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境理论视角下的交互设计初探
马鸣阳 张博智
东北大学
在数字技术赋能传统文化传承的时代语境下,本研究聚焦中国传统绘画意境的现代表达,探索以交互设计重构“情景交融”美学范式的理论路径与实践方法。通过梳理意境理论的哲学渊源,揭示其“虚实相生”“天人合一”的核心特质;结合交互设计的具身认知与情境建构理论和故宫博物院《韩熙载夜宴图》交互 App 的实证案例,提出将传统笔墨意境转化为可交互体验形态的方法论。实现设计者情感投射与用户体验的双向共振。研究表明,交互设计作为文化转译中介,既能坚守传统美学之“意”,又能借助数字技术重构“景”之形,使观众从“静观其象”转为 A“身入其境”,完成对“写景即写情”传统命题的当代诠释。在技术理性与诗性精神的平衡中,通过交互逻辑活化中国古典意境,推动中华美学从二维平面向多维体验的创造性转化,为文化遗产数字化及美学传承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其传承与创新是当代重要的学术命题与时代使命。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数字技术的迭代发展及交互技术的持续革新,传统绘画的现代表达获得了多元化的技术支撑与创意空间[1]。在此背景下,本研究聚焦艺术与科技的跨学科融合,基于中国传统美学的意境理论,以交互设计为方法论路径,将传统山水画的笔墨意境转化为可感知、可互动的沉浸式体验形态。研究旨在突破静态画面的呈现局限,通过技术赋能使传统绘画的意境内涵从二维平面转向多维交互,促进作品、技术与观众之间的直接对话。以故宫博物院的《韩熙载夜宴图》交互 App 的意境重构为例,本研究尝试通过数字交互技术解析、论证如何活化古典山水画的诗意境界,使观众在技术建构的情境中,直观感受传统水墨“虚实相生”“天人合一”的美学特质,为传统艺术的当代转译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样本。
一、意境理论的哲学根基
中国传统意境理论的哲学渊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言意之辨”与“天人关系”探讨。《庄子·外物》提出“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构建了“语言、意象、意境”的三层认知结构,奠定了“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思维范式[2]。《周易·系辞》“立象以尽意”的命题[3],进一步确立了通过具体物象表达抽象意念的符号学传统,成为意境理论“以形写神”“托物言志”的哲学起点。魏晋时期,玄学对“有”、“无”、“言”、“象”、“意”关系的思辨深化了意境理论的哲学内涵。王弼在《周易略例》中提出“得象在忘言,得意在忘象”[4],强调超越语言符号与具体物象的本体论追问;郭象“独化于玄冥之境”的命题,将“意境”提升至宇宙本体与生命境界相统一的高度[5]。这种“以无为本”“崇本息末”的哲学取向,使传统山水画不再局限于物象摹写,而是追求“气韵生动”“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
唐代王昌龄在《诗格》中首次提出“意境”范畴,将其界定为“诗生于情,情生于境,境生于象外”[6]。宋代文人画理论进一步将意境建构与士人精神相结合,苏轼“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的论断,强调“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审美追求[7];郭熙《林泉高致》提出三远法,通过空间构图营造“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意境空间,使意境理论从诗学范畴拓展至绘画领域,形成“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作准则[8]。
二、交互设计助力意境理论传承创新
在数字技术重构人类认知方式的时代语境下,交互设计作为连接传统美学与现代体验的技术中介,为意境理论的活态传承提供了方法论突破。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具身交互、情境建构与认知适配,将古典美学的抽象特质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体验范式,实现“传承不离其宗,创新不离其根”的文化转译目标。
“交互”理念的萌芽与发展根植于计算机科学与人机交互领域的技术探索。1960 年,计算机科学家 J.C.R.Licklider 在《Man-Computer Symbiosis(人机共生)》中首次提出“人机共生”概念[9],强调人类与计算机通过动态协作实现问题解决,奠定了交互理念的核心,即通过技术媒介构建双向信息流通的互动关系。这一时期的研究聚焦于字符终端与命令行界面,虽交互形式初级,但推动了学界对用户体验的早期关注,为后续交互设计的理论建构埋下伏笔。
20 世纪 80 年代,英国设计师比尔·莫格里奇(Bill Moggridge)正式提出“交互设计”(Interaction Design)术语,标志着该领域从技术导向转向用户中心的设计范式。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兴起,交互设计突破人机界面的单一范畴,逐步与心理学、认知科学、社会学等学科交叉融合。进入 21世纪,交互设计的跨学科特质在艺术领域催生出突破性实践,尤其在传统山水画意境的现代表达中展现出独特价值。当数字技术与中国古典美学相遇,交互设计成为激活“意境”这一抽象哲学范畴的关键媒介,推动艺术体验从“静观其象”转向“身入其境”。
三、情景交融的笔墨意境交互途径
意境构筑的核心是通过“情”与“景”的有机融合,传递出“意”的深邃韵味。在情景交融的艺术呈现中,“景”是交互作品中所塑造的视觉现象或界面形象,“情”则是设计者对这些视觉元素的深层体悟与真挚情感投射。宗白华指出:“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物,代山川而立言[10]。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物交流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意境。”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亦强调:“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11]”李可染在绘画实践中提出:“意境是山水画的灵魂,意境就是景与情的结合;写景就是写情。[12]”由此可见,情景交融的意境营造在交互设计中传达诗意美学精神之“意”具有关键意义。
