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的多元投入机制研究：基于政府- 市场- 社会协同驱动的视角

加强基础研究是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关键所在，更是培育自主创新成果的重要源泉，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国家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保障。但由于基础研究存在严重的不确定性，以及其具有的公共产品属性，导致一些企业很难主动参与到以基础研究为主的研发创新活动中去。目前我国基础研究基本由政府主导投入为主，社会资金投入较少。本文通过相关数据分析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中存在的结构性困境，运用“政府 - 市场 - 社会”协同驱动分析框架，从理论层面支持基础研究的多元化投入，对促进基础研究深入开展、增强企业在基础科研中的参与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和实践意义。

一、基础研究投入的结构性困境与多元投入必要性

（一）基础研究投入面临结构性困境

2016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确立“三步走”战略规划：确立 2020 年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2030 年跃居创新性国家前列、2050 年全面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发展目标。我国科研经费投入持续增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研发（R&D）经费投入突破 3 万亿元大关，较上年增长 10.1% ，研发投入强度（R&D/GDP）达到 2.54% ，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研发投入水平 [1] 。其中基础研究经费达 2023.5 亿元，同比增长 11.4% ，占研发总投入 6.57%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基础研究 /R&D）自 2019 年以来持续维持在 6% 以上，但横向对比显示显著差距：法国、意大利、新加坡等国该指标均突破20% ，英美等国超过 15% ，学界普遍认为科技强国的合理区间应为15%-20%[2] 。

此外，中国基础研究投入结构亦呈现明显特征，据《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及《中央本级支出决算表》数据显示，财政资金长期占据主导地位，2016 年前占比超 70% 。虽然近年来非财政资金增速加快使财政资金占比回落至 60% 以上，但中央财政仍为核心支柱：2012-2021 年间中央财政在基础研究公共投入中占比持续超 60% ，其中 2019 年前占比超 80% ，2012、2014-2016 年更达 90% 以上 [3]。上述数据揭示双重挑战：我国基础研究不仅存在投入规模不足的困境，更面临资金来源单一的结构性问题。

（二）基础研究多元投入的必要性

基础研究的发展过程是复杂而不确定的，它虽然以产出知识为目的，但并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即使具有应用价值的基础研究成果，实现应用成果转化的时间也比较长 [4]，但“基础研究所带来的效益不仅仅限于某一领域的应用研究和产品开发，其更重要的价值在于能以不可预知的方式催生出一个完整的创新生态系统”[5]，这就需要实现基础研究投入多元化格局，以支撑投入资金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6] 然而目前我国的基础研究主要依靠政府投入，其中中央政府是基础研究经费的主要来源，地方政府的支持力度不足，社会资金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占比极低 [7]。根据朱迎春（2017）的统计，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中约 98% 来自于政府，投入结构单一 [8]。目前已有许多学者提出要拉动社会资金投入基础研究，并提出相关政策以实现我国形成基础研究投入多元化格局。薛薇等（2021）在借鉴美国科学研究多元化投入的政策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发挥政府对不同研究资源的“粘合剂”作用、建立全新的科技类非营利组织管理制度、制定支持社会资金投入科学研究的税收激励政策等措施 [9]。马双（2023）等提出强化基础研究系统发展观，构建从基础研究到共性技术研究再到成果转化的完整创新链，以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基础研究[10]。沈桂龙（2015）等建议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并制定政策，拉动更多社会资金投入基础研究并吸收更多基础研究方面的创新型人才[11]。

综上所述可知，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并且我国基础研究经费过于依赖于政府财政支持，特别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社会资金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不足。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基础研究，实现基础研究的多元投入已成为推进基础研究持续、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

