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音乐史学到音乐新史学的探索

与传统音乐史学相比，音乐新史学是在受到“新文科”“新音乐学”等新兴思潮的语境中诞生。面对系列新思潮，中国音乐史学内部持续积蓄变革力量，主动要求对长期受到西方学术与本国史志传统浸染的音乐史学予以重整，学科研究观念与研究方法不断更新，推动了音乐新史学的出现。[1]新的其突出特征在于融通“技术分析”与“文化视野”，[2]注重对传统史学的反思，追求多路径历史叙事与多样化文本书写，在查考史料的基础上展开文明叙事。《箜篌考》一书，乃贺志凌博士在其博士论文《新疆出土箜篌的音乐考古学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补充与完善之成果。该书聚焦于公元前8 世纪以来古代箜篌的形制演变、传播路径以及文化意义多方面，通过结合箜篌图像、墓葬出土的实物以及典籍文献的记载，从而延伸至音乐史、文化史以及交流史等多重纬度的探讨。这一力作不仅回顾了中国历史上有关箜篌的纷纭之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解，以中国境内出土的箜篌乐器实物为核心，重新构建了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明发展脉络。

一、技术分析：乐器形制、材质与音乐图像

1.乐器形制

“音乐考古学是一门实证学科，对器物微观层面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质量的良莠。”[3]通过细致观察出土实物的墓葬信息、乐器本身的制作材料、工艺、使用或磨损痕迹、纹饰等方面，可以对出土乐器的研究提供多维度、深层次的科学依据。该书增补了大量学界较少关注到的箜篌实物资料，包括新疆地区如哈密五堡艾斯克霞尔南墓地、塔什库尔干吉而赞喀勒（曲曼）墓地、和田洛浦山普拉墓地、乌鲁木齐鱼儿沟墓地、策勒县达玛沟佛寺遗址博物馆藏等地的箜篌数据，并结合海外箜篌出土情况，对扎日嘎朗图海尔汗竖琴等遗存有所寓目。对于学界存在争议的问题，书作中也有讨论。

例如，王子初曾在他的《且末扎滚轮克箜篌的形制结构及其复原研究》一文中认为箜篌96QZIM14：20 属于弓形箜篌的一种。但该书通过形态特征、结构、发音原理等方面的详细对比，认为该箜篌属于竖箜篌的一种，而非弓形箜篌，虽在风格样式、形态细节以及弦杆形态上有所差别，根据弦杆与共鸣箱的角形结构这一决定性因素，判断出该箜篌应属于竖箜篌的一种变形。并且，通过对二十余件箜篌形制的整体判断，得出了其基本皆为竖箜篌的结论。其中仅有一件具有争议，作者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这件箜篌的形制仅仅是一个变形，而非已经形成的某种固定形制。对这件箜篌的形制争议，实际上也反映出学术界对于古代乐器分类标准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

2.乐器材质

通过对乐器材料来源与工艺特征的分析，可以追溯到乐器的原料产地或传播路径。该书通过对出土的每件箜篌进行材质上的分析，判断其均由胡杨木和柽柳制成，而这两种植物都是新疆地区的特有物种，由此可以判断，这些出土的箜篌是在新疆本地制作的，并且新疆地区的箜篌制作与演变已经传承已久。因此可以看出，详尽的乐器数据整理与比对分析所呈现出的科学性与严谨性，在当下乐器的形制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评估作用。这些数据不仅涵盖了乐器的尺寸规格、制作材料，还包括其历史演变过程与规律。它们对于深入理解乐器的制作工艺以及文化背景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同时，这些信息对于乐器的修复技术以及演奏技巧的传承与研究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3.音乐图像

