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帝国主义的研究综述

近年来，数字帝国主义（Digital Imperialism）概念逐渐进入学术讨论视野，成为理解全球数字秩序变迁的重要理论框架。国内外学者对数字帝国主义相关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主要涉及到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数字资本、数字殖民、数字劳动等诸多相关主题的研究。

一、关于帝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研究

关于帝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相关研究成果颇多，学者们主要聚焦于对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基本概念的阐释，并揭示当下资本主义新样态的发展趋势。

帝国主义是一个源自西方，后经由日本转译入中国的舶来概念，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起初，晚清精英知识分子群体将以日本为代表的帝国主义视为先进的“效仿对象”。五四运动后，在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和列宁《帝国主义论》等因素的影响下，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前途逐渐连接在一起，列宁塑造的帝国主义概念开始在中国被广泛接受。1

现阶段理论界对帝国主义的论说主要呈现三种论说，一是帝国主义消亡说，二是帝国主义不变说，三是帝国主义更新说。麦克尔·哈特等学者认为资本乐于使用和平的市场化方式支配全球政治秩序，一种无中心、无疆界的国家或超国家组织终将取代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最终会被资本摧毁 2；有些学者认为帝国主义的本质没有根本变化，它通过掠夺与控制实现其剥削的目的并没有改变；也有些学者指出，帝国主义在处于动态的发展之中。克里斯蒂安·福克斯认为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帝国主义也随之不断发展。3 有些学者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理论，通过对帝国主义本质内涵的阐释，揭示由帝国主义到新帝国主义的发展，阐释了平台帝国主义的发展脉络（陈人江，2015；张剑，2016；蒋天婵，2020；胡运海，2024）；也有作者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揭示了新帝国主义呈现出的新特征（姚顺良，2007；姜安，2014；程恩富、鲁保林、俞使超，2019）。更进一步，有一些学者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进行了当代思考，探讨列宁帝国主义的时代困境及启示（苏晓明，2004；邱卫东、胡博成，2016；毛华兵、刘苏燕，2017）

关于新帝国主义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数字化浪潮中，数字殖民逐渐成为了新帝国主义推行殖民政策的主要方式之一。有作者指出，数字殖民是新帝国主义推行殖民政策的重要方式，它是通过制造各类具有西方文化和价值观认同的网络族群实现的，而制造网络族群的关键在于控制用户的注意力时间。资本主义通过运用数字技术，使得平台垄断、文化输出与信息煽动、人工智能推荐等成为了新帝国主义国家抢夺注意力时间的重要手段4。

奈格里和哈特在《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中重构了“新帝国”的形象：在观念上，奈格里和哈特定义的“新帝国”是“一个无中心、无疆界的统治机器，在其开放的、扩展的边界当中，这一统治机器不断加强对整个全球领域的统合，帝国通过指挥和调借网络管理着混合身份、富有弹性的等级制和多元的交流。帝国主义的世界地图的民族——国家色彩，已经被合并、混合在( 新) 帝国全球的彩虹中”5。其次，在形式上，“新帝国”是主权国家范式向帝国范式转变的产物。

在政治上，“新帝国”构建了超越民族国家的普世价值观念，并依靠此观念将世界诸国纳入“新帝国”设计的统一秩序之中。6

关于资本主义新样态的研究方面，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① 对信息资本主义的研究。学者们从“文化殖民”、网络主权、信息等不同视角阐释帝国主义新特征（Bernard Stiegler，2001；Hardt, M.&Negri, A.，2004；Dan Schiller，2018）。信息资本主义呈现出对信息的全方位垄断、对全球资源的新一轮占有，以及信息资本主义致力于打造信息帝国的表现形式和主要特征 7。而数字信息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加剧了数字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国际数字霸权的动态演化以及日益扩大的国际数字鸿沟（方莉，2020；徐宏潇，2020）； ② 对平台资本主义的研究。一般认为平台资本主义是由加拿大学者 Nick Smicek提出的概念，以数字形式建构的平台资本主义是数字资本主义的一种生产力方式。平台资本主义的核心是形成了数字生产方式，并在数字生产方式下不断地进行数据的收集、分析、加工和传播。在此基础上，数字平台将数据加工成具有经济收益性的数据 - 流量，在数字生产方式之下，能够生产出数据——流量的劳动便成为了数字劳动。8 ③ 监控资本主义。一般认为，“监控资本主义”这一术语是由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和罗伯特·W．迈切斯尼（RobertW. McChesney）提出的。大数据技术与资本主义结合形成了监控资本主义社会，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批判视角阐释监控资本主义的本质内涵、内在特征和运行方式（朱伯夫，2013；John B. Foster & Robert W.McChesney，2014；Shoshana Zuboff，2019）。不断兴起的新型数字技术不仅为我们服务，还监控甚至想方设法操控我们的行为，让我们交出自己的信息。这些技术收集了关于我们的行为、偏好和交往的大量数据，然后将其出售、打包和重新利用以获取利润。9

二、关于数字帝国主义相关概念的界定

“数字帝国主义”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最早由批判性学者在分析全球数字不平等现象时提出，旨在揭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通过控制数字技术、平台和数据资源，重塑全球权力结构的新形式。有作者指出，数字帝国主义的实质主要体现以数字霸权为内核的虚假的利益均等、以数字殖民为目的的虚假的信息自由、以西方政治正确为标准的虚假的网络民主三个方面。10