二、基础研究多元投入的理论分析：政府- 市场- 社会协同驱动视角

基础研究的投资具有较长的回报周期与高风险，因此需要各方力量的共同推动，才能确保基础研究取得长期、可持续的成果。

（一）基础研究不同投入主体的作用

从政府视角来看，政府在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基础研究中的角色至关重要，具有推动国家科技进步与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强烈使命感。作为政策制定者和资金支持者，政府通过制定有利的政策框架、提供资金支持、减税激励等措施，为基础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支持环境。政府不仅仅是资金的提供者，更是引导者，通过长远的战略布局，帮助确立研究方向和重点领域，确保社会资金能够流向具有潜力和需求的研究项目。一方面，通过支持基础研究，政府可以促成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另一方面，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降低基础研究的初期风险，提供资金回报的保障，吸引社会资本的参与。这些政策性措施为基础研究提供了资金保障，并为投资者降低了不可预测的风险。

从市场层面来看，市场参与者在基础研究中的角色日益重要，市场力量通常更关注基础研究的商业化潜力，尽管基础研究的回报周期较长，但其未来的技术转化潜力依然吸引大量市场资金投入。例如，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基础研究一旦取得突破，可能会引发产业革命，带来巨大的市场回报。市场参与者出于寻求高回报的投资机会，尽管基础研究的转化需要时间，但成功的技术创新可以实现跨越式的收益回报，因此在基础研究中的参与度日趋提升。

社会力量，尤其是学术界、非营利组织及公共机构等，在基础研究中的作用也不可忽视。社会力量的投资动力通常源于推动社会进步与改善民生的需求。基础研究不仅能够解决技术难题，还能为社会带来长远的利益，特别是在环境保护、健康改善、教育发展等领域。社会力量的投入，往往不以直接经济回报为导向，而是出于社会责任和公共福利的考量。

（二）基础研究多元投入的协同驱动

政府、市场和社会在基础研究中的协同，有助于形成一种内外动力相互促进、推动多元资金流入基础研究的良性循环。

从内在动力角度看，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参与各具目标：政府基于国家战略需求，通过政策引导和财政投入提升国家竞争力；市场主体遵循商业逻辑，希望通过技术商业化取得先发优势并获得投资回报；而社会力量则希望通过科技进步提升整体社会福利。三方目标的结合促使它们在基础研究中发挥积极作用，促进资金流向创新领域。

从外在激励角度来看，政府通过多重政策工具，如创新基金、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降低投资风险，提高投资回报的可预期性，推动市场与社会力量的参与。市场和社会的投资行为，正是政府政策支持的直接体现 [12]。因此，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的协作不仅能够吸引更多的资金参与基础研究，还能够保证基础研究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得到最大化。

通过对“政府 - 市场 - 社会”协同分析可知，基础研究的多元投入机制，包括内在动力和外在激励两方面。具体而言，政府的政策引导与激励能够为基础研究提供资金保障与风险控制，市场的资本需求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社会的公益性投资则有助于提升整体社会福利。三方的协同作用不仅为基础研究注入了强大的资金支持，还能够推动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实现双赢局面。

三、促进基础研究多元投入的对策建议

在“政府 - 市场 - 社会”的多元投入理论分析框架中，政府的财税政策保障、市场的资本需求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社会的公益性投资都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据此，本文从财税政策和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出发，探索基础研究多元投入特别是推动社会资金投入的对策建议。

（一）财税激励与风险补偿的制度优化

为了降低企业参与科研活动的成本并进一步激励其投入，应完善财税激励机制，扩大税收优惠的覆盖范围与力度。

首先，可以扩大相关税收支持范围。如将《财政部税务总局2022 年第 32 号公告》中的“双重优惠”（全额扣除 +100% 加计扣除）延伸至企业向非营利科研机构、高校以外的重点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等的捐赠，并探索跨行业的普适性政策。对长期（如 5 年以上）持续投入基础研究的企业，给予阶梯式税收抵免，鼓励企业进行长期投入，并随着投入年限的增加，加计扣除比例逐渐提高。