《箜篌考》一书就将箜篌图像客观地展开分析与探讨，该书搜集了大量的图像资料，如石窟壁画、画像砖、佛塔石刻、石椁伎乐、宝塔石刻、乐俑等，这些图像资料在直观性和普遍性方面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该书在分析箜篌图像的过程中，将出土箜篌实物与图像进行比较研究，如将克孜尔第 8 窟中的箜篌图像的系弦方式与新疆鄯善洋海墓地出土的箜篌实物进行比较，发现二者在视觉形象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说明即便在时间跨度如此之久的情况下，新疆出土的箜篌在传播过程中某些部分仍然保持了其原始特征。另外，通过对出土箜篌的形制归属与收集到的图像资料进行比较分析，二者不仅在时间上相距甚远，并且从传播方式以及文化内涵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异，这也为箜篌文化渊源是否多源的猜想提供了可能性。可以看出，音乐图像在音乐史研究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意义，存在于不同媒介载体上的壁画图像填补了箜篌断层时期的历史空白，以另一种视觉文化的形式记录下了这一阶段箜篌可能存在的形制、乐器组合与演奏方式，是重要的图像参考文献。

关于音乐图像的争论由来已久，李玫与杜亚雄就李荣有著作《汉画像的音乐学研究》所引发的论战，展现了音乐图像学研究中图像与文化阐释关系的复杂性。李玫在其文章中认为该书夸大了图像在文化阐释中所承担的作用，主张研究应超越“看图说话”的简单解读。

[4]而杜亚雄则认为，音乐图像学研究本质上即为“看图说话”，音乐图像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与其他各种学科一样，要允许研究者根据事实，充分发挥自己的想像力，提出带有一定主观推断性质的理论假说。

[5]李荣有随后也对李玫提出的质疑进行了解答，他认为，“中华民族古老悠久的文明史肇始于图像时代，我国古人做学问是图文并重的。在历代学人的心理天平上，图像资料对于古代历史解读的价值意义一直放在重要位置之上。”

[6]其他学者如方建军也认为“与古代文献对于音乐的描述相比，音乐图像具有较为直观的特点，是古代音乐活动和音乐器物的形象化和视觉化。”

[7]他们围绕此问题展开的学术争论，反映了在音乐学领域内对不同研究路径的不同思考。这样的思考并非二元对立，而是一种复杂共存的互补式阐释。图像资料是否夸张或写实，需要我们更加“理性”或“批判性”的去辨别和利用，不能一概而论。16世纪文艺复兴以来，绘画艺术和视觉图像的再次兴起，遥远呼应着古希腊时期的洞穴壁画，同时标志着媒介信息的传递再次从抽象符号的语言文字回归到了具象的视觉形象。作为人类视觉文化的直接载体，图像绘画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符号语言无法取代的直观功能。在音乐图像学的研究场域中，作为历史遗留的图像本身便提供了挖掘早期乐器形式和演变的可能性，其重要性并不亚于文字记叙。

综合来看，该书采用了考古实物与图像的“显微式”解构，将箜篌从传统意义上的“器物”转变为承载丰富信息的“载体”，为该乐器的研究提供了更为科学和客观的判断依据。通过这种“显微式”的数据分析与形态学研究，我们能够为箜篌的形态演变和演奏技术提供更为确凿的证据。同时，结合精确的测量技术与传统文献考证，为出土乐器的研究开辟了“微观-宏观”相结合的双重研究路径。

二、文化视野：从乐器考据到文明叙事

音乐考古学要求我们把研究对象放置于更广泛的考古背景中进行综合分析，以出土乐器为例，它们大多是古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实用工具，拥有无可比拟的真实性与具体性。因此，其考古背景显得尤为关键。对于箜篌而言，墓葬的结构和规模、乐器的出土位置、墓中的人骨遗骸、伴随的其他物品以及各种器物的相互关系等，都为确定乐器的性质提供了关键线索。通过对箜篌出土墓葬的葬式文化、人种特征以及共存器物文化的互相联系与深入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这些出土箜篌所蕴含的历史文化意义，并利用考古学方法对这些乐器所属的文化背景进行解读。