在交互设计实践中,用户与界面的动态交互轨迹可转化为笔墨语言的视觉表达,使作品在笔墨的灵动变幻中构建“诗意之景”以营造意境,实现诗意化的情感传递。笔墨作为视觉形态的载体,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是营造意境、抒情明志的核心手段。谢赫《古画品录》提出“骨法用笔”,强调了笔墨对画面构成的基础作用[13];清代画家恽南田在《瓯香馆画跋》中论及“有笔有墨谓之画,有韵有趣谓之笔墨”,揭示了笔墨的艺术本质[14];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更直言“画岂有无笔墨者?舍笔墨而何以成画?”[15],印证了笔墨作为艺术意境表达载体的核心地位。
在交互语境下,笔墨的浓淡、干湿、虚实等动态视觉效果,通过用户行为触发的界面反馈机制,转化为具有情感属性的交互语言。设计者可通过调控笔墨的晕染层次、点戳节奏与线条张力,在用户与界面的互动过程中构建多元意境:浓墨重彩的动态笔触可营造蓬勃壮阔的交互情境,传递激昂热烈的情感;淡墨轻染的渐变效果则能塑造温婉细腻的界面氛围,表达平静舒缓的情绪。这种基于笔墨气韵的交互意境,将设计者的情感体验与哲学思考,通过用户的手势触碰、界面滑动等交互行为,转化为可感知的视觉叙事,使交互界面超越功能层面,成为承载诗意美学精神的文化载体。
故宫博物院研发的《韩熙载夜宴图》数字交互 App,是文化遗产数字化领域将传统艺术意境转化为交互体验的标杆性项目。该项目基于顾闳中原作的分段式叙事特征,通过数字技术重构画中情境,其设计细节与交互逻辑均有明确的技术实现路径与用户体验依据。
原作听乐、观舞等五段场景的叙事节奏,在 App 中通过手势驱动的场景切换系统实现动态衔接。根据故宫博物院官方技术说明,界面过渡采用卷轴式交互:用户左右滑动时,画面边缘会呈现类似古画装裱的绢丝毛边效果,滑动速度与墨色晕染程度关联——快速滑动触发枯笔飞白效果,慢速滑动则生成湿墨渗透的渐变过渡,此功能直接对应传统绘画中破墨技法的数字模拟。例如观舞段落的动态衣纹设计,实际采用骨骼动画技术,用户点击舞者王屋山时,其飘带线条会根据触控轨迹生成实时形变,快速拖拽时边缘出现焦墨质感的锯齿状纹理,与原作曹衣出水的线条特征形成视觉呼应,相关动效演示可在故宫博物院官方宣传视频中验证。
App 的听乐场景交互设计,基于对古画中琵琶演奏细节的考据。用户长按琴弦区域时,界面会叠加半透明书法笔触动画,其笔触形态与滑动方向关联——横向滑动模拟侧锋行笔的粗犷感,纵向滑动呈现中锋线条的劲挺感,墨色浓淡同步于触控压力值变化。观舞段落的拍手互动环节,实际采用节奏识别算法。用户按界面提示完成三快两慢拍手操作后,背景屏风会触发泼墨动画效果,此设计灵感源自宋代郭熙《林泉高致》中“画山水有体,铺舒大景,亦莫知其涯涘”的意境追求。这种将意境理论具化为交互逻辑的设计实践,为传统文化的当代转译提供了可复制的方法论:在尊重原作精神内核的基础上,通过技术媒介重构情景交融的体验通道,使诗意美学精神在数字时代获得新的感知维度。
四、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中国传统意境理论的哲学溯源与交互设计方法论的跨学科整合,揭示了数字技术赋能传统绘画意境现代表达的可行路径。以《韩熙载夜宴图》交互 App 为实证案例,可见交互设计不仅是技术工具,更是激活古典美学精神的文化转译者。将宗白华笔下“主观生命情调与客观自然景物的交流互渗”,转化为用户与界面之间通过笔墨动态实现的情感共振,使千年古画的情景交融从静态观照升维为具身参与的沉浸式体验。
在技术加速迭代的当下,传统艺术的传承创新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文化基因的转码实践。唯有始终锚定“意境”等中国美学精神,在交互设计中平衡技术理性与诗性精神,才能让“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作准则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活起来”到“传下去”的创造性转化。
参考文献
[1]刘冬.基于探究性社群理论的“制图与识图”课程混合式教学探索——以四川美术学院公共艺术专业(城市空间设计方向)为例[J].西部素质教育,2024,10(17):153-157.DOI:10.16681/j.cnki.wcqe.202417035.
[2]张海英,张宇凡.论《庄子·外物》的主旨和结构[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59(03):111-117.
[3]王传龙.《周易·系辞》“同功而异位”考辨[J].周易研究,2024(06):36-44.
[4]王欣璐.从《周易略例》看王弼对儒学思想的会通[J].理论界,2022(07): 24-29.DOI:10.13221/j.cnki.lljj.2022.07.010.
[5]刘国民.庄子到郭象“言意之辨”新释[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 科 学 版 ),2025,45(03):144-155.DOI:10.19898/j.cnki.42-1704/C.20250310.01.
[6]卢盛江.王昌龄《诗格》考[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7.
[7]由兴波.论苏轼诗学思想与书法理论的互通与互补[J].中国苏轼研究,2016(01):224-237.
[8]汤黎,彭佳.《林泉高致》符号现象学模式新探[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1(05):113-118.
[9]LICKLIDER J C R. Man-Computer Symbiosis[J]. IRE Transactions on Human Factors in Electronics, 1960, HFE-1(1): 4-11.
[10]宗白华.美学散步.彩图本[M]:美学散步.彩图本,2015.
[11]王国维.《人间词话》[J].化工高等教育,1988(1):56.
[12]李可染.李可染论艺术[M]:李可染论艺术,1990.
[13]朱清.谢赫《古画品录》中的易理考释[J].中国哲学史,2004(4):10.
[14]谢丽君.恽寿平设色论[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02(2):7.
[15]董其昌.《画禅室随笔》[J].东方艺术,2016(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