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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 Research

教育哲学视角下大班教学中特殊儿童教育公正的理想与困境

作者

廖承芳

浙江师范大学,321004

全纳的本质是一种思维方式,它强调对差异的真正尊重与接纳,而非简单的“同化”或“容忍”。[1]作为当代教育伦理的重要发展,全纳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倡导保障所有儿童,特别是特殊需要儿童,在普通教育体系中获得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然而,在中国广大乡村地区,“大班额”教学的普遍常态,使得这一理想与现实之间产生了巨大张力。笔者过往的乡村教学经验,正是这一张力的缩影,这些实践难题促使本文对大班教学情境下特殊儿童的教育公正问题展开探析。

一、教育公正的多维审视

教育公正的探讨根植于深厚的哲学传统。从中国儒家的“有教无类”到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公正是适度的、平等的”相对正义观,都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基础。[2]然而,无论是王海明教授指出的“爱有差等”的人性现实,还是课堂资源的客观有限性,都决定了绝对的、无差别的公正难以实现。

对此,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的“差别原则”尤为关键,它主张不平等的制度安排应“对那些最少受惠的成员最为有利”。[3]应用于教育领域,这意味着真正的公正并非对所有学生施以完全相同的教育,而是既要平等地尊重每个学生,又要对处境不利的学生予以合理的、补偿性的区别对待。这构成了本文探讨大班教学中特殊儿童教育公正的核心理论基石。

二、大班教学中教育公正的现实困境

教育理论的理想在进入课堂后,往往遭遇现实的严峻挑战,尤其在处理个体需求与集体利益的矛盾时,教师常常陷入伦理困境。

笔者过往的教学实践便是一个缩影:在一个 36 人的班级中,一名唐氏综合征学生的无意识行为严重干扰了课堂秩序。为保障集体学习环境,笔者采用了提供玩教具、简化学习任务等“注意力分散”策略,试图在维护秩序与个体安抚之间取得平衡。这一决策,实质上是在两种相互冲突的伦理原则间行走钢丝:一方面,功利主义的逻辑要求为最大多数人谋求最大利益;另一方面,义务论的视角则强调行为动机的道德性。在本案例中,教师的出发点是良善的,且通过与家长沟通获得了程序上的同意,具有其道德合理性。

然而,这种基于善意动机的权宜之计,虽守住了不歧视的底线,却远未达到全纳教育的真正目标。《教育哲学指南》明确指出,若未能将个别化教育方案有效融入课堂,物理空间上的融合便无法转化为实质性的教育受益。[4]这种“物理接纳,教学隔离”的现象,正揭示了大班教学中特殊儿童教育公正所面临的核心悖论。

三、教育公正实现障碍的三层原因

深入剖析这一困境,可以发现其障碍根植于教师、学生与学校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

首先是教师维度的认知局限。部分教师的公正观窄化为“准许入班”的物理接纳,而忽略了特殊儿童应享有的发展权利。尽管政策保障了其入学权,但过程中的发展性公正却常被悬置。“特殊儿童应去特殊学校”等刻板印象,导致了“安全逻辑”压倒“教育逻辑”的行为。例如,某乡村教师将主要精力放在确保腿部残疾学生“别乱跑”上,无形中使其受教育权遭到了降格。

其次是学生维度的现实挑战。 特殊儿童自身的障碍程度,客观上对融合教育构成了严峻制约。当部分特殊儿童因其生理或心理障碍,难以适应大班的教学节奏时,教师有限的精力便面临巨大挑战。一位教师坦言,面对班上无法安坐的多动症学生,最终只能选择隔离策略。这反映出,当特殊儿童的障碍程度超出教师的管理能力阈值时,个体化的教育公正便可能在保障集体利益的权衡中被牺牲。

最后是学校维度的系统性支持缺失。 有效的公正教学并非教师的单打独斗,它高度依赖系统性的资源支持。然而,大多数学校,尤其是乡村学校,普遍缺乏专业的师资、适应性的教材教具及功能场所。如一位教师所言,即便在硬件相对完善的学校,也无法为有自伤倾向的儿童提供专业训练。缺乏外部环境的赋能,教师推行公正教学的努力,便成了难以为继的“独角戏”。

四、构建教育公正的路径探索

康德言:“人唯有凭借教育才能成人”。[5]这意味着教育公正的实现不能仅靠教师单方面的努力,而必须构建一个由教师、学校和家庭共同参与的协力机制。

首先,核心在于教师个体,需树立反思性的公正教学观。康德认为,规律是普适的客观原则。[6]教师应借助哲学思维超越日常经验的局限,深刻认识到教育公正并非“平均”,而是能够识别并回应个体差异的“区别对待”,即为每个学生提供其最需要的发展性支持,并将此内化为自觉的职业准则。

其次,关键支撑在于学校,要营造支持性的公正文化与制度环境。 学校必须从“升学率”驱动的功利文化中主动转型,创设包容、人文的公正文化氛围。更重要的是,需在制度层面给予倾斜,通过提供专项经费、专业培训和资源支持,将“全纳教育”从口号转变为可操作的实践体系。

最后,重要同盟在于家庭,应建立协同性的家校合作关系。应构建超越单向“通知”的紧密合作机制。家长主动分享孩子的个性特征,教师及时反馈在校情况,双方共同商议并执行个性化教育方案。在这种良性互动中,家校协同不仅能提升教育效率,更能为特殊儿童营造一个公正的成长生态。

五、结语

大班教学中特殊儿童的教育公正问题,是检验教育公平的试金石。仅仅依靠宏观政策,难以穿透复杂课堂的“最后一公里”。它需要教师信念的重塑、学校系统性的支持与转型,以及家庭与社会的协同参与。唯有多方形成合力,才能使“有教无类”的古老理想,在现代全纳教育的框架下焕发出新的生机。

参考文献

[1] Rivka T. Witenberg. Tolerance Is More Than Putting up with Things—It’s a

Moral Virtue[EB/OL]. https://theconversation.com/tolerance-is-more-than-putting-up-with-t

hings-its-a-moral-virtue-31507

[2] 唐晋. 打开“无知之幕”促进教学公正[J]. 教育发展研究, 2009(Z2):107-110.

[3] 罗尔斯. 正义论(修订版)[M]. 何怀宏, 何包钢, 廖申白, 译. 北京: 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 2009:48.

[4] 钟启泉, 主编. 教育哲学指南[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682.

[5] 筑波大学教育学研究会. 现代教育学基础(中文修订版)[M]. 钟启泉, 译. 上

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71.

[6](德)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M]. 邓晓芒,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