的分析，揭示了阳明学在日本近代文学中的多维投射，以及在思想史、跨文化交流和现代文学中的深远意义，分析阳明学从中国哲学到日本精神资源的适应性演变，探讨其在文学创作中对人性书写和伦理观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森鸥外；阳明学；舞姬；大盐平八郎；

引言

作为日本近代文学巨擘，森鸥外的创作始终交织着深刻的哲学思辨与跨文化张力，而阳明学作为其思想根基的来源之一，不仅有助于拓宽其伦理观与文学实践，更成为其作品探索人性复杂性与社会变革的独特视角。本文通过梳理森鸥外的思想轨迹与文学文本，揭示阳明学在其创作中的多维投射，并探讨这一哲学思想在日本近代文学中的文化意义。

一、森鸥外与阳明学

森鸥外出生于武士家庭，自幼接受严格的儒学熏陶。其父是一位汉学家，对朱子学颇有研究。在这种家庭背景下，森鸥外自幼研习《四书》《五经》等汉学经典，这些经典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儒学基础。在《自纪材料》中，森鸥外记录了自己六岁学习《论语》、七岁学习《孟子》的经历，显示出其对儒学经典的早熟理解。青少年时期的森鸥外在藩校养老馆学习期间，接触到了朱子学和国学思想。尽管当时养老馆并未教授阳明学，但朱子学的“穷理”与阳明学的“致良知”在某种程度上为他日后的思想转变埋下了伏笔。此外，森鸥外在留学前对“知行合一”的初步理解也反映了他对儒学实践精神的重视[ 海老田輝巳.森鴎外の作品における陽明学[J].語学と文学（九州女子大学），1996（6）.]。这种思想积淀为他后来接触阳明学提供了理论基础。

九州时代是森鸥外接触阳明学的关键契机。在此期间，他购入了阳明学的重要典籍《传习录》，并致信母亲分享研读心得，这表明他已开始主动探索阳明学的思想内涵。此外，他与井上哲次郎的交游对其阳明学观念的形成意义重大[ 山村奨.森鷗外における大逆事件と陽明学―井上哲次郎との比較による[J].総研大文化科学研究，2017（13）.]。井上哲次郎对阳明学进行了近代阐释，这种阐释启发森鸥外从新的视角审视阳明学。他们在德国留学期间的交流，使森鸥外有机会深入了解阳明学在近代社会背景下的价值，进一步加深了他对阳明学的兴趣与研究。

不仅如此，阳明学对森鸥外的创作观也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在文学伦理层面，他从阳明学的 “致良知” 理念出发，对人性与道德展开深层探索。在其作品中，常能看到对人物内心良知挣扎的刻画，借文学作品探讨道德抉择与人性善恶。在历史小说创作中，“知行合一”的理念得到充分投射。森鸥外笔下的人物在历史背景下的行动抉择，展现出“知”与“行”的相互关系。他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塑造，探讨在特定历史情境中，人物如何将内心的认知转化为实际行动，以及这种行动带来的后果。这种创作手法不仅丰富了作品的内涵，也体现了他对阳明学 “知行合一” 理念的深入理解与运用。

森鸥外与阳明学的关联贯穿其一生。早期的汉学根基为他接触阳明学创造了条件，接触阳明学的契机促使他深入研究这一思想体系，而阳明学又反过来深刻影响了他的创作观，使其作品蕴含着独特的哲学思考与文学价值。

