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电厂项目建设过程中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构建

1 引言

在国家“双碳”目标与清洁能源政策的推动下，火电厂作为传统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逐步向绿色化、智能化发展。然而，作为高投资、高影响、高敏感度的能源基础设施项目，其在规划、征地、施工等阶段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公众抵触、环境信任危机等社会不稳定因素，进而对区域稳定、项目推进和企业形象构成深远影响。因此，构建一套科学系统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识别和预测潜在风险，并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已成为火电厂建设管理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本文基于系统工程与社会风险管理理论，尝试对火电厂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进行系统剖析，提出可行的评估与防控路径。

2 火电厂项目建设中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分析

2.1 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

在火电厂项目建设过程中，社会稳定风险因素呈现出较强的复合性与阶段性，尤以征地拆迁最为敏感。实际案例中，如华北某地火电项目在征地阶段就因补偿标准不一致，引发数十户居民持续上访，形成一定社会影响。此外，项目规划与政策法规的适配性也是潜在风险源，部分火电厂项目在前期筹备时，因未能紧跟政策动态，导致方案与新规相悖。例如，某项目在规划设计阶段选用的机组类型，随着行业能耗标准提升，在建设过程中被列为限制类设备，不得不重新调整方案，这不仅造成前期投入的损失，还引发投资方与周边居民对项目前景的担忧，致使项目审批进度停滞，甚至引发多方矛盾。更需警惕的是，项目信息公开不到位或社会沟通机制缺失，会让谣言快速扩散，加剧公众对项目的误解甚至对抗情绪，从而引起稳定风险的放大效应。

2.2 社会稳定风险的具体表现

在实际项目推进中，社会稳定风险往往以具体事件的形式外显，群众上访是最常见的方式之一，反映出民众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不畅。例如，某南方火电项目因施工扰民严重，居民联名举报未果后集体前往市政府上访，并被媒体报道，引起舆论广泛关注。阻工抗议同样常见，部分村民通过设立路障或组织静坐等方式，直接阻断施工进程，造成项目延期。此外，随着社交媒体传播力的增强，舆情事件成为社会稳定风险的一大触发点，不当言论或虚假信息一旦扩散，易形成社会对项目的整体负面印象。社会组织的介入也使风险演化更加复杂，如环保团体或法律援助机构可能介入居民维权，增加项目博弈难度。部分项目还引发邻避效应升级，原本协调良好的社区关系被撕裂，形成长期不信任与对抗，这种结构性社会分裂对项目乃至地方治理都构成深远影响。

3 火电厂项目建设中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构建

3.1 评估体系框架设计

为了系统评估火电厂建设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需建立一套涵盖“识别—评估—响应”全过程的综合性评估框架。该框架由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三部分构成。目标层聚焦项目整体社会稳定水平，通常以群众满意度调查、冲突事件数量等作为反映基础；如在某燃煤电厂建设初期，因征地纠纷共记录村民投诉 23 起，成为高风险预警信号。准则层包含五大维度，分别涉及政策法律适配性、环境影响程度、群体态度变化、施工扰动频次及信息公开机制，分别从制度、生态、心理、行为及传播层面反映社会波动源。在指标层，框架通过量化与定性结合方式，设置具体评估维度下的细化指标。例如，环境影响维度下设“废气排放通报频次”，以季度报告数计，部分项目中平均为每季度 4 份；在利益相关方维度下设“征地补偿满意度”与“调解会参与率”等指标。其中，“公众沟通频率”在典型项目中记录为施工高峰期每月召开 4 次协调会议，信息公开维度则包括项目官网更新频次及政务答复时效等。在实地测试中，设置的 28 个指标均具备良好的识别能力与操作性，能较好刻画社会稳定态势演变。

3.2 评估指标的选择与权重确定

为了保证指标系统的科学性与适应性，本文结合专家访谈法和德尔菲法，从初步确定的 85 项指标中遴选出 20 项核心指标。这些指标涵盖法律政策适应、生态扰动反馈、群体态度变化及风险沟通机制等，构成社会风险识别的重要基准。以“施工噪声扰民事件”为例，在某北方地区项目施工阶段，记录扰民投诉 17 起，最终被纳入“施工干扰”维度中，成为正式评估因子。该过程中共组织三轮专家评议会议，参与专家 17 人，平均从业年限达 12 年，确保专业判断的一致性与有效性。

在权重设定方面，本文引入 AHP（层次分析法）进行量化。通过构建判断矩阵并采用特征根法计算，各核心指标的权重值在 0.032 至 0.108 之间，分布趋于合理且能突出风险感知相关因素的重要性。其中“群体信任度”指标权重为 0.108，在实际案例中被证实为敏感指标；例如，当信任度低于 6.5（满分 10 分）时，群体事件发生概率显著升高，项目风险评级显著上调。为保证评价结果的稳健性，权重计算中 CI 值控制在 0.07 以内，确保一致性满足要求。

3.3 评估模型的构建

在指标体系构建完成基础上，本文引入模糊综合评判模型以实现风险等级的量化表达。首先依据各项定性指标设定模糊隶属度函数，并将专家评分转化为统一数值标准。以“公众信任度”为例，设定五级评分区间对应隶属函数，最高级别隶属度为 0.85，最低为 0.12，保证评分差异能够真实反映感知层次。

构建的模糊判断矩阵结合五名专家打分数据，每项指标平均打分控制在 7.2 上下浮动范围，最终经模糊运算输出综合评分值为 6.4，对应风险等级为“中”。该模型的最大优势在于可根据项目阶段、区域特征与社会反应灵活调整指标及权重，例如在征地阶段增加与土地权益相关的权重，或在施工高峰阶段提高“干扰扰动”类指标敏感性。目前该模型已在 3 个省份的试点项目中应用，具备良好的推广前景与实效性。

3.4 评估结果的解读与风险防控对策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并非仅为定性描述，更应成为全周期风险控制策略的依据。例如在一项总投资 46 亿元的火电项目中，评估显示“较高风险”区域集中在东南片区，结合评估输出数据，该区域“土地协调会议召开频次”为每两月 1 次，显著低于其他区域 3 次的水平。为此项目启动风险干预机制，增加沟通频率、引入第三方协调专家 5 人次，同时调整信息发布渠道，由原先政务平台单一发布拓展为三渠道同步推送。

此外，对于中等级别的风险项目，需在推进过程中设立专项监控节点，动态更新社会风险参数值，形成“事前预测—事中跟踪—事后总结”的闭环机制。例如在某西部地区火电工程中，施工阶段新增了群众反馈电子平台，自上线后每日留言数稳定在 17 条左右，极大提升了公众参与度。对低风险项目则应进行制度化固化，例如将公众参与机制与政务流程捆绑，设立每季度例会及每月简报制度，形成风险缓释的长效机制，防止潜在风险因关注缺失而演化升级。

结语

火电厂项目作为典型的高关注度建设工程，其社会稳定风险已成为制约项目顺利推进的重要因素。本文构建的评估体系，融合了理论深度与实际操作性，有助于相关决策主体实现对社会风险的全面掌控与精准治理。未来研究可在评估模型智能化、指标数据动态更新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并结合数字化平台推动社会稳定风险的全过程监控与实时预警，为我国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风险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撑。

参考文献

[1]许亮.火电厂输煤系统粉尘治理应用研究[D].华北电力大学（保定）,2023,1-69.

[2]王培植.火电厂建设工程风险评价与控制研究[D].中国地质大学（武汉）,2008,

[3]王登科.浅析火电厂建设项目风险管理[J].建筑工程技术与设计,2015,000(007):1279-1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