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中斯万人物形象研究

阶级身份与社交面具：边缘人的生存策略

在普鲁斯特所描绘的巴黎贵族圈中，斯万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多面人形象。身为犹太裔股票经纪人的儿子，凭借“不少于400—500 万法郎（金币）的丰厚的财产”以及对艺术品的独特理解与眼光，与高居圣日耳曼区的贵族圈子接上了轨。但是，在叙述者马塞尔的家族里，斯万仅仅是“微服巡视的贵人”，他姨祖母嘲笑他“住在葡萄酒库旁边”是令人费解的。“小斯万先生”与“酒库”形成惊人的反差对比，导致斯万在自己家中与贵族之间营造了双面人状态。斯万在贡布雷是恭谦的“小斯万先生”，而在巴黎，他是一位骑士俱乐部中的骑士，孟德斯鸠伯爵之流与他平起平坐。

他的犹太血统使他的身份表演变得富含深意。普鲁斯特本人作为犹太混血儿对这种焦虑也有切身体会。他赋予斯万艺术鉴赏家的身份，使其得以通行于贵族之林。“大家都想知道他怎么想、怎么说”，格雷弗勒伯爵夫人说最喜欢和斯万一同去逛沙龙1。这种艺术发言权是其跨越阶层界限的手段——盖尔芒特公爵“把夏尔²斯万拉到一边问‘你看这个怎么样？’”1，艺术鉴赏是种族身份的安全阀。如前人所说，斯万“研究艺术一方面是他因为爱好。另一方面是因为艺术是进入贵族圈子的敲门砖”1。

在普鲁斯特那里，斯万的社交表演生动刻画了美好时代法国社会伪善的面貌。当奥黛特希望去“够排场的地方”（如星期天的皇后大道和伊甸剧院的周四夜戏）时1，模仿的正是斯万所属阶级的符号资本。不过，这里令人玩味的是，斯万对此个中奥妙却是心知肚明，因为他讲话的语码是变化的，有时在维尔迪兰沙龙里谈论音乐，在贡布雷里谈论的都是药房老板的故事1。这也正是斯万作为边缘人的生存特质，也预示着他在与恋人的关系里将他人符号化的行为。

艺术审美与认知扭曲：欲望的中介化

斯万对奥黛特的爱情本质上是艺术想象对现实认知的殖民化过程。初遇时，奥黛特的外貌特征——轮廓太鲜明、颧骨太高、脸蛋太瘦长——甚至引起斯万的“生理反感”1。转变始于他将奥黛特与桑德罗²波提切利的壁画《叶忒罗的女儿》并置：“他把她那副憔悴的面容、一对疲倦的眼睛、一绺绺在髫曲时还是那么干枯、稀疏而又毫无光采的鬓发，全都带进了一个神妙的境界”1。这使得奥黛特的形象由具体的个人上升为美的象征，而斯万也开始以欣赏的态度看待她的存在，视之为无价之宝。

于是，普鲁斯特揭示出爱情发生的非理性机制，斯万爱奥黛特不是出于她的本质，而是经过三重中介才变成他的爱。第一个中介是波提切利的艺术，第二个中介是凡特伊的钢琴曲子（那首“成为‘他们之爱的国歌’的小曲”），第三个中介则是维尔迪兰沙龙中的文化礼仪 1。这封奥黛特写给他信中说的“您为什么不连您的心也丢在这里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是不会让您收回去的”，最使斯万动情的，不在于这句话的激情，而在于这句话契合了他对浪漫主义文学的种种想象。

艺术中介化的病态体现在斯万对奥黛特的道德瑕疵进行美学包装。当他发现她有多个情人时，斯万将她这样的行为重新诠释为“洛伦佐公爵的放浪”；当他发现她是个说谎精时，他说的是“波提切利画中妇女的微笑”1。这种扭曲的认知发展到极致是在维尔迪兰的沙龙当中，斯万心知肚明维尔迪兰夫妇是庸俗之徒（维尔迪兰夫人被斯万比喻为“吃过用热酒浸泡的食料的鸟儿”）1，却因为有奥黛特的存在，将这一环境浪漫化。当然，艺术鉴赏力原本是要提高认知的准确性的，而在这个过程中，在斯万这里成为了一种自我欺骗。值得玩味的是，在斯万这里，他的艺术见识有其社会区分意义。他讨厌奥黛特对“派头”这种俗物的理解（如她所向往的“星期四伊甸剧院、星期五跑马场”等）1，却又迷恋上她身上所体现的某种未经教化的生活气质。这样自相矛盾的态度实际上表现了斯万自身所处的那种尴尬的社会环境：作为一个对“高贵的品味”谙熟于心的犹太人，他一方面要承认高雅文化的绝对性，又一方面要打破“文化资本积累的世袭制”1。斯万有意识地将奥黛特变成了他试图调和这个冲突的试验品——他通过将交际花的“原型”变成波提切利式的神，斯万完成了一场僭越性身份宣言。