二、森鸥外小说中的阳明元素

（一）《舞姬》中的隐性反思

《舞姬》是森鸥外的处女作，讲述了日本留学生太田丰太郎在德国邂逅舞女爱丽丝的爱情悲剧。小说表面上呈现出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但深层叙事中隐含着阳明学“致良知”与“心即理”的思想投射。细究文本，作品中阳明学的隐性反思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主人公良知与责任的挣扎，呼应道德困境的阳明学底色。小说主人公丰太郎的内心冲突本质上是“良知”与“责任”的对立。他因违背官僚体制的期待而被罢免官职，陷入身份迷失的困境。此时，爱丽丝的真诚与依赖成为他唯一的慰藉。阳明学认为，“良知”是心之本体，需通过“致”的工夫实现道德自觉。太田对爱丽丝的感情，既是对自我“良知”的唤醒，也是对体制化“责任”的背离。他在日记中写道：“心の誠を顕はして助の網をわれに投げかけしはエリスなりき。（笔者译：显露出内心之诚，向我投来救助之网的，正是爱丽丝）[ 本文所引的小说原文均选自森鸥外.鸥外全集[M].东京：岩波书店，1975.]”这里的“诚”与阳明学中“心之本体”的“诚”相呼应，暗示主人公试图通过情感纽带回归内心的真实。然而，太田最终选择抛弃爱丽丝回国，表面上是屈从于社会压力，实则是对“良知”与“责任”无法调和的妥协。这种结局并非简单的道德失败，而是森鸥外对阳明学“心即理”的复杂诠释——当外部伦理规范（“理”）与内心良知（“心”）冲突时，个体的选择往往被迫陷入悲剧性断裂。

其二，东西方碰撞下的伦理选择，暗含“心即理”的隐性实践。阳明学主张“心外无理”，强调道德判断需基于内在良知而非外在教条。丰太郎的困境恰是这一思想的文学化呈现：西方个人主义情感与日本传统集体伦理的碰撞，本质上是“心”与“理”的对抗。爱丽丝代表的自由情感，是太田“致良知”的契机；而日本社会对“忠孝”的苛求，则是外在“理”的强制。森鸥外通过这一对立，揭示了明治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面临的精神撕裂。值得注意的是，丰太郎的妥协并非全然否定“心即理”，而是暴露了该理论在现实中的局限性——当社会结构无法容纳个体的良知实践时，“知行合一”只能沦为理想化的空谈。这种批判性视角，使《舞姬》成为对阳明学伦理观的隐性反思。

其三，结局的象征意义，孕育妥协中的道德觉醒。主人公丰太郎的归国选择常被解读为懦弱，但从阳明学视角看，这一行为恰恰体现了“道德觉醒”的复杂性。他意识到，纯粹的“致良知”无法解决现实矛盾，因而选择以妥协换取生存空间，这种妥协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实践。通过这种妥协，他实现了从个人情感到社会责任的转变，完成了“致良知”的过程。这种“觉醒”并非顿悟，而是对道德理想与现实条件张力的无奈接受。森鸥外借此暗示：阳明学的个体伦理需与社会结构调和，否则将陷入虚无。

（二）《大盐平八郎》中的显性刻画

《大盐平八郎》是森鸥外后期以江户时期阳明学者大盐平八郎起义为原型的的历史小说，主人公深受阳明学影响，在目睹了当时社会贫富的悬殊、百姓生活的困苦后，试图通过武力推翻现有秩序，实现其心中正义。他的行为是“知行合一”的一种实践，然而起义带来了社会的动荡和混乱，造成了许多无辜的伤亡。这部小说揭示了“知行合一”理念在极端情境下的异化与局限。细究文本，作品中阳明学的显性刻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大盐平八郎的起义，呈现阳明学“实践性”的极端化。大盐平八郎是日本天保年间的著名起义者，他以阳明学“知行合一”为旗号，发动了反抗幕府的斗争。在作品中，大盐宣称“我々は平生良知の学を攻めている。あれは根本の教だ（笔者译：我们平日钻研良知之学，此乃根本之教）。”这句号召直接呼应阳明学对“实践”的强调。然而，大盐的“行”并非对“知”的升华，而是暴力手段的合理化。他下令处决动摇的门徒宇津木，以“除妨碍之草”为由，将阳明学的“去人欲、存天理”扭曲为排除异己的工具。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认为真正的知识必须通过实践来体现，而大盐平八郎的行为则是这种“知行合一”理念的极端化实践。然而，这种极端化的实践最终导致了失败，也引发了森鸥外对阳明学局限性的反思：当“知行合一”脱离道德约束，则有可能沦为权力暴力的借口。

