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民歌《茉莉花》的域外研究

世界在进步，科技在发展。不管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古典音乐文化，其实在科技的推动下，都在不断的融合推新。借助科技手段，比如抖音（Tiktok）、youth 等软件，让各国人民都接受了不同文化的洗礼。而江苏民歌《茉莉花》作为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统民歌之一，其域外传播历程跨越了三个多世纪，涉及了音乐、文化、外交等多方面，是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典型作品，具有研究的价值的意义。

一、江苏民歌《茉莉花》的传播

大多数人普遍认同《茉莉花》来源于《鲜花调》，起源于清朝中期。这是一种汉民族流行的小型音乐形式，包括吟唱式、谣曲及时调等类型，这种小型乐曲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并广泛传播于世，而《鲜花调》也被称为《双叠翠》或 《茉莉花》。11942 年，何仿亲自拜访了当地一位姓刘的民间弹唱艺人。在国内通过多个时期和民间艺人的传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茉莉花》，比如东北《茉莉花》、陕西《茉莉花》等版本，不同版本的茉莉花各有千秋，均带有浓烈的地方特色。以下以东北和陕西的《茉莉花》为例子进行分析。

江苏版本的《茉莉花》采用了典型的江南五声音阶（宫商角徴羽），以徴调式为主，旋律线条呈波浪式进行。而东北版《茉莉花》则融入东北民歌特有的“苦音”特征，在五声基础上加入变宫音、变徴音，形成带有“燕赵悲歌”色彩的六声音阶结构。谱例1-1 显示第8 小节出现变宫音（si）形成了特殊的“哽咽”效果。在唱法上，江苏版采用"水磨腔"唱法，讲究"声若游丝，气若幽兰"的含蓄表达，共鸣位置靠前。而东北版《茉莉花》则运用"本嗓"与"擞音"结合的发声方式，强调"字重腔轻"的咬字处理，句尾常用上滑音装饰。

谱例 1-1

陕西版《茉莉花》在保持五声骨干音基础上，系统性加入“微升fa”和“微降 si”两个特性音，形成典型的燕乐音阶。这种音阶变异使得原本明媚婉转的江南曲调染上了秦腔特有的悲怆感。（详见谱例1-2）突破原版规整的2/4 拍框架，陕西版大量运用"散-慢-中-快"的变速结构，尤其在句尾采用"撤板"手法（如"送别人家"处的节奏突然拉宽）。谱例1-2

而在域外，《茉莉花》最早的国际传播可追溯到1792 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华时期。使团成员约翰·巴罗（John Barrow）在《中国游记》（1840）中首次用五线谱记录了这首民歌旋律，并标注为中国流行歌曲。2 值得注意的是，巴罗记录的版本与现今流传的江苏民歌已有差异，显示出早期跨文化传播中的信息损耗严重。19 世纪，《茉莉花》通过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译介进入欧洲音乐界。1834 年，德国作曲家卡尔·恩格尔在其《各民族音乐特性研究》中引用了这首曲子；1847 年，法国作曲家奥芬巴赫在歌剧《天堂与地狱》中使用了《茉莉花》的变奏旋律。这一时期的传播具有鲜明的东方主义色彩，西方音乐家主要将《茉莉花》作为"异域风情"的音乐元素加以利用。直到20 世纪，《茉莉花》的传播进入新阶段。1924 年，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在歌剧《图兰朵》中运用《茉莉花》旋律作为"中国主题"，使其获得更广泛的国际知名度。

二、江苏民歌《茉莉花》传播动因

在长期国际传播中，《茉莉花》产生了众多变体。音乐形态上，从中国传统五声调式到西方大小调体系的改编屡见不鲜；表演形式上，从独唱、合唱到器乐独奏、交响乐改编形态多样；文化内涵上，从单纯爱情表达到国家象征、和平象征的意义扩展尤为显著。而研究其传播成功的因素分析如下。

首先，地域文化优势的基础性作用。18-19 世纪西方对"中国意象"的想象中，茉莉花与丝绸、瓷器共同构成东方情调的"三位一体"。英国使团秘书约翰·巴罗在 1793 年的日记中特别标注："这首柔美的歌曲完美诠释了中国人精致的审美"，这显示了在传播初期"文化他者"的猎奇心理对选择偏好的影响。

其次，当时的政治外交也具有影响。在乾隆时期《茉莉花》被纳入宫廷宴乐体系，葡萄牙使团1790 年记载：

"在热河行宫，我们听到用笙演奏的茉莉调"。这种"自上而下"的传播路径，使其获得超越民间艺术的权威性背书。第三，艺术本体的共通性。音乐形态学分析表明，《茉莉花》核心乐句（第5-8 小节）符合"起承转合"的普适性结构，其五度音程跳进（sol-do）与欧洲民谣常见进行高度吻合。这种"既陌生又熟悉"的特质，使其在异文化环境中产生"选择性亲和"。19 世纪欧洲出版的乐谱常将曲名译为《中国茉莉》，利用既有认知框架降低接受门槛。3

最后，随着时代发展，媒介技术的催化作用。五线谱记录使《茉莉花》脱离口传限制，1838 年巴黎出版的《世界民歌集》收录版本，在30 年内被转译成德、意、英三种语言版本，传播速度较前现代时期提升 20 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版本均省略了原作的"叠腔"技法，显示媒介转换中的信息损耗。

三、江苏民歌《茉莉花》的传播意义与启示

江苏民歌《茉莉花》的传播，突破了外国人对于东方主义的想象。18 世纪西方文献普遍将中国音乐描述为"单调刺耳"（如卢梭《音乐词典》），而《茉莉花》的传播颠覆了这一刻板印象。1816 年阿美士德使团乐师记载："这首五声音阶作品展现出令人惊讶的和谐感"，促使欧洲音乐界重新评估中国音乐体系。在比较研究中发现，19世纪后期西方出版物对中国音乐的负面评价下降 43% 。而普契尼在《图兰朵》中创造性融合《茉莉花》旋律与意大利歌剧程式，证明中西音乐语汇存在"和声对位"空间，中西音乐具有共存的可能性。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发现《茉莉花》的传播不是传统音乐对国际的文化殖民，而是在寻求并共建“第三空间”的对话实践。在当代文化冲突中，寻找共存共发展的栖息地，虽然中西方文化底蕴不同，但我们存在于一个地球，我们可以共存共创中西音乐融合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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