数字劳动。学者们集中探讨了“数字劳动”的内涵、外延和特点，他们指出，数字劳动的主体、中介和对象都已经不同于传统劳动（Dallas Smythe，1977；Maurizio Lazzarato，1996；Hardt, M.& Negri, A.，2004；Christian Fuchs，2014；周延云、闫秀荣，2016；温旭，2021）。就数字劳动而言，它是一种数字政治经济学向度的数字劳动发展模式，贾勒特、摩尔和邱林川等认为数字时代的劳动是一种新兴阶级附庸关系。11 有些作者认为原本作为人类数字劳动产品的数字化网络转而成为了统治人类的力量（袁立国，2018；蓝江 , 2017，2018，2019，2022,2023），与之伴生了“数字垄断”“数字鸿沟”“数字化衰退”等问题（Dan Schiller，2017；陈文旭、徐天意，2020）总体而言，数字劳动者面临着“他者剥削”“自我剥削”和“反抗无力”三重困境。第一，数据要素的应用、监控系统的革新、薪资管理模式等新变化使得数字资本的剥削手段增多 , 数字劳动者受到的他者剥削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第二，劳动时空的无边界感、智能工具带来的巨大压力和数字资本的意识形态控制等变化使得数字劳动者为了生存不得不进行更多的自我剥削；第三，数字资本剥削方式的日渐隐蔽、劳动者力量的分化及其面临的严峻失业危机使其无暇无力反抗数字资本。12

数字资本。从资本诞生以来，总体上呈现出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数字资本三种资本样态，数字资本是基于数字、数据来获取利润的资本存在样态（蓝江，2018，2019；Nick Srnicek，2018）。在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助力下，资本获得了新的形态，这就是数字资本。因此，互联网的发展为数字资本主义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前提，互联网的发展使数字资本主义的出现成为可能。另外，数字与技术的结合对数字资本的生成起了关键性作用。

数字殖民。数字殖民以“颠倒观念”、“编码构镜”虚饰、“软性叙事”侵蚀、“虚假需求”钳制等手段展开意识形态渗透。13 数字殖民是数字寡头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在通过数字资本的不断输出建立一种全新的殖民统治方式，具有文化安全风险（刘皓琰，2021；孙冲亚，2021）。数字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剥削逻辑通过数字劳动获得延伸和强化，依然体现了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本质 , 满足了“无偿占有”与“价值增殖”两个剥削构成要件（Dan Schiller，2020；孔令全、黄再胜，2018；邢海晶，2021）数字帝国主义企图以数字资源私有、数字平台垄断构建出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统摄全球文明的“数字世界新文明”, 并主要以文化殖民的方式在全球展开殖民掠夺。14 数字帝国主义借助其在全球数字技术领域中的先发优势，建构了基于“中心 -边缘”模式的国际话语垄断体系15。

数字帝国主义。有学者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探讨西方数字帝国主义的形成（刘红玉，2020；刘皓琰 , 柯东丽 , 胡瑞琨，2023），也有学者通过揭示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进行哲学论证，论述数字帝国主义的诞生 , 从数字文字学和算法治理技术阐释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再生产（蓝江、王欢，2019；蓝江，2021，2022；刘煜洲，蓝江，2024）。在其早期阶段，数字帝国主义主要是以技术本身的力量，辅之以政治、军事力量，来实现对不发达国家的社会数字化、数据化和数字资本化，并完成了对数据的原始积累。在此之后 , 数字帝国主义就可以通过数字平台这一新型资本积累方式，以资本积累的逻辑实现对世界的全面支配和控制，这展现了数字帝国主义在演变和扩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16 数字帝国主义的实质是发达国家利用数字技术的垄断地位影响接受国的价值与文化，数字帝国主义相对于经典帝国主义和空间帝国主义具有显著时代特点（闫勇、吕泽华，2015；刘皓琰，2020）。

此外，国内外学者也对数字帝国主义进行了哲学批判研究。新帝国主义已经发展到了数字帝国主义阶段，通过对数字资本全球积累结构、新自由主义的数字自由化逻辑批判、技术批判、数字掠夺视角，揭露数字帝国的剥夺性（黄静秋、常江、石谷岩，2019；邓伯军，2020；刘皓琰，2020；严运楼，2020；高海波，2021；）。一些作者指出，资本主义获得了数字化生存方式，成为了“完全可计算的（computational）”，数字资本持续积累、不断增殖（Dan Schiller，2001；俞可平，2003；杨松、安维复，2007；Bernard Stiegler，2016；白刚，2018；温旭，2024）。马克思、恩格斯从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生活等多个方面揭示了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以《资本论》为经典文本的“马克思的新哲学”，体现了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哲学思路（陈学明，2012；王庆丰，2013；郗戈，2013；孙正聿，2014；仰海峰，2017；唐正东，2018；李爱军，2021；蓝江，2023；朱春艳 , 韩佳宁，2024）。

三、述评

国内外学者对数字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成果十分丰富，从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对“帝国主义”“数字资本主义”“数字帝国主义”等进行了深入地解读与研究，呈现出比较成熟的研究进路与学术脉络。马克思主义学者们主要从国际垄断资本、数字资本、数字殖民等进行研究，这些研究都加深了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及其内在矛盾的理解。

虽然国内外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依然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国外相关理论碎片化介绍的较多，而对其理论进路和学术脉络深度研究的较少；二是对马克思主义部分理论相关性研究较多，而 对数字帝国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的较少。

整体来看，当前关于数字帝国主义的研究，已从早期关注平台控制与数据剥夺，扩展至对算法霸权、人工智能支配机制的深入探讨。未来研究可以更加注重跨学科整合的方向，系统分析技术演进与全球治理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构建更加公正、开放、包容的全球数字秩序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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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 ] 麦克尔·哈特，[ 意 ] 安东尼奥·奈格里 . 帝国— —全球化的政治秩序[M]. 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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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 2025 年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当代西方左翼数字帝国主义批判研究”（项目号：2025B033）项目成果。

作者简介： 孙岩岩，哲学博士，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