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论语拾遗》思想略论

摘要：本文以《论语拾遗》的思想內容进行探究，期能增进对《论语拾遗》一书的理解。

关键词：苏辙、《论语拾遗》

前言

自朱熹《四书》编订并作注后，《论语》的解读趋于固定，多数注释以朱说为基础，少有创新。《论语拾遗》因成书较早，未受朱熹影响，同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该书“颇涉禅理”，其解释吸收了佛道思想，形成独特风格。苏辙以融合多元思想的方式阐释《论语》，展现了北宋时期学术交融的特点，为研究《论语》提供了另一视角。

一、《论语拾遗》中的儒家思想

以下根据苏辙在《论语拾遗》一书中所表现出来的儒家思想，依其多寡与重要性，顺序说明。

（一）、《论语拾遗》中的“仁”与“君子”

关于《论语》一书，讨论最多自然是“仁”与“君子”者两个部份，《论语拾遗》也不例外。而且还常常一起出现，因此放在一起说明，如第一章中便讨论到了“仁”与“君子”的本质及二者的相互关系。苏辙谈“仁”通常不会单独讨论，多半是作为“君子”的基础，二者相提并论，如第一、六、十、十一章等：“仁者直道而行，无求于人。”“仁者无所不爱，人之至于无所不爱也，其蔽尽矣。”、“‘切问而近思’。君子为此二者，虽不为仁，而仁可得也。故曰：‘仁在其中矣’”“仁”与“君子”在《论语》中可以当作一个观念来理解，有时也分成两个观念。当成一个观念时，“仁者”与“君子”所指的意义相同，都是指儒家理想中的完美人格。当成两个观念时，“君子”的意义不变，而“仁”却可以是指方法，是儒家对待人我之间的功夫。以上大致可以说明，苏辙认知中的“仁”与“君子”两观念，基本上不脱此两种用法，是符合于传统儒家思想的。

（二）《论语拾遗》中的“学”

在《论语拾遗》中“学”也占了很重要的一部份。如第二十二则中，苏辙言：“小人以言害意，因言以失道，则言可畏也。予欲无言，圣人之教人亦多术矣。行止语默，无非教者。”一般人会受到语言的蒙蔽，因而无法掌握语言背后所欲表达的道理，圣人有鉴于此而行不言之教。此则是针对阳货第十七⟫中的“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而发，指学的方法众多，学习者当从各种不同的机会学习，教者亦有许多的教法来供学习者学习，言行身教皆是教学的一种体现。

又如第二十三则：“君子无所不学，然不可以胜志也。志必有所一而后可志。无所一，虽博犹杂学也。”此则说明了为学与立志间的关系，回应了⟪子张第十九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一语。君子所学者虽广，但必得有中心主旨，否则就会漶漫而无所归。由上可见，所谓的“因材施教”与“学”与“立志”的先后关系上，苏辙都掌握住了《论语》的意思，彼此互相发明，其理解大致上亦不脱传统的解释。

（三）、《论语拾遗》中的“政治思想”

关于“政治思想”的部份其实较为复杂，苏辙对于《论语》中政治方面的记载，是比较有自己不同的见解的。与《论语》中所展现的有所差异。但面对非历史事件的解读，则与传统释读比较相近，如第五章：“然则何所处之而可？曰：仁人在上，则不仁者约而不怨，乐而不骄。”当仁者居上位时，则不仁者虽受到约束、节制但却不会产生怨恨，体现出人者的教化之风，与《颜渊第十二》中所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所蕴含的依然是儒家所重视的仁君思想。大体而言苏辙的政治思想亦不脱儒家的传统范畴，然而对于部份孔子所遭遇的政治事件之解读，则充分展现了他的个人风格。

二、《论语拾遗》中的释、道思想

在苏辙的《论语拾遗》一书中，比较特别的就是如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的，他使用了其他非儒家的思想来解释《论语》。以下即将苏辙《论语拾遗》中有非儒家思想倾向的文献，包括第二、四、七、十七、二十、二十二等章，一一加以说明。首先是第二章：“惟无思，然后思无邪，有思则邪矣。火必有光，心必有思。圣人无思，非无思也，外无物、内无我。无我既尽，心全而不乱，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尝思，未尝为此，所谓无思无为而思之正也。若夫以物役思者，其邪矣！如使寂然不动，与木石为偶，而以为无私无为，则亦何以通天下之故也哉。”本章之中所提到“思无邪”指《诗经》、“寂然不动”指《易经》，乍看是儒家思想，但其中“无思无为而思之正”所展现出来的想法，与王弼的“圣人有情”说十分类似，显然是倾向于道家思想方面。

其次第四章言：“我与物为二，君子之欲交于物也，非信无自入矣。譬如车轮舆既具，牛马既设，然而判然二物也。夫将何以行之？惟为之輗軏以交之，而后轮舆得藉于牛马也。”此则是回应《为政第二》的“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而苏辙此处所言与《论语》原意并无太大区别，重点在于“我与物为二”一句，细查苏辙之意，仅是在说明人与物之间的距离，从而进一步强调“信”的重要。所以苏辙的“物”，指的应该是自己之外的他者，与《庄子》无关。

其三是第七章：“性之必仁，如水之必清，火之必明。然方土之未去也，水必有泥。方薪之未尽也，火必有烟。土去则水无不清，薪尽则火无不明矣。……外物之害既尽，惟一而不杂，未尝不仁也。”此处把“泥”、“烟”视为人性外在的阻碍，强调若达到了“仁”的境界，则自然就恢复了本性，也就是将致力于“仁”的过程当作是回归本我。这些说法，或许近似《孟子》“性犹湍水”之喻，此处并无夹杂道家或佛家思想，就解释《论语》而言亦有其新意。

其四是第十七章：“古之教人必以学，学必教之以道。道有上下，其形而上者道也，其形而下者器也。君子上达，知其道也。小人下达，得其器也。”形上与形下的说法，乃出自于《易经系辞》第十二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但苏辙这里与《易经》并无关连。苏辙将君子的上达与“道”连结，将小人的下达与“器”连结，应是受到宋代理学发展时的影响，藉道器之间的关系以阐述理论，《论语拾遗》中对于“道”与“器”并未多加说明，此章之重点仅在强调“学”对于君子与小人的功用及结果，雖借用理學名詞，亦未含有太多理学内涵在内。

其五是第二十章：“道之大充塞天地，赡足万物，诚得其人而用之，无所不至也。苟非其人，道虽存七尺之躯，有不能充矣，而况其余乎！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此处说“道之大充塞天地”，此言不属儒家思想，《论语》亦未有此说法。然此处仅是说明非君子则不足以弘道，因此依然不脱儒家思想。

其六则是先前已经谈到的第二十二章，《庄子外物》中有：“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故而此处可说是苏辙融合了儒、道两家思想的成果。孔子行的“不言之教”，与《庄子》说的“得意忘言”相互配合，更得其义。

小結

通过对苏辙《论语拾遗》的分析可以看出，该书在继承传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展现了苏辙个人独特的解经方式。他深入阐释了“仁”与“君子”的关系、“学”与“立志”的重要性以及儒家经典中的政治思想，同时在某些章节中融入了佛道两家的思想元素。苏辙以多元视角解读《论语》，不仅丰富了《论语》的阐释维度，也体现了北宋时期思想文化交流的特征。他的注疏突破了儒家经典单一解读的局限，为后人提供了一种融合多家思想解读经典的新路径。

参考文献

宋‧苏辙，《论语拾遗》[M]，北京：中华书局，2010.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海南海南出版社，1999.

周志文，《论语讲析》[M]，，北京：活字文化，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