爱情病理学：从激情到异化的全过程

斯万与奥黛特的关系构成了一部完整的爱情病理学教科书，普鲁斯特以临床医生般的精确记录了症状发展的四个阶段：感染期始于占有欲的萌发。当奥黛特某次缺席维尔迪兰沙龙时，斯万突然体验“痛苦，便四处寻找奥黛特”，这种焦虑被误认为爱情诞生 2。此时他的心理机制发生逆转：原初的审美愉悦让位给“一种近乎本原的沉挚深情”1，奥黛特成为激发他情感潜能的媒介物。如描述的那样，男性对某个女性的痴迷源于她所散发的神秘魅力，这种魅力能够触发原本就深藏在我们内心但尚未完全显现出来的万千温柔情感成分。高热期表现为强迫性嫉妒。斯万陷入“妒忌、愤怒、怀疑、痛苦，想尽办法要将奥黛特拉回来”1的循环。最具病理特征的是他“在不再猜忌奥黛特之间来回横跳”的心理机制：即便知道福什维尔是奥黛特情夫，他也“认为奥黛特不会骗他，其实，一直在被奥黛特欺骗”1。斯万整夜蹲守奥黛特与情夫幽会的窗户，却因寒冷放弃的瞬间顿悟到爱情的荒谬1。慢性化阶段以情感麻木为特征。当匿名信坐实奥黛特的不忠后，斯万选择用认知重构维持关系：“突然，有天他收到了一张纸条，纸上写着奥黛特的情夫和奥黛特出入妓院。斯万深信纸条的话。想要放弃的斯万，原本打算出去旅游”1，之后爱情便沦为习惯的附庸，斯万成为奥黛特的“钱袋”2。后遗症期表现为婚姻的异化。第2 卷的斯万居然奇迹般迎娶了奥黛特，叙述者指出这是情耗殆尽后之妥协：“既然斯万早已看透两人的命运不一，他既然并不喜欢奥黛特，为什么要跟她结婚？”2 成为斯万夫人的奥黛特并没有改变自己，相反“斯万活得活生生的像另一个人，性情大变”3 。最具讽刺意义的是，斯万曾经将爱情视为“超越世俗、生死相许的纯美恋情”的化身，最终却成为毛姆《人生的枷锁》的菲利普式悲剧——明知被利用，仍旧不能摆脱 。斯万式的故事是现代主义对浪漫主义爱情神话的背叛。普鲁斯特告诉我们另一个事实：真正的爱情是一个人自我投射的结果，“所爱的本身只是个触发器，它触发了恋人潜意识里的一种几乎是原始的真正的激情” 。斯万在“看到自己爱情死去”2时，体验到的不是心上人离去的痛楚，而是自我虚构坍塌后之虚无。这是一种由普鲁斯特所持有的主观爱情观念，它构成了对传统文学最大的挑战-在《追忆似水年华》之前，“爱情阻碍主要来源于命运、社会、家庭和阶级等各种外部的因素，而非当事人自身”3。

双重遗传的悲剧：希尔贝特的身份寓言

斯万之后，希尔贝特承接了生理上和阶级上的双重遗产。普鲁斯特是凭借希尔贝特为斯万画下终章。生物性继承是一种视觉上的重组。叙述者注意到：希尔贝特就是“斯万和奥黛特的女儿”，她把自己斯万式的“橙黄色肌肤”和奥黛特式的“她的鼻子被准确无误地斜削成直角的鼻子”组合在一起“生成了一个新的存在”3。更不可思议的是，“当我们看到希尔贝特笑了的时候，她显得很像她的父母„„一边像是母亲的鼻子，另一边像是父亲的椭圆形的脸”，“好像上帝故意做了这种安排，好看看融合之后效果如何。渐渐地，这椭圆形的模样越发清晰，就像一个正在发育中的胚胎一样”。这里的基因显隐游戏揭示出斯万和奥黛特的矛盾已经嵌入了后代的身体。行为遗传更加具有悲剧意味。希尔贝特的双面人格一直被呈现，例如“当她那另一半的人在以父亲的特质说话的时候，她踌躇满志；然而一谈到签约，她则立刻现出她母亲的神色„这时，希尔贝特正悠然地表达着肤浅的见解”4。这种人格的切换在香榭丽舍大街的片段中困扰了叙述者，希尔贝特有时表现斯万的“亲善本性”，有时表现奥黛特“撒谎时的目光闪烁的神态”4。斯万生前穷尽力量用文化教养消除奥黛特粗俗的基因，最后在女儿身上看到了它们的共现。

