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文化对北魏的历史贡献

自陈寅恪先生在其著作中做出“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的论断后，河西是当时北中国文化中心的观点已经基本成为学界共识。然而，至于河西文化对北魏文化的影响，学界则有不同看法。主要是分为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继续阐发陈先生的意思，肯定河西文化对北魏的突出贡献。柏俊才认为“正是平凉户的儒学成就 ，促使了北魏儒学的复兴 。”[1]167“然北魏儒学的真正复兴是在太武帝拓跋焘平凉州后 ， 许多儒学文化成就很高的平凉户的加入 ， 北魏儒学出现了转机 。”[1]167 另一种则是对河西移民平城这一行动的后果进行反思，重新评估河西文化的贡献。李智军的观点是“陈寅恪先生所论是指文化重心转移而非移民所带来的文化之转移，而河西士人东迁平城后 ，因其境遇很差 ， 对北魏的贡献大打折扣 ， 但河西士族被竭泽式地迁出 ，却使河陇 ， 特别是河西历史学术发展一蹶不振。”[2]67 那么，这两种观点究竟哪一种更加准确呢？我们怎么看待河西文化的历史贡献呢？接下来就做一番具体的分析。

（一）北魏移民的原因及后果

公元 439 年，北魏太武帝率大军围攻姑臧，沮渠牧犍出降，北凉灭亡，标志着北中国正式统一。虽然在此之前遭到了群臣的反对，但太武帝仍然在崔浩的支持下，力排众议，发兵攻打北凉。不过，在占领姑臧后，太武帝并没有继续西进，而是留大臣驻守，自己班师回朝，此后河西地区又经历了一年多得拉锯战。而且，太武帝还做出了一项对后来河西影响非常大的举措，那就是移民。据《魏书》记载，太武帝移民三万家于平城。那么为什么太武帝不等到占领全部河西地区后再回朝？为什么要移河西民于平城呢？这恐怕和当时的形势有关，蠕蠕当时是北魏的强敌，北凉为了不被灭国，曾向蠕蠕求助，于是蠕蠕发兵南下，甚至攻到了北魏的都城。此外，还有其他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北魏太武帝可能是想充实平城的人口，发展平城的经济，这在北朝时期屡见不鲜。北魏还未脱离少数民族掠夺的恶习，就是五凉时期，也有迁徙新占领的地方的居民到自己的核心地区，以更好的控制。另外，大概是这些人战斗力强的缘故，北魏朝廷前期经常取少数民族作禁军。河西地区地域偏远，大族势力庞大，有能够割据的资本，这对北魏朝廷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当时的北凉残余力量还占领着敦煌、酒泉大片土地，割离他们之间的联系也是十分重要的。加上太武帝本人的性格特点，残忍好杀，猜忌沮渠氏王室成员，最终导致沮渠牧犍的被杀，这些都使得移民势在必行。

但是移民之后不久，问题就显现出来了。河西地区的大族被移走后，当地势力出现真空，一些少数民族趁机发动叛乱，而平定叛乱也搞得北魏政府焦头烂额。因此，崔浩就有了征募大族充实河西的建议。《魏书·崔浩传》记载：“世祖蒐于河西，诏浩诣行在所议军事。浩表曰‘……昔平凉州，臣愚以为北贼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民，案前世故事，计之长者。若迁民人，则土地空虚，虽有镇戍，適可御边而已，至于大举，军资必乏。陛下以此事阔远，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犹如前议。募徙豪强大家，充实凉土，军举之日，东西齐势，此计之得者。”[3]825 当然这建议最后并未被采纳。所以，终北魏一朝，并未对河西地区拥有绝对的控制力。而其后果，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认为的那样，“魏人于西域，守御之规，不逮前世远甚；而其于柔然，终不能一大创之者，亦以其根据实在西北，而魏凉州兵力大弱故也。延兴中，尚书以敦煌介远西北，寇贼路衝，虑或不固，欲移就凉州，赖韩秀力争乃罢。使行尚书之议，则西北守禦之规弥隘也。此亦误于初平凉州时逼迁其民之故。”[4]842 这可能是太武帝后来所没有预料到的。北魏移河西民于平城，对河西文化的影响是致命的，要知道当地的文化成就是经历了西汉以来几百年的积累才形成的，而且当时出仕北凉的都是这些家族的精英，迁移他们，意味着河西地区家学传承的衰落和断层。儒学的衰落，给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机会，河西大族势力的衰弱，加速了当地政治的不稳定性，缺少了抵御少数民族的屏障。移民导致河西在这之后再也没能够产生一个像五凉文化这样鼎盛的时期，河西文化断崖式的衰落。