该书第三章对中国地区出土箜篌的渊源进行探索，一方面，作者认为希罗多德提出的关于斯基泰之路的两条分支，对判断新疆出土的箜篌实物渊源具有重要意义，这两条分支的终端，即今俄罗斯联邦阿尔泰边疆区至巴泽雷克和米努辛斯克盆地；另一条则是沿阿尔泰山麓先进至准葛尔盆地。这与巴泽雷克竖琴和新疆鄯善出土的箜篌在地域上相吻合，从而解释了二者在形态上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除此之外，作者认为穆天子西游之路与斯基泰之路也有重合之处，关于穆天子西游，部分学者认为其仅仅是战国方士虚构的深化传说，属于“伪史”，并不具备历史真实性；另有学者认为其文字虽然有夸张虚构的成分，但是确有西周王室与西域族群交往的历史碎片，故在谨慎甄别后，是有部分可参考性的。该书认为其在中西交通上具有真实性。而这条由西方人记述的斯基泰之路与中国人描绘的西游之路不期而遇，从而构成了一条完整的竖琴东传之路，即由美索不达米亚--西域--中原的交往之路。

反之，出土于中国新疆的箜篌，其墓葬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进一步证实了这种乐器的文化渊源。例如，从且末扎滚鲁克墓葬中发掘出的带有动物纹和山形纹的器物以及毛织物，这些特征与斯基泰艺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鄯善和哈密的墓葬中，出土的具有高加索人种特征的陶制人俑头，也明显指向了斯基泰文化。作者关于箜篌渊源多元性的观点，为深入探究箜篌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通过分析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箜篌墓葬葬式文化、人种特征以及同葬器物文化，我们可以发现箜篌在形制、装饰等方面展现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这些差异不仅揭示了箜篌形制的演变过程，也反映了社会文化、宗教信仰以及审美观念的变迁。箜篌上的装饰图案可能蕴含着当时的信仰或更为深层的文化象征意义，其结构形制的变化可能与演奏技术的革新或音乐表现需求的提升有关。通过研究箜篌的演变，我们能够一窥古代社会的音乐生活，以及箜篌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扮演的角色和意义。这种从乐器考据延伸到文明叙事的过程，不仅仅是对单个乐器的研究，更是通过乐器这一载体，深入挖掘其所承载的古代社会、文化、经济、宗教等多方面的信息，以小见大，从微观的乐器研究上升到宏观的文明解读，为我们展现古代文明的丰富画卷。

三、研究争议与反思

该书所做的新音乐史学构建尝试，为古代音乐史的研究搭建了更为全面且立体的学术框架。音乐史的研究需要从更宏观、更综合的角度去审视古代乐器，并非单一局限于乐器本身的形制和构造，而是通过其“表面信息”深入挖掘其所蕴含的文化、历史及民族交流等诸多层面的信息。如果说箜篌作为一众乐器形制本身只是一种经过编码的形象符号，那么本书则为其提供了一整套关于箜篌形制的语言解码范式，通过其确立的每一种符号标识，以此拼接组合成为与“箜篌”含义相关的无限延伸的句式，最终实现对于箜篌研究基本语言共识的建立。可以说，该书立足于箜篌研究的视角，同时为中国其他古代乐器的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与可复制的路径，有效延伸了古代音乐史研究领域的深度与广度。只是书作中仍有个别观点有待商榷，笔者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关于出土箜篌的激励（演奏）方式，目前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通过手拨奏，另一种则是使用拨子击奏。这两种激励方式对音色的影响各异，击弦音色通常取决于衰减的迅速程度。在推测箜篌的演奏方法时，该书依据箜篌的长度和共鸣箱的形状进行推断，但这种推断缺乏实际操作的验证。例如，书中提到根据鄯善洋海墓地出土的箜篌，作者根据共鸣箱和琴颈的状况以及未发现类似“拨”的工具，推测该墓地出土的箜篌是横置并用手拨弹的。然而，笔者在仿制了鄯善墓地的一件箜篌并进行演奏测试后发现，该尺寸和形状的箜篌仅用手拨动琴弦是完全可行的。如果使用外物击弦，右臂必须支撑在共鸣箱尾部，稍微向前移动就会导致几厘米长的工具击中弦杆。因此，笔者认为，箜篌 M27：1 可能有两种演奏方式，即竖置和横置的手拨弹奏。对于失传乐器演奏方式的判断不能仅仅依据考古实物的静态特征，同时，在对其他出土箜篌进行研究时，也不应简单照搬以往的推测模式，而应更加谨慎地对待每一个细节，并通过更多的仿制与实际演奏测试来验证。此外，不同地区出土的箜篌在尺寸、形状以及材质等方面可能存在差异，这是否会导致演奏方式的多样化，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而且，古代文献中对于箜篌演奏的记载也较为有限，如何将这些有限的文字资料与实物研究相结合，从而更全面、准确地还原箜篌的演奏风貌，是未来研究需要重点思考的方向。

