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行般若经》中的“成佛像有金说”之内涵及意义研究

佛造像文物众多，其中不少有鎏金或贴金的现象。佛像金身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引发人们思考这样的问题：金身是否为佛像必不可少的内容？东汉支娄迦谶（略称支谶）翻译的《道行般若经》（又名《般若道行品经》）中的“成佛像有金说”对于解答此问题至关重要。

《道行般若经》卷十：

昙无竭菩萨语萨陀波伦菩萨言：“……譬如佛般泥洹后，有人作佛形像，人见佛形像无不跪拜、供养者，其像端正姝好如佛无有异，人见莫不称叹，莫不持华、香、缯彩供养者，贤者呼‘佛’，神在像中耶？”萨陀波伦菩萨报言：“不在中。所以作佛像者，但欲使人得其福耳。不用一事成佛像，亦不用二事成，有金，有黠人，若有见佛时人佛般泥洹后念佛故作像，欲使世间人供养得其福。”[1]

上文中的“不用一事成佛像，亦不用二事成，有金……”阐明“金”为造佛像的必要条件，可谓“成佛像有金说”。一、《道行般若经》中的“成佛像有金说”的内涵

《道行般若经》中的“成佛像有金说”内涵可归纳为四个方面（一）阐明金为造佛像的必要条《道行般若经》卷九：

随次转下施座，中有黄金座、白银座、琉璃座、水精座……女便自取金、银、杂宝、珍琦好物……”[2]从文意来看，文中的“金”是财富的象征物，价值高于“银”。文中“金”“银”的排序与“黄金”“白银”的排序相同，文中的“金”应是黄金的简称。

《道行般若经》卷九：

遥见高台雕文刻镂，金、银涂错，五色玄黄，光耀炳然……”[3]文中的“金、银涂错”、“光耀炳然”反映“金”的用途和效果与黄金相同，说明“金”字义为黄金。

《道行般若经》卷九：

萨陀波伦菩萨叉手仰向视化佛身有金色……其中有七宝之函，以紫磨黄金为素，书《般若波罗蜜》在其中……萨陀波伦菩萨白昙无竭菩萨言：“我本索《般若波罗蜜》时，于空闲山中大啼哭，于上虚空中有化佛身有三十二相，紫磨金色……”[4]

文中的“身有金色”与“身有三十二相，紫磨金色”同义，说明“金”是“紫磨金”的略称。“紫磨金”与“紫磨黄金”并现于同一卷经文，从文意来看，两者应同义，“紫磨金”是“紫磨黄金”的略称， 说明“金”是黄金的略称，“金”字义为黄金。

综上所述，《道行般若经》中多处出现的“金”字均未见黄金以外的其他歧义，说明《道行般若经》中的“金”字义为黄金，因此《道行般若经》中的“成佛像有金说”阐明金为造佛像的必要条件，揭示金身是佛像必不可少的内容。

（二）揭示佛像应表现佛的金色皮肤

从《道行般若经》卷十的“譬如佛般泥洹后，有人作佛形像，人见佛形像，无不跪拜、供养者。其像端正姝好如佛无有异，人见莫不称叹，莫不持华、香、缯彩供养者，贤者呼‘佛’。……若有见佛时人佛般泥洹后念佛故作像……”来看，佛像有模拟佛身相的功能。

《道行般若经》卷九称释迦牟尼佛告诉弟子须菩提：

乃往久远世有菩萨名萨陀波伦……萨陀波伦菩萨作是啼哭时，上方虚空中化作佛在空中立，言：“善哉！善哉！如若所索者甚难，如汝作是精进者，今得《般若波罗蜜》不久。”萨陀波伦菩萨叉手仰向视化佛身有金色，身放十亿光炎，身有三十二相。见已，大欢欣，叉手白化佛言：“愿佛为我说经法，我从佛闻经。闻经已，诸佛所有经法，我皆欲悉得之。”……

萨陀波伦菩萨白昙无竭菩萨言：“我本索《般若波罗蜜》时，于空闲山中大啼哭，于上虚空中有化佛，身有三十二相，紫磨金色……”[5]

上文记载久远过去世的萨陀波伦菩萨看见上方虚空中有金色身的立佛化现。

《道行般若经》卷十：

佛从袈裟中出金色臂，举右手著阿难头上，摩阿难头。[6]

