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姆》中的文化记忆研究

文化记忆理论是扬·阿斯曼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提出的文化理论，该理论把记忆现象的研究从心理学层面扩展到了文化层面，他认为，文化记忆通过节日、仪式、故事、舞蹈、书籍、文化遗迹等各种载体得以保存，通过这些文化载体，一个民族的文化才能得到延续和传承 1。文化记忆理论从记忆的角度阐释文化传承的方式，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查姆》作为彝族创世史诗，其以“族群起源”和“万物起源”为核心，通过神圣叙事构建了彝族对自身历史与伦理的文化记忆。借助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聚焦《查姆》文本，从“记忆建构—身份认同—文化延续”作为切入点，探讨族群起源叙事如何通过文化符号、道德筛选与实践传承维系了彝族文化连续性，虽然有学者从彝族创世史诗的集体记忆来解读了彝族的族群建构，但较少学者用文化记忆理论展开研究。本文以文化记忆理论为基础，通过文化记忆理论的核心观点对史诗《查姆》进行分析，探求族群起源叙事如何通过文化符号、道德筛选彝族文化连续性，为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一、《查姆》中的文化记忆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在集体记忆的基础上提出了“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的概念2，其中交往记忆是通过交往的形式人们之间口耳相传族群文化的一种代际记忆，这种代际记忆相传三代或者四代就会失去。超过80 年代就会进入文化记忆的模式，文化记忆则会以特别的事件作为立脚点，借助典籍、仪式、节日、庆典和文字等的载体得以保存和传承。《查姆》是彝族一部重要的创世史诗，主要流传于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等地。这部史诗在彝族未有文字之前就通过口头流传即以交往记忆的形式流传，后来有了老彝文就以文化记忆的形式被记录下来。其内容涵盖了天地、日月、人类、风雨、种子、树木等万事万物的起源，分为上下两部，上部讲述开天辟地、洪水泛滥、人类起源等，下部则涉及天文地理、占卜历算、文学诗歌等。史诗中，远古世界混沌一片，众神之王涅侬倮佐颇召集众神安排日月星辰，铸就宇宙山川。龙王罗阿玛种下梭罗树，开出白花成为月亮；神王长子撒赛萨若埃种下红花梭罗树，成为太阳。人类经历了独眼睛时代、直眼睛时代和横眼睛时代。独眼睛时代的人类像野兽一样生活，不懂得种植和道理，最终被神用干旱消灭，只留下一位学会劳动的“做活人”。直眼睛时代的人类开始种植庄稼，但因人口过多且不讲道理，被神用洪水消灭，只留下阿卜独姆兄妹。横眼睛时代的人类学会了语言和各种技能，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神圣的文化叙述，《查姆》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还蕴含着丰富的彝族宗教信仰文化，如万物有灵观、灵魂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它以神话传说的方式，记载着很多的有关彝族的文化记忆3。