（二）河西移民的生活境遇

如果说，北魏移河西士人于平城，是为了更好的任用他们，那么还可以说得过去。但就事实来看，境遇和在北凉时却是千差万别。

太武帝消灭河西的沮渠氏割据政权后，不乏一些人因此飞黄腾达，如李暠后人，还有较早投降的南凉的秃发氏的后代源贺。但是绝大多数士人，都过得十分穷苦。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虽然很耀眼，却也比不上河北、三齐，河西的张、宋、令狐等大族更是难以与中原的崔、卢、李、郑相比肩。孝文帝汉化之前，北魏还是更在意武功，轻视文治，其受重用者，多是一些武将，就经学层面来讲，对北魏的贡献更是微乎其微。五凉时期河西地区的士人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青睐，其实为特例。就北凉时期的代表人物刘昞来说，“世祖平凉州，士民东迁，夙闻其名，拜乐平王从事中郎。世祖诏诸年七十以上听留本乡，一子扶养。昞时老矣，在姑臧，岁余，思乡而返，至凉州西四百里韭谷窟，遇疾而卒”[3]1161，其子孙后代均没有功名，太和十四年（490 年），才由李冲上奏，赏其一子为县令，甚至到了正光三年（522年），崔光还在上书请求免除其子孙徭役。刘昞在北魏的待遇令人唏嘘，其他人可想而知。

索敞和程骏算是河西士人中的“幸运儿”。为了适应当时的新环境，索敞入魏后撰写了《丧服要记》，《丧服要记》其书也只是资料汇编性质的著作，但与他在同类人中可以取得好的生活境遇可能有莫大的关系。其师刘昞虽然同时精通经史，以及名家、法家、兵家诸子学说，就经学来讲，他只给《周易》做过注，未闻精通《三礼》，在整个五凉时期，也没有发现一部研究《三礼》的著作。然而，刘昞是否精通《三礼》不得而知，敦煌地区的家学却一直是有《三礼》的传授的，根据敦煌文书 S.1889《敦煌氾氏家传并序》记载，氾祎“少好学，事师司空索静，通《三礼》《三传》《三易》河洛图书，玄明究算”[5]168，氾毗“学通经礼”，由此可见索敞礼学的来源。此外，索敞在北魏期间似乎颇受贵族子弟的欢迎，《魏书》记载，索敞“笃勤训授，肃而有礼。京师大族贵游之子，皆敬惮威严，多所成益，前后显达，位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皆受业于敞。”[3]1162。不过，游学是当时的一种风气，贵族子弟通过拜访名师，增加自己的声誉，来获得进入仕途的机会，未必就会学到什么东西，从索敞教授那么多年，无一人以经学或儒学著称，就可看出。

程骏作为刘昞的得意弟子，其经学修养必定不差，察其在北魏的学术经历，却以文章和玄谈受用。献文帝年少继位，曾经在道场接收符箓，对道教自然感兴趣，玄学和道教都含有道家的因素在里面，程骏作为玄学家为献文帝解说《老子》《周易》，阐述治国的道理，必然给献文帝耳目一新的感觉，也难怪会受到献文帝等北魏统治者的重视。这二人虽为河西人杰，却不得不曲意逢场北魏统治者。是乃河西士人之可悲。也足见河西经学对北魏之影响之微。值得注意的是，河西士人与崔浩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少人因为崔浩的推荐才得以在北魏谋个一官半职。陈寅恪先生对此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崔浩“以《左传》卦解易， 张湛、宗钦、段承根俱主其说， 实为汉儒旧谊。……盖当日中原古谊 ， 久己失传 ， 崔浩之解 ， 或出其家学之仅存者 ， 然在河西则遗说犹在 ， 其地学者 ， 类能言之。此浩所以喜其与家学冥会 ， 而於河西学者所以特多荐拔之故欤”[6]44。可惜的是，河西的士人们生不逢时，成也崔浩，败也崔浩，因为崔浩的被杀，也逃脱不了被杀的命运。所以，不少河西人士选择不出仕北魏。如张湛的侄孙张通，“博通经史，沉冥不预政事”[7]1265，就算获得了顿丘李彪的赏识，以及李冲的推荐，数次被朝廷征兆，仍然是“皆不赴，终于家”[7]1265，算是对北魏朝廷不重用河西士人的一种无声抗议吧。