上文记载释迦牟尼佛从袈裟中伸出金色臂，这虽是对释迦牟尼佛局部身色的描述，但影射释迦牟尼佛全身呈金色，与其 讲述的过去萨陀波伦菩萨所见化佛的身色相同。

《道行般若经》中的化佛身金色和释迦牟尼佛臂金色均指佛的肤色。如前所述，佛像有模拟佛身相的功能，因此佛像应模拟佛的金肤色。从《道行般若经》卷九中的“金、银涂错… …光耀炳然”来看，金通常用于材料的表面而非其内部。《道行般若经》中的“成佛像有金说”揭示佛像应表现佛的金色皮肤，即佛像的皮肤部位应有金，为佛像鎏金、贴金现象提供有教义依据的解答。

（三）突显造佛像者的至诚之心《道行般若经》卷八：

佛语须菩提：“……譬如地出金、银，少所处出耳。如是，须菩提，少所人随《般若波罗蜜》法教学。譬若，须菩提，少所人索遮迦越罗处，索小国王多。如是，须菩提，少所人随《般若波罗蜜》法教学，从是中多索阿罗汉、辟支佛者，有初发意菩萨，少有随《般若波罗蜜》教者，既有学《般若波罗蜜》，少有得阿惟越致者。菩萨当作是念：‘我当力学慕及阿惟越致。’”[7]

上文记载金矿产地少。金稀有因而贵重，用金造佛像寓意造像者的至诚之心如金般稀有而贵重。《道行般若经》中的“成佛像有金说”突显造像者的至诚之心。

（四）传达供养佛像得福报的观念《道行般若经》卷九：

是时化佛语萨陀波伦菩萨：“受我所教法，悉当念持之……其国中有菩萨名昙无竭，在众菩萨中最高尊，有六百八十万夫人采女共相娱乐。揵陀越国中诸菩萨常共恭敬昙无竭，为于国中央施高座，随次转下施座，中有黄金座、白银座、琉璃座、水精座......”...

是时长者女问萨陀波伦菩萨言：“设供养于师者，能得何等福？师名为谁？在何方止？”

萨陀波伦菩萨报女言：“师在东方，师名昙无竭，当为我说《般若波罗蜜》。我闻者当行守之，当用疾

是时长者女语萨陀波伦菩萨：“如善男子所言，天上、天下无有比。汝莫自困苦乃尔，我自与汝金、银、珍宝、琦物。我自与五百婇女相随行，我亦欲自供养昙无竭菩萨，复欲闻经。”……

是时长者女语萨陀波伦菩萨言：“共归至我父母所，索金、银、珍宝、琦物并报父母去。”[8]

上文记载长者女向萨陀波伦菩萨询问供养老师的福报，听闻供养昙无竭菩萨而闻法，未来可得成佛的福报后，表示愿向父母祈求金、银、珍宝、琦物，与萨陀波伦菩萨共同供养昙无竭菩萨。从文意来看，佛教教义认为金是首要供养物，有财富、福报的象征意义。

《道行般若经》卷十：

昙无竭菩萨报言：“……譬如幻师化作一人端正姝好，譬如遮迦越罗无有异，所语众人闻之无不欢欣；人有从索金、银、珍宝者皆悉与之；有所爱重被服，人索者悉与之。王在众人中坐起、行步皆安详，人有见者莫不恭敬作礼者……佛在众人中央端正姝好，坐起、行步安隐。佛众恶已尽，但有诸德。佛皆使人得安隐，佛亦自行佛事。佛本自空、无所著、如幻人所作。”[9]

上文称佛与遮迦越罗（转轮王）都是人中最尊贵者，人们向如转轮王般的化人索取金、银、珍宝，可见金有尊贵、的象征意义。

综上两文可知：金是首要供养物，有福报、财富、尊贵、王权的象征意义。

从《道行般若经》卷十的“所以作佛像者，但欲使人得其福耳。不用一事成佛像，亦不用二事成，有金，有黠人，若有见佛时人佛般泥洹后念佛故作像，欲使世间人供养得其福”来看，佛像是人们供养的对象，佛教教义认为人们通过供养佛像可以获得福报。如前所述，金是首要供养物，有福报、财富、尊贵、王权的象征意义，因此《道行般若经》中的“成佛像有金说”传达了供养佛像得福报的观念。