（一）创世记忆：雾露意象与宇宙观建构

对于天地的开辟、万物的生成，彝族先民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这些独特的理解依附史诗，随着时间的推移深深植根于他们心中代代相传。亚里士多德曾指出：“ 在那些最初从事哲学思考的人中间，多数人都是只把物质性的始基当作万物的始基。因为，一个东西，如果一切存在物都由它构成，最初都从其中产生，最后又都恢复为它（实体常住不变而只是变换它的性状），在他们看来，那就是存在物的原素和始基。”4 对于万物的起源，《查姆》中有这样的叙述：“远古的时候，世上只有一团混沌不清的雾露”，“时昏时暗多变幻，时清时浊年复年”，“雾露里有地，雾露里有天；雾露变气育万物”。在人类认知发展的原始记忆中，彝族先民面对洪荒宇宙时展现出独特的哲学智慧。受限于生产力水平与抽象思维能力的历史局限，其世界观建构主要依托感性直观的认知方式——通过这种具象化类比完成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和解释。这种原始记忆在文本创世叙事中体现得尤为鲜明：当先民以"雾露变气育万物"的诗性语言阐释天地开辟时，实则暗含着朴素唯物论的思想萌芽，将物质性的意象视为宇宙生成的最初形态。在其它彝族创世史诗中也体现了这一观念，如《阿细的先基》中：“云彩有两层，云彩有两张，轻云飞上去，就变成了天”，“云彩有两层，云彩有两张，重云落下来，就变成了地”；在《勒俄特依》中：“天地的一代，混沌演变水；天地的二代，地上雾蒙蒙；天地的三代，水色变黄金；天地的四代，四面有星光”。在这里同样也是在通过云、雾、水这些具体的物质作为了宇宙生成的最初形态。作为彝族史诗传统的重要母题，万物起源说既构成创世叙事的逻辑基点，更折射出先民对存在物本质的哲学思考。在《查姆》中，我们可清晰辨识出这样的认知轨迹：混沌初开之际，氤氲雾霭经由气化过程完成形态嬗变，最终凝铸为天地万物。这种将客观物质视作本源性存在的世界观，印证了早期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从思维范式分析，彝族先民的文化记忆呈现出鲜明的具象思维特征。他们以"雾露里有地，雾露里有天"的直观表述，将抽象的宇宙生成过程转化为可感知的物质转化现象。这种认知方式虽不同于现代科学思维，却以诗性语言的文本文化记忆完成了对世界统一性的把握，在哲学层面上确立了物质第一性的基本立场。当我们审视这些文化记忆时，不应简单将其归为蒙昧时期的臆想，而应视为人类认知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环节——它既是对生存环境的经验总结，更是哲学思维萌芽的文学见证。

（二）人类起源记忆：眼睛形态嬗变的进化叙事

《查姆》中记载着以眼睛的不同形状来描述人类的起源以及更新换代，其实这也是能显示人类的来源也是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史诗里面也讲述到人类是经受住了外在客观事物的考验才得以生存和繁衍下来的。《查姆》用很大的篇幅谈到人类自身的历史发展。开天辟地之后，龙王的女儿赛依列安排儿依得罗娃造出人类的第一代祖先，称为“拉爹”。这代人“一只眼睛生在脑门上”，故称为“独眼睛时代”。但这代人“不分男和女，不分长幼尊卑，不分白天黑夜，不分月大月小”，于是众神便制造了一场干旱，把独眼睛这代人全晒死了，只留下一位学会劳动的“做活人”躲在葫芦里得以幸免。神女罗塔纪姑娘用水给“做活人”洗净全身，独眼睛变成了直眼睛，让“做活人”与仙姑娘撒赛歇结为夫妻，生下了后代直眼人“拉拖”。直眼人越来越多，过了 9700 年，世上人多得住不下，况且这一代人“年头年尾认不得，道理也不讲，高低也不分，长幼也不分，经常吵嘴打架，不管亲友和爹妈。”，于是天神又决定降一场洪水来换这代人，阿朴独姆与妹妹幸免于难，繁衍了横眼人“拉文”，进化到横眼睛这一代人人类就懂得勤奋、善良、感恩。所以从史诗的叙述就可以知道人类的出现并不是简单的出现的而是通过不断地接受挑战、灾难和不断的经过筛选才被留了下来。