《箜篌考》虽已融合考古学、图像学、文献学等方法，但与音乐声学、人类学的深度整合仍显不足。例如，若能结合 CT 扫描技术重建箜篌内部结构，或利用计算机模拟复原其音响性能，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还原其音响效果，必将极大提升研究的科学性与实证性。这些局限恰恰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在当下科技考古的技术条件下，借助于声学建模、材质分析与仿制演奏的方法论创新，为“听觉考古”提供了理论范式和实践可能，使得从“无声考古”到“有声复原”的研究突破成为可能。这推动了音乐考古学从纯粹“物”的实体研究转向“人-器-声”的交叉互动与创造性转化，赋予了传统单一的乐器研究更多维的理论范式与认知视角，以此创造出动态多元的乐史文化记忆与听觉体验重构。

结语

长期以来，箜篌的定义和分类缺乏统一的标准，这导致了研究中因对箜篌属名的不同理解而产生的辨识难题。《箜篌考》一书对箜篌进行了系统的归类，在形制上，它区分了卧箜篌、竖箜篌、风首箜篌以及弓形箜篌、大箜篌和小箜篌、现代箜篌等类型。这为后续的箜篌研究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参考标准。此外，该书将“先丝绸之路”或“青金石之路”的概念与《穆天子传》中周穆王“西巡昆仑”相结合，提出了音乐交流在那个时代可能已经是有意或无意发生的假设，这无疑将箜篌的历史深度向前推进了千年。《箜篌考》一书的学术价值不仅体现在首次系统地整理了新疆出土的箜篌遗存，并以详实的考据填补了箜篌形制史、传播史中的许多空白，更在于它开创了中国音乐考古学对古代乐器研究的新范式。

这种新范式突破了传统单一学科研究的局限，将音乐史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人类学等多重学科知识深度融合。以跨学科研究的视角，探讨了箜篌演变与中国乐籍制度之间复杂交互的共生关系，并分析了箜篌兴衰背后所蕴含的礼乐文化，以及其中所对应的古代阶级身份观念与文化认同过程的嬗变。同时，作者将箜篌图像所代表的文化意图与宗教观念和民族观念进行了结合阐释，前者旨在明确箜篌作为一种乐器在古代宗教祭祀活动中的文化重要性，后者则强调其在民族融合和不同历史演变过程中所起到的阶段性辨析功能，并得出其对华夏民族观的形成造成了潜在影响的结论。这些研究范式与方法论极大促进了当下后现代杂糅语境下音乐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推动其走向更成熟、更深层次的跨学科融合阶段。

参考文献

[1]李雨珊：《基于音乐学“三大体系”构建的审思：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科未来之路》，《山东艺术》2024 年第 6 期，第 48 页。

[2]康瑞军：《当代中国语境中的“音乐新史学”理念与实践》，《中国音乐》2022 年第 2 期，第 22 页。

[3]曲文静、刘再生：《求索三十载，至境皆通达—方建军 < <音乐考古学通论 > 述评》，《中国音乐学》2021 年第 2 期，第 137 页。

[4]李玫：《图像研究还是看图说话？— 评李荣有<汉画像的音乐学研究》，《文艺研究》2008 年第 5 期，第 13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