综上所述，《道行般若经》中的“成佛像有金说”阐明金为造佛像的必要条件、揭示佛像应表现佛的金色皮肤、突显造佛像者的至诚之心、传达供养佛像得福报的观念，内涵深刻。

二、《道行般若经》中的“成佛像有金说”的意义《道行般若经》中的“成佛像有金说”有多方面的意义，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反映黄金为造佛像的必要条件的教义在 2 世纪晚期已经出现并传入汉地

梁代僧祐撰《出三藏记集》卷二：

《般若道行品经》十卷（或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或八卷，光和二年十月八日出。）……右十四部，凡二十七卷。汉桓帝灵帝时，月支国沙门支谶所译出。……《明度经》四卷（或云《大明度无极经》。）……右三十六部，四十八卷。魏文帝时，支谦以吴主孙权黄武初至孙亮建兴中所译出。[10]

根据上文可知：《般若道行品经》（《道行般若经》的异名）由支谶（支娄迦谶的略称）译于东汉光和二年（179）十月八日，其异译本《大明度经》在三国吴黄武初（222）至建兴年（252—253）译出。

三国吴支谦译《大明度经》卷六记载法来闿士与普慈闿士的对话：

法来曰：“……譬如佛灭度后，有人作佛形像端正姝好如佛无异，人见莫不称叹，持花、香、缯彩供养者，贤者谓‘佛’，神在其像中耶？”

对曰：“不也。所以作像者，但欲使人系意敬、自警修、得其福耳，亦不用一事、二事成，有金，有智人，若有见佛时人佛灭度后念佛故作像，欲使十方供养得其福。”[11]

《大明度经》是《道行般若经》的异译本，虽也阐明黄金为造佛像的必要条件，但比《道行般若经》晚 43—74 年。译于179 年的《道行般若经》是现存最早阐明黄金为造佛像的必要条件的汉译佛典，反映黄金为造佛像的必要条件的教义在 2 世纪晚期已经出现并传入汉地，是 2 世纪佛像金身发展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可与东汉佛像金身的历史记载进行经史互证，是东汉佛像金身发展史研究的重要内东汉佛像金身的历史记载最具代表性的是笮融为浴佛而造的铜涂金像。

西晋陈寿《三国志》卷四十九《吴书·刘繇太史慈士燮传》：

笮融者，丹杨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彭城运漕，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曹公攻陶谦，徐土骚动，融将男女万口，马三千匹，走广陵……[12]

笮融所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之像用于“浴佛”，应是铜涂金佛像。浴佛通常用释迦牟尼婴童时的立像，笮融为浴佛而造的应是释迦牟尼婴童立像。“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说明笮融重视并传播佛经，有接触佛经的条件。

何志国《中国初期金铜佛及其来源》认为：“笮融督造佛像的年代是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 192 年）四月至初平四年（公元 193 年）之间。”[13]笮融造铜涂金佛像在《道行般若经》译出后，重视并传播佛经，有接触佛经的条件，不排除其造铜涂金佛像受《道行般若经》中的“成佛像有金说”影响的可能性。

《道行般若经》中的“成佛像有金说”和笮融造铜涂金佛像的历史记载同属文献，从文本层面反映东汉佛像金身的教义理论与实践，可以进行经史互证。

（三）可与 2 世纪佛像金身文物进行经像互证，为相关文物研究提供参考。

《道行般若经》中的“成佛像有金说”对于佛像金身文物（尤其是公元 2 世纪的佛像金身文物）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约公元 2 世纪的佛像金身文物以大英博物馆藏犍陀罗毕马兰第二舍利塔的金舍利盒（图 1）[14]和迦腻色伽王金币（图 2）[15]上的佛像为代表。

如前所述，金有尊贵的象征意义。大英博物馆藏犍陀罗毕马兰第二舍利塔的金舍利盒上的佛像两侧各有一位立姿天神合掌礼佛，反映佛至尊而高于天神的教义观念，阐明黄金为造佛像的必要条件、揭示佛像应表现佛的金色皮肤、突显造佛像者的至诚之心、传达供养佛像得福报的观念，符合《道行般若经》中的“成佛像有金说”的内涵。