（三）洪水记忆：对人类进行道德筛选

在人类社会中“洪水记忆”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神话记忆，洪水灭世在彝族社会也是作为一种文化记忆存在。几乎彝族的创世史诗都提及到了洪水滔天换人类的故事。在《查姆》中，天神派了涅侬撒萨歇到人间查访好人家，涅侬撒萨歇将以龙马腰折、断腿需要人血才能医好来考验好心人，寻觅了许久之后遇到了唯一愿意用自己的血无偿为龙马医治的阿朴独姆兄妹俩，看他们心肠如此好就把将要用洪水灭世的消息告知了他们，并在涅侬撒萨歇的启示下借助葫芦做成船存活了下来。如这样以灾难的发生对人类进行道德筛选在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依》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天神恩体古兹派阿格叶库“将土翻还原”，之后就被笃慕长子抓获并说要将他杀死，次子也说大话到要用棍棒打他，唯有幺子将事理说因该问清楚。最后根据他们的态度阿格叶库指出使用不同材质的床来躲避洪灾，最后只留下那明事理、善良的幺子。在彝族创世史诗的洪水神话故事中都是以在神的筛选下保留了具有善良、勇敢、智慧品格的人类。在洪水发生的过程中，人类是无力抵抗的只能躲避通过外界的物体辅助才能得以存活下来的，这个能使人类存活的物体只能由神来告知。

二、从《查姆》中的文化记忆看族群建构

从文化记忆理论视角看彝语支族群的史诗传统，可以发现其族群认同建构过程中存在着从交往记忆向文化记忆转化的典型路径。扬·阿斯曼提出的"记忆之场"理论框架下，彝族创世史诗实质上构成了该族群文化记忆的核心载体，其形成过程深刻体现了集体记忆的固定化与经典化特征。彝语支族群的口传史诗系统具有双重记忆维度：一方面，其历时千载的口头传承机制保持着交往记忆的活态特征，通过代际间的仪式化展演维系着记忆的流动性；另一方面，经由特定叙事结构和反复强化的集体吟诵，这些史诗逐渐固化为具有规范性和定型化特征的文化记忆。这种记忆形态的转换，正如阿斯曼所指出的"从日常交流到文化传承"的质变过程，使得彝语支族群的历史叙事突破了时空限制，构建起超越个体生命周期的"凝聚性结构"。所以只有当这种族群记忆突破了个体的局限才能实现族群文化认同的持久存续。

（一）族源认同：创世叙事与族群同源性建构

从文化记忆的视角来看，彝族先民对创世与人类起源的集体记忆，本质上是一种建构族群认同的文化记忆。虽然这些远古事件超出了个体生命经验的范畴，但通过文本的形式称为固态的的记忆，彝族群体成功地将这些"不可见"的历史转化为具有情感真实性的文化基因。通过这种文本文化记忆来强化了本族群对族源的认同。

具体而言，彝族创世记忆的鲜活特质源于其记忆载体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洪水滔天、兄妹成婚等叙事母题通过文本传承维系着记忆传播的人际互动性；另一方面，在年节仪式、毕摩诵经等仪式化场景中，这些记忆又被赋予神圣性，逐渐沉淀为族群成员共享的文化记忆。这种动态的传承方式，恰好印证了扬·阿斯曼所说的"记忆的仪式连贯性"——当口头叙事与身体实践、物质载体（如书籍）形成两双重的传承时，抽象的历史想象就可以通过文本记载和人际交往的方式便获得了具象的感知基础，。如在文本中记载的"雾露变气育万物"的创世观念和以眼睛的不同形状讲述人类的进化，这种文化符号的记忆不仅承载着先民对宇宙秩序的朴素认知，更重要的是建立起"我们是谁"的意义认知——就像通过讲述共同的"起源神话"，分散在不同支系的彝人能够确认彼此共享的文化记忆来增强族群同源的认同感。这种记忆的认同功能，在族群迁徙和地域分化的历史进程中显得尤为关键，它使得空间的区隔不至于瓦解文化共同体的根基。

关于人类的起源，各地彝族创世史诗对人类起源的叙述呈现显著共性：《阿细的先基》《尼苏夺吉》载人由泥土所造，前者更以"四虎相合"的造人时辰凸显虎图腾崇拜；《勒俄特依》《梅葛》则述人由雪化生。这种跨地域的同源叙事，印证着彝族先民共同的历史记忆。各部史诗均以眼睛形态的嬗变勾勒族群进化轨迹：从《梅葛》的独脚侏儒到竖目人再到横目人，从《查姆》的独眼"拉爹"到直目"拉拖"再到横目"拉文"，从《勒俄特依》的"哑物"经"松身人"至雪族分支，从《阿细的先基》的蚁目人、蚱蜢目人到蟋蟀目人终至现世人类，乃至《洪水淹天》传说的独目直目递进，均以目形变化作为文明进阶的标志。这种高度统一的进化叙事模式，既展现了彝族先民对自身发展历程的认知共识，更成为维系其族群同源性的文化记忆。