其次，优化财政补贴的风险共担机制。推广“政府 - 企业”联合基金模式，例如北京海淀原始创新联合基金，明确政府承担劣后风险、企业享有优先转化权的条款，通过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也可以设立基础研究风险补偿专项资金，针对符合国家战略方向但短期内未达预期成果的项目，提供部分研发成本补偿。

最后，为强化政策信号引导与稳定性，将基础研究税收优惠等政策给予相应的法律保障，如通过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实施细则，避免政策周期性波动，从而利用“锚定效应”增强企业信心。同时，建立基础研究投入白皮书制度，定期发布国家战略需求领域清单和政策成效评估，引导社会资金精准流向，确保政策的持续性与有效性。

（二）多元主体协同的机制创新

基础研究需要政府、企业及社会力量等多方主体进行深度协同，通过机制创新，构建高效、可持续的协同创新生态，不断形成创新合力。

首先，需要进一步激活市场主体动力。应强化企业战略需求对接机制，可通过建立产业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项目库，推动企业与科研机构联合申报项目，重点支持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的交叉研究。可以尝试基础研究成果“优先转化权”制度，允许投入企业以公允价格优先获取专利许可或技术转让，从而缩短创新租金的兑现周期。为了创新社会资本的参与渠道，可以制定科技类非营利组织专项管理条例，简化其设立流程，允许接受社会捐赠并享受税收豁免，打造类似“新基石科学基金会”的运作平台。同时，推动高校和科研机构设立成果转化信托基金，吸引社会资金通过信托模式参与早期研究，共享长期收益。

其次，通过制度协同、空间协同和资本协同，构建“政府- 市场-社会”基础研究投入共同体。制度协同方面，建立国家级“政 - 企 -研”数据共享平台，动态追踪财政资助、企业投入及科研成果转化链，生成产业链创新缺口图谱，引导社会资本精准流向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战略领域，有效缩短成果转化周期。空间协同方面，可以借鉴宁波2023 年推出的“科技新政15 条”，设立“央地联动”区域协同中心，地方政府提供 1：1.5 比例配套中央资金，企业以联合实验室入驻享50% 研发补贴，政府以劣后资本承担 70% 风险，企业保留优先转化权，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撬动作用。资本协同方面，将社会捐赠等基础研究投入纳入 ESG 核心指标，对达标企业给予绿色债券加速审批、融资利率折扣等优惠措施，实现“基础研究投入 $$ 评级提升 $$ 融资成本降低 $$ 反哺研发”可持续闭环。

参考文献

[1] 潘教峰, 杜鹏. 从基础研究谈如何夯实科技强国的知识基础[J].中国人才，2022（3）:56-57.

[2] 布什 . 科学 : 没有止境的前沿 [M]. 范岱年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 OECD. OEC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outlook 2010[M]. OECD-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08.

[4] 张媛媛 . 加快构建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机制——学习习近平关于加强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的重要论述 [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3,(04):10-18.

[5] 吕薇主编 . 从基础研究到原始创新 [M]，中国发展出版社 ,2021,1:8.

[6] 张媛媛 . 社会力量投入基础研究：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J].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 ,2023,3(02):40-51.

[7] 朱迎春 . 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与来源分析 [J]. 科学管理研究 ,2017,35(04):20-23.

[8] 朱迎春 . 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与来源分析 [J]. 科学管理研究 ,2017,35(04):20-23.

[9] 薛薇 , 魏世杰 . 新时代我国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科学研究的支持政策研究 [J]. 中国软科学 ,2021,(05):59-69.

[10] 马双 , 陈凯华 . 美国基础研究体系：主要特征与经验启示 [J].科学学研究 ,2023,41(03):444-453.

[11] 沈桂龙 . 美国创新体系 : 基本框架、主要特征与经验启示 [J].社会科学 ,2015,(08):3-13.

[12] 景诗龙 , 王俊豪 . 基于动力机制的中国 PPP 模式发展策略研究 [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8,39(04):136-144.

项目来源：2024 年宁波市软科学研究计划“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基础研究的国内外实践及对我市启示”（编号：2024R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