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理论视角下的《送奶工》:个体与集体创伤的多维探究
任姝睿 杨晓丽
太原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引言
上世纪末,创伤理论逐渐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之一,它重点研究个体或集体面对极端事件后引发出的种种心理、情感甚至社会层面的“创伤”。安娜·伯恩斯的《送奶工》是一部以北爱尔兰“动乱时期”为背景的小说,通过对中间姐姐及其所处社会环境的刻画展现了这一时期由于社会动荡和冲突对人们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创伤。本文将借助创伤理论探讨《送奶工》中的创伤表征以及创伤复原。
一、创伤理论概述
“创伤”(Trauma)源自希腊语本意是外力给人身体造成的物理性损伤。心理学领域,主要研究个体在经历极端事件后所产生的心理创伤及其应对机 弗洛伊德对创伤记忆 与潜意识关系的研究,他提出创伤是种难以被意识处理的极端经历,其后果 为或身体症状的形式显现。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创伤理论(Trauma Theory)已成为理解 具之一,进行文学批评实践, 包括对某一作家的部或多部作品中的种族或族群创伤、 性别创伤等创伤叙事进行解读、不同作家的创伤性作品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及对创伤与记忆、个体创伤与集体创伤等问题的探讨[1]。
二、《送奶工》中的创伤表征
(一)个体创伤表征
小说开篇通过主人公对二十年前创伤经历的回忆展开。这场心理创伤源于关于她与一位年长已婚男子——当地准军事组织高层、被称为“送奶工”的变态人物的风流韵事传闻。这个被称为“中间姐姐”的十八岁少女,竟沦为谣言传播的对象,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包括她的母亲、邻居、准军事组织、国家安全部队乃至整个国家等)都将她贴上“怪异”的标签,“这个地方总有人在不停地打探每个人的事情,流言蜚语像潮水一样,涨起,落下,来了,离开,继续追逐下一个目标[2]”。即使她刻意远离带有强烈性别色彩的政治和主流社会规范,这种非人道的骚扰不仅给她造成精神创伤,更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她的自我认同。中间姐姐作为创伤主体,她的经历有典型的创伤症状如焦虑、恐惧、失眠、记忆闪回等。例如与送奶工的第三次会面中,他不停地跟踪她,即使没有任何粗暴的触碰和言语侮辱,但也扰乱了中间姐姐的身心健康使得她的焦虑进一步加剧[3]。
书中独特的叙事风格也反映了中间姐姐的创伤,不断重复的碎片化叙述是她不安和焦虑的体现。例如中间姐姐反复提到被送奶工的跟踪和骚扰,但是却夹杂着不同的内容和情绪,这种创伤经历闪回使得中间姐姐陷入了无限的恐惧阴影中。小说中的人物没有具体名字,如中间姐姐、准男友、送奶工、妈、“药丸女孩”等等,也没有具体的地点如“海那边、路那边……”可见人们对于真实的名字也避讳谈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当时社会战争与动乱造成了人们的感情间的疏离,想逃离这一切但精神已经变得麻木。
(二)集体创伤表征
小说以北爱尔兰“动乱时期”为背景,那时的社会矛盾、暴力事件给当地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小说所呈现的社会环境,到处都充斥着不安,人们生活在危险和恐惧之中。集体创伤体现在家庭关系以及社区互动等各个方面。
在《送奶工》中,家庭通过传统习俗和婚姻观念对女性进行规训。中间姐姐的母亲是“虔诚女人”的代表,深受父权制习俗影响,她将婚姻视为女性的终极归宿。她对中间姐姐的未婚状态极度焦虑,认为这会影响家庭声誉和其他妹妹的婚姻前景。这种观念通过 庭和社会教育不断强化,成为集体创伤的表现,将她们的主体性束缚在既定框架内,体现了父权制社会带给女性的精神伤害并不断地加以传递。
药丸女孩是这个社区“最臭名昭著的出格者”,因为她总是给别人下毒而遭人厌恶,然而,这种厌恶并没有阻止社区成员对她的接受,即便这是一种令人担忧的接受、一种偏执的接受、一种被下毒的接受。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无法反抗,无尽的动乱迫使他们只有妥协和接受。这种接受并非出于宽容,就像被迫接受战争带来的创伤一样,是一种被迫的适应,是扭曲的、偏执的且麻木的。
亚历山大指出:“要使创伤在集体层面显现出来,社会危机必须成为文化危机。事件是一回事,对这些事件的表述则是另一回事(Alexander et al 2004: 10)。” 伯恩斯用一种独特的叙事技巧和语言风格,将个体创伤与集体创伤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创伤叙事[4]。这种叙事不仅关注个体的痛苦经历,也关注集体创伤的形成和影响。通过这种方式,小说成功地将历史转化为“她的故事”并从这一视角出发叙述他人的经历,邀请读者参与到创伤记忆的建构中来。
三、创伤复原
(一)个体创伤复原
中间姐姐通过边走路边看书的方式来进行个体创伤的复原。尽管人们把她的这种行为归为“异类”,但是她仍旧无视他人的评论,坚持自己的习惯,她不断地构筑自己的内在精神世界进行自我疗愈。这凸显了她拥有敏锐的自我意识和对规训权力的反抗,不断充盈的内心世界为后续自我意识的觉醒奠定了基础。中间姐姐在面对谣言时始终保持沉默,这不仅表明了她不愿迎合主流的精神,也表明了她在集体失智的社会中试图保持其个人主义,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挑战着各种规范性[5],本身就是个体进行创伤复原的方式之一。
(二)集体创伤复原
小说中提到的药丸女孩虽然被社区成员厌恶,但她的存在也反映了女性在面对创伤时的一种反抗精神。药丸女孩的行为虽然极端,但她的存在使得社区成员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创伤,正视痛苦本身就是一种复原的力量。药丸女孩认为黑暗事物必须被记住和承认,否则过去的一切都是白费,这提醒社区成员不能忘记女性所遭受的苦难。书中的“议题女人”代表一个女性集体,她们慷慨激昂地斥责了父权制度和教学法的弊端并且参与传统妇女的破坏宵禁活动,尽管这些都遭到了社区的抵制[6],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反对压迫的新思想的出现。女性抗争不仅有助于个体的复原,也有助于鼓励集体创伤的复原。直面恐惧和现实以及斗争让女性敢于打破传统的束缚并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权利。这种反抗不仅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也是一种集体疗愈的过程。
结语
《送奶工》以北爱尔兰“动乱时期”为背景,通过女主人公中间姐姐及其他女性角色的经历,生动呈现了个体与集体的创伤及其复原过程。小说中,女性通过反抗父权、团结互助等方式,展现了在创伤中的勇气与力量,为集体创伤的复原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部作品不仅是对北爱尔兰创伤历史的深刻反映,也是通过创伤叙事实现个体与集体疗愈的反叙事典范,为性别议题与创伤研究贡献了独特价值。
参考文献
[1]王霞. 国内创伤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综述[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03): 112-114
[2](英)安娜·伯恩斯著.送奶工[M].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3]张小燕. 安娜·伯恩斯《送奶工》中女主人公的焦虑研究[D]. 浙江工商大学, 2022
[4]伍叶子. 毒药即灵药:论《送奶工》中的她史叙述[D]. 华南理工大学, 2022.
[5]熊宇佳.论安娜·伯恩斯《送奶工》中的规训与反抗[D].华中师范大学,20公琛.安娜·伯恩斯《送奶工》的反抗性叙事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24.
基金项目: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创新项目“新文科背景下高校教育创新创业意识的内驱要素研究—以英语本科专业课程为例”(J20240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