其二，良知与暴力的张力，体现对阳明学局限性的反思。大盐平八郎发动叛乱的初衷，或许是出于他的良知，他想要拯救受苦的百姓，打破不公平的社会秩序，但他所采取的暴力手段却违背了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森鸥外通过对这一事件的描写，展现了良知与暴力之间的矛盾。从阳明学的角度来看，“致良知”是为了实现道德的完善，但在大盐的案例中，暴力却掩盖了良知的初衷。这让森鸥外思考，阳明学在强调实践的同时，是否忽略了实践过程中手段的合理性。这种反思提醒人们，在将阳明学的理念应用于社会实践时，必须谨慎考虑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避免走向极端。森鸥外并未否定大盐的救民动机，但尖锐批判其暴力手段。在附录中，他认为大盐的行动本质是“盲目な暴力（盲目的暴力）”。这一批判直指阳明学的潜在危险：过度强调主观良知可能导致对客观现实的忽视。井上哲次郎曾指责阳明学“易陷于主观偏执”[ 山村奨.近代日本における陽明学観の変遷：大塩平八郎の評価との関連から[J].日本儒教学会報 （2），2018（1）.]，森鸥外虽不认同这一观点，但仍通过大盐的悲剧揭示其理论缺陷——缺乏社会维度的“致良知”，可能激化非理性行动。

其三，历史叙事中的思想批判，折射本义与后果的区分。森鸥外在小说中刻意区分了阳明学本义与大盐的实践。他指出，大盐叛乱的主因是“饥荒”，而非阳明学的影响。通过宇津木之口，森鸥外强调大盐“眼中既无将军，亦无朝廷”，揭露其行动缺乏政治远见，仅是“捣毁米店的莽夫”。这种叙事策略表明，森鸥外试图剥离阳明学与暴力革命的关联，维护其作为伦理哲学的正统性。大盐的行为虽然受到阳明学的影响，但其行为并不能完全等同于阳明学的本意。阳明学强调 “知行合一”，但这种“行”应该是符合道德规范、有利于社会和谐。大盐的起义虽然看似是对社会不公的反抗，但实际上却造成了社会的混乱，这与阳明学的初衷相违背。森鸥外通过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文学叙述，批判了那些对阳明学的错误理解和应用。他提醒人们，不能将个人的极端行为归咎于阳明学本身，而应该正确理解和运用阳明学的思想，在实践中注重行为的合理性和后果。森鸥外通过小说指出，真正的阳明学不应该被用于暴力革命，而应该通过和平的手段来实现社会的进步。这种思想批判不仅反映了他对阳明学的理解，也体现了他对社会变革的深刻思考。

三、阳明学在日本近代文学中的意义

阳明学自传入日本后，逐渐融入日本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日本文学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其意义深远且广泛。从思想史、跨文化交流以及对现代文学启示等角度来看，阳明学在日本近代文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仅推动了日本文学的发展，还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思考。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其一，阳明学的本土化与文学转译中的适应性演变。阳明学自江户时代传入日本后，经历了深刻的本土化改造，逐渐从中国哲学转化为具有日本特色的精神资源。这一过程不仅体现在思想领域，更通过文学创作实现了文化转译。江户末期，阳明学成为藩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其“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的理念被幕末志士重构为变革社会的精神武器。例如，大盐平八郎在《洗心洞箚记》中以“太虚说”阐释阳明学，又摒弃了形而上的思辨，转而强调行动伦理。这种改造使阳明学从士大夫阶层的修身哲学，下沉为市民社会的实践指南。明治时期，面对全盘欧化的冲击，文学家通过文学媒介对阳明学进行了再诠释。夏目漱石在《哥儿》中借阳明学“是非之心即良知”的理念讽刺教育制度异化，森鸥外则在《舞姬》中以“心之诚”暗合“心即理”，将东西方伦理冲突转化为个体道德觉醒的叙事。这种转译并非简单移植，而是将阳明学与日本传统伦理及西方个人主义融合，形成“东洋道德，西洋技艺”的独特思想体系。