（二）自我认同：婚姻形态与族群伦理的文化记忆

从文化记忆理论的视角来看，婚姻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是其繁衍后代、延续族群生命不可或缺的过程。婚姻记忆作为族群历史文化的积淀，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文本中对原始先民婚姻记忆的重构，能够进一步强化族群自我认同。在创世史诗中所反映的婚姻形态主要有两种，分别是兄妹（或姐弟）婚和天女婚。其中，兄妹（或姐弟）婚是原始血缘婚的体现，这种婚姻形态曾在彝族先民所生存的原始社会早期存在过。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兄妹（或姐弟）是不被允许结婚的，也不应该结婚。然而，从史诗所描述的当时情况来看，他们却必须结合。因此，史诗中出现了大量高难度的神占方式，使兄妹（或姐弟）结合变得趋于合理化。这实际上是史诗对其所产生的时代，即群婚、对偶婚取代血缘婚时，彝族先民心理、道德的一种曲折反映。在不同地域的彝族创世史诗中，神占的方式不谋而合，如滚石磨、筛子、簸箕等。这些工具的出现是进入农业经济时期的表现，它们对氏族的生产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先民们将它们神化了。神占方式的出现一方面是为了寻求兄妹（或姐弟）成婚的合理性解释，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原始信仰的影响。彝族先民在狩猎、战争、出行之前都要占卜，因此对于兄妹（或姐弟）是否应该成婚这件大事，自然也要通过占卜来决定。再来看天女婚，洪水过后幸存的人类男子与天女结合，有一夫一妻型，也有一夫多妻型，这反映出了对偶婚的特点，这种婚姻形态曾存在于彝族先民所生存的原始社会晚期。关于天女婚在彝族古代社会的所指，目前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天上是君王所在地。在古代彝族社会中，部落首领与君王之间素有联姻习俗，王国的君主为了巩固其统治，将联姻作为一种手段，选一女嫁于部落首领。这种联姻被神化为天地开亲。另一种观点认为天女婚指的是与北方部落的姻亲关系。当居木向南迁徙时，征服了当地土著居民，定居下来后，具有北方游牧特色的居木部落和当地南方农耕民族在生产、生活各个方面均有明显的差异。一个获得胜利的征服者为了保持自己在婚姻关系上的优越感，初期往往是不与被征服者结亲的。然而，相同血缘内部又不能通婚，于是只好保持和他们有联系的北方部落的婚姻关系。无论是血缘婚，还是对偶婚，都是曾经存在于彝族社会的婚姻形态。这些婚姻形态及其带有民族特色的婚姻习俗在不同地域的创世史诗中反复出现，进一步强化了族群的自我认同。

三．结语

《查姆》作为彝族创世史诗的典型代表，以其宏大的叙事体系与深邃的文化内涵，生动展现了彝族通过文化记忆实现族群建构的完整过程。这部史诗通过文化符号的具象化表达、道德伦理的选择性传承的持续激活，构建起跨越时空的文化记忆共同体。这种文化记忆的独特性，在于其突破了个体生命经验的局限，将族群起源、伦理规范与生存智慧熔铸为具有稳定性和传承性的彝民族文化记忆。

综上所述，这种基于文化记忆理论的研究视角，为深化少数民族史诗的学术阐释、推动传统文明的现代转化提供了富有价值的理论参照，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鲜活的文化个案。

参考文献：

1. 李可欣.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及其意义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23.

2.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楚雄、红河调查队搜集，郭思九、陶学良整理《查姆》，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3.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古希腊罗马哲学》，第 4 页，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