希尔贝特最终成为斯万社会地位降级的象征。尽管继承了斯万的艺术敏感（如她欣赏贝戈特），但她被迫以“娘家姓斯万的某某夫人”身份进入社交界4。虽然斯万曾经设想他的孩子会因为名字和情感的关系而在他去世之后仍然存在，但是希尔贝特的婚事并未能挽救斯万家庭的社会声望。事实上，当盖尔芒特家族接纳了她的时候，他们的认可基于她的贵族身份（由其父亲所赋予），而不是来自斯万的文化资产。斯万以艺术为敲门砖进入的贵族沙龙，最终对其女儿敞开的却是血缘通道，这构成对其一生奋斗的终极反讽。

解构爱情神话：普鲁斯特的现代性革命

通过斯万的形象，普鲁斯特完成了对传统爱情叙事的三重解构，奠定现代文学的情感认知范式。

首先，颠覆性别角色定型。在传统文学中女性常是“痴情的、热烈的、无私无畏的”受害者，男性则是“玩世不恭”的加害者3。斯万彻底反转这一模式：他是感情中的奉献者，奥黛特则是精于算计的掠夺者。当奥黛特“千方百计地吸引斯万，要使其迷恋上自己”，成功后便态度逆转，这与毛姆《人生的枷锁》中米尔德丽德欺骗菲利普的情节惊人相似2 。普鲁斯特以此揭示爱情权力关系的流动性，破除性别本质主义迷思。

二是爱情神性的虚无化。纯粹与神性，这是浪漫主义关于爱的定义，但是这部小说对此进行了反向操作——在小说中，爱是一种病态：“普鲁斯特的确认为爱情是一种真正的疾病，他是在他的《斯万之恋》中描绘出这种疾病的全部和经历的”3，从一开始将奥黛特比作波提切利画作的美化机制，到最后明知其出轨而初心不改的强迫症，斯万印证了爱情无非就是自我投影；当他说“我浪费了自己的时间”2时，不仅代表对于具体关系的悔恨，也同时是对爱的本体论价值的解构。

第三，阐明阶级与爱情的关系。斯万追求奥黛特的方式中含有一种跨越阶级的越位快感——犹太资产阶级借救赎底层女性来颠覆贵族的伪道德，而奥黛特则借助斯万实现阶层跃升：“奥黛特骗了斯万，奥黛特本来就不是嫁给斯万的。她不是被斯万娶走的，而是他为她效力。„是斯万给奥黛特买来了斯万夫人”2。在婚姻中，这种关系得到微妙的均衡——斯万得到了中产阶级的表层体面，奥黛特拿到了斯万夫人的名分。普鲁斯特借助这一描述打破了爱情的超验性，凸显了其社会交换的内涵。

斯万形象的永恒意义在于他预示了现代人的情感困境。在传统价值崩溃的时代，当宗教与道德无法为爱情提供意义框架时，人类只能借助艺术想象建构情感对象——这正是斯万将奥黛特神化为波提切利女神的本质。普鲁斯特的深刻在于他既承认这种建构的必然性（“主观的爱情哲学”），又揭示其虚妄性（“爱情的重重障碍来自于„当事者自身”）。斯万的悲剧不在于失去奥黛特，而在于看清自己“理想幸福”的虚构本质却仍无法停止表演，这使他成为现代人情感异化的先知性写照。

结语

《追忆》中夏尔²斯万远非一个小说人物，他是普鲁斯特投射在他人身上的自我身份认同焦虑，他是消解爱情神话的利维坦，也是审视19 世纪末法国社会转型的棱镜。正是通过斯万的身份角色表演，我们看到了贵族社会的虚假接纳；通过他对奥黛特艺术化重塑，我们看到了爱情是自我欲望的折射。斯万的悲剧是明了的自欺——看清了奥黛特的本质依然娶她，明白贵族的虚幻依然沉沦在沙龙，清楚艺术不可救赎依然耽于审美之空梦。斯万的清醒沉沦，这种存在主义式的人物宿命使他成了超越时代的现代人精神的符号，当普鲁斯特用叙述者通过玛德莱娜蛋糕召唤出的时光的回声让我们也想起了斯万时，他劝我们：在记忆可以复原的时间之外，生命的虚无本质无法改变。解构爱情神话、社会幻象之后，斯万留给我们的启示可能是：接受自身感情的虚幻，但又在虚幻中搜寻救赎的希望，这本就是一种悲剧式的英雄主义。

参考文献：

[1]马塞尔²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M].李恒基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2][法]马塞尔²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²下》[M].李恒基，徐继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3]郑克鲁.《普鲁斯特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4]张容.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与小说艺术[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作者简介：夏波（1971- ），女，沈阳师范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学、外语教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