图片来源：《金子：一部社会史》，第 120 页。

“公元 2 世纪前期，贵霜王朝最昌盛时期的国王迦腻色伽让人把作为印度众神之一的佛陀刻在金币上……”[16]金币有财富、福报的象征意义，迦腻色伽王金币上的佛像阐明黄金为造佛像的必要条件、揭示佛像应表现佛的金色皮肤、突显造佛像者的至诚之心、传达供养佛像得福报的观念，与《道行般若经》中的“成佛像有金说”的内涵吻合。

图片来源：《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典·工艺①》，第 247 页。

《道行般若经》中的“成佛像有金说”为毕马兰金舍利盒和迦腻色伽王金币上的佛像等 2 世纪相关文物提供教义依据，可以进行经像互证，有助于人们对 2 世纪佛像金身教义的深入理解，以及对 2 世纪佛像金身文物的准确阐释。

佛教译经中的佛像金身的教义（经 、佛像金身的历 同时期相关文物（像）三者有机结合方能促进佛像金身研究的深入发展。 （例如《三国志》中的东汉笮融造铜涂金佛像说） 金币上的佛像）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金佛像说（史）、毕马兰金舍利盒和迦腻 者可以进行经史互证、经像互证、 毕马兰金舍利盒和迦腻色伽王金币上的佛像来看，佛 佛像金身发展史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四）为佛像金身提供教义依据，对佛造像艺术创作有启发意义，为与佛像金身相关的展览策划提供参考。

《道行般若经》中的“成佛像有金说”并非唯一有佛像金身教义内容的东汉译经，其他东汉译经中也有佛金身的教义内容，但《道行般若经》中的“成佛像有金说”阐明金是造佛像的必要条件，揭示佛像金身是大乘佛教教义体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可谓东汉佛像金身教义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内容，为佛像金身提供教义依据，有助于佛像金身在汉地的传播与发展。

《道行般若经》中的“成佛像有金说”对于佛造像美术理论及美术史、冶金技术史、中外交流史、佛教史等多方面研究均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提示美术工作者创作的佛造像艺术作品的皮肤部位应使用黄金，对于佛造像艺术创作有启发作用，为与佛像金身相关的展览策划提供参考，有助于佛造像展览内容的丰富与完善。

综上所述，《道行般若经》中的“成佛像有金说”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结语

东汉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中的“不用一事成佛像，亦不用二事成，有金……”可谓“成佛像有金说”。《道行般若经》中的“成佛像有金说”阐明金为造佛像的必要条件，揭示佛像应表现佛的金色皮肤，突显造佛像者的至诚之心，传达供养佛像得福报的观念，内涵丰富而深刻，反映金为造佛像的必要条件的教义在 2 世纪晚期已经出现并传入汉地；可与东汉佛像金身的历史记载进行经史互证，是东汉佛像金身发展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可与 2 世纪佛像金身文物进行经像互证；为佛像金身提供教义依据，对佛造像艺术创作有启示作用，为与佛像金身相关的展览策划提供参考，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东汉）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八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年，第 476 页（东汉）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八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年，第 472 页。

（东汉）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八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年，第 473 页。

4（东汉）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八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年，第 471、473 页。5（东汉）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八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年，第 470、471、473页。

6（东汉）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八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年，第 478 页。

7（东汉）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八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年，第 465 页

8（东汉）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八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年，第 471—472 页。

9（东汉）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八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年，第 476—477 页。

10（梁）释僧祐撰;苏晋仁，萧錬子点校：《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 年，第 26—27，30—31 页。

11（吴）支谦译：《大明度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八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年，第 507 页。

12（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第五册，：中华书局，1962 年，第 1185 页。

13 何志国撰：《中国初期金铜佛及其来源》，《民族艺术》，2009 年第 4 期，第 87 页。

14（英）苏珊·拉·尼斯著，汪瑞译：《金子：一部社会史》，：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20 页。

15 罗世平，如常主编：《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典·工艺①》，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7 年，第 247 页。

16（日）栗田功著，唐启山，周昀译：《大美之佛像：犍陀罗艺术》，：文物出版社，2017 年，第 83 页。

作者简介：马宗洁（1975— ），女，江苏南京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博士。研究方向：佛教美术。

基金项目：本文是 2018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地佛造像理论史研究”（18BZS13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