当然，河西士人不受北魏朝廷的重用与当时的形式也有莫大的关系。南北朝时期不仅是政治上的大动乱时期，也是儒学的衰微期，儒生生活境遇极差，“朝廷遇之者极薄”。《宋书》曰“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又选贤进士，不本乡闾，銓衡之寄任旧台阁。……庠序学校之士，传经聚徒之业，自黄初至于晋末，百余年间，儒教尽矣”[8]1552。废帝时羊深请修国学，谓“进必吏能，升非学艺。是使刀笔小用，计日而期荣，专经大才，甘心于陋巷。”[3]1704又云“当世通儒，冠时盛德，见徵不过四门，登庸不过九品。”[3]1704就拿同时期的北魏来说，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天水人赵逸“性好坟素，白首弥勤，年踰七十，手不释卷”[3]1145，曾经担任过后秦姚兴的中书侍郎，大夏王赫连屈丐的著作郎等职。《魏书》有“通涉经史，才志不群，价重西州，有闻东国”[3]1164 的美称， 但是到了北魏，“世祖平统万，见逸所著，曰：‘此竖无道，安得为此言乎？作者谁也？其速推之’”[3]1145，差点遭受刑法。幸亏崔浩在其中斡旋，才免除了牢狱之灾。如此，又怎能奢望河西士人能受到北魏朝廷的优待呢？

（三）河西士人的贡献

虽然大部分河西士人不受北魏朝廷的重用，然而，不能说河西文化对北魏就没有一点贡献。除了经学及儒学以外，其他方面还是很有影响的。比如说历法，北魏自建国都使用的是曹魏明帝时期楊伟制定的《景初历》，这个历法“终于晋朝，无所改作，司天测象，今古共情，启端归余，为法不等，协日正时，俱有得失”[3]2659，在道武帝天兴初年就出现了差误，当时人普遍认为《景初历》年久失修，已经不是那么精确了。太武帝平凉土后，得到赵匪所修《玄始历》，认为比较精确便代替了前者。北魏使用北凉历法的时间从太武帝太延五年（439 年）到孝明帝正光元年（520 年）颁布《正光历》为止，共用了80 余年，在北魏整个历史中占了不少的比重。

五凉政权时期对西域一直进行着羁縻管制，由于河西是联通西域和中原的通道，音乐方面对西域乐也有所吸收。“至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逊之伎，嘉宾大礼，皆杂用焉。”[9]313 其乐有二：一曰西凉乐。后凉时，吕光平定西域，“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3]378。二曰龟兹乐。龟兹乐是吕光灭亡龟兹时带进河西流传的，后凉亡后龟兹乐分散各地 ， 而在河西者，也被魏太武帝带到了北魏。这两种音乐遂成了北魏朝野非常受欢迎的流行音乐 。北魏自昭成帝“乃备究佛法之事”，但直到太武帝时其势力也未发展壮大，位于道教之下，甚至发生了太武帝灭佛的事件。然自此以后，佛教一跃成为北魏的“国教”，这其中与河西有着很大的关系。史载“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俱东，象教弥增矣”[3]3032。河西僧人玄高 、慧崇、昙曜、师贤等人随着移民从凉州到达了平城，促进了北魏佛事的发展。玄高入魏后受到太武帝的敬重，太子晃事玄高为师，慧崇作了尚书韩万德的老师、师贤在文成帝即位后任道人统，昙曜为太子晃敬重，继师贤任北魏沙门统，他不仅翻译佛经十四部，还主持开凿了云冈最早的五个洞窟。

在制作礼仪和规立典章两个方面，孝文帝改革时，依靠李暠之孙李宝的后裔李冲、李韶、李延等，对继承来的礼乐资料进行排列修改，建立了属于北魏的乐仪制度。赋税制度方面，北魏建国之初为了照顾地方豪强的利益，设置了宗主督护制，使得民多隐冒，损害了国家利益。鉴于此，李冲制定了三长制，增加了国家的收入。孝文帝制定律令，依靠的也是李冲等河西名族的后裔。之所以这些律令、朝仪、官制的制作过程都有河西士人后裔参与，乃是北魏政府充分考虑到李冲等人的家学功底，也考虑到河西是保存魏晋旧制最多的地方。由河西籍士人参与完成的典制，必然融会了五凉时期的文化成果。总之，正是以李冲为代表的河西人士加快了北魏的汉化进程。我们在探讨五凉文化对北魏的贡献时，务必要具体分析，不能笼统的一概而论。

参考文献

[1] 柏俊才 . 平凉户与北魏儒学的复兴 .[J]. 兰州学刊，2010 （10）.

[2] 李智军 . 五凉时期的移民与河陇学术的盛宴——兼论陈寅恪“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说 .[J]，《中国史研究》，2006 （2）.

[3]（北齐）魏收 . 魏书·崔浩传 [M] 卷三十五 .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4] 吕思勉. 两晋南北朝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 英藏敦煌文献[M] 第 3 册.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

[6] 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7]（唐）李延寿 . 北史·张湛传 [M] 卷三十四 .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8]（南朝梁）沈约. 宋书·臧焘徐广傅隆传论.[M] 卷五十五.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9]（唐）魏徵 . 隋书·音乐志中 [M] 卷十五 . 北京：中华书局，1973 .

作者简介：孔文祥（1992-）男，汉族，宁夏中宁县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中共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