其二，中日对话与东方智慧的文学输出。阳明学在近代日本文学中扮演了跨文化对话的媒介角色。一方面，它成为连接中日思想的纽带：森鸥外通过历史小说《大盐平八郎》重构江户阳明学者的形象，既保留王学的“万物一体”内核，又将其行动逻辑与日本社会现实结合；另一方面，文学家以阳明学为基点，将东方智慧纳入全球话语体系。例如，森鸥外在《舞姬》中通过太田丰太郎的良知挣扎，揭示“心即理”与西方理性主义的张力；夏目漱石在《居移气说》中引用阳明语录，将“去心中之贼”的修养论转化为对抗现代性异化的思想武器。这些作品不仅向西方传递了东方哲学的精髓，更通过文学叙事消解了文化隔阂，为国际中国学研究提供了“以文释理”的范式。值得注意的是，森鸥外的创作尤其凸显文学作为文明对话载体的价值。他在《大盐平八郎》附录中批判大盐的暴力为“盲目的暴力”，实则暗含对阳明学实践局限的反思——这种通过文学展开的理论批判，超越了传统汉学的注疏模式，使东方智慧获得了现代哲学的问题意识。

其三，伦理根基与文明互鉴的当代价值。阳明学对日本近代文学的影响，深刻塑造了其人性书写的哲学根基。明治作家将“致良知”转化为探索人性复杂性的工具：森鸥外在《舞姬》中以“心之诚”剖解个体道德困境；北村透谷在《心池莲》中融合阳明心性论与西方浪漫主义，提出“心外无道”的自我意识论。这种融合使日本文学突破劝善惩恶的传统框架，转向对现代人精神焦虑的深层观照。战后，面对经济高速增长期的价值真空，作家守屋洋通过《新释传习录》等作品，以阳明学的“万物一体”回应生态危机与人性异化，将“知行合一”拓展为共生伦理。在全球化语境下，阳明学的复兴更具文明互鉴意义。冈田武彦的《王阳明大传》将“良知”主体从个人修养升维至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这种转化表明，阳明学不再是封闭的传统资源，而是东方思想参与现代性批判的活性基因。正如漱石在《哥儿》中复活劝善惩恶主题却赋予其现代批判性，当代日本文学通过阳明学的创造性诠释，既延续了东方智慧的血脉，又为人类文明困境提供了超越地域的解决方案。

四、结语

通过对《舞姬》与《大盐平八郎》的文本解析可见，森鸥外的文学创作以阳明学为思想内核，深刻揭示了人性与伦理的复杂张力，其作品既是对“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的文学诠释，亦是对阳明学现实局限的批判性反思。《舞姬》中太田丰太郎的良知挣扎，暴露了道德理想与社会规范间的悲剧性断裂；《大盐平八郎》则以极端化叙事警示“知行合一”若脱离道德约束，可能沦为暴力的借口。森鸥外通过文学转译，将阳明学与武士道“诚”及西方个人主义融合，塑造“东洋道德，西洋技艺”的独特体系，推动阳明学从士大夫哲学向市民实践转化。这一过程不仅丰富了日本近代文学的思想深度，更以跨文化对话重构了东方智慧的现代价值。通过解读森鸥外的作品，能感悟到传统哲学需与社会现实调和，方能避免理论异化；而文学作为文明互鉴的载体，既是思想的试验场，亦是伦理觉醒的镜像。森鸥外的作品书写，既为阳明学注入了文学生命力，也为现实中的道德困境提供了超越时空的回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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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蕾（1982.12-），女，汉族，浙江宁波，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日语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4年度宁波市重点文化研究基地立项课题“森鸥外小说中的浙东文化书写研究”（WJ24-41）、宁波市教育科学规划研究课题“‘讲好中国事故事'视域下高校日语课程思政建设研究——以‘讲好宁波故事'为例”（2023YGH02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