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地特殊语境下妇女解放的理论创新需求

摘要：根据地特殊环境下，妇女解放的理论创新需求有三层：一是革命实践与传统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封建宗法制度的顽固性不仅体现在社会伦理和家庭结构中，还深刻制约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自由发展；二是战时动员与意识形态的重构需求。通过对妇女的政治动员，整合意识形态，将妇女解放被纳入“抗日救亡”的话语体系；三是地方文化与理论传播的适配性存在挑战。根据地的乡土文化与革命话语形成一定冲突，加之妇女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理论传播受限，需要利用“旧形式”承载根据地妇女解放“新内容”，创新理论的传播工具。

关键词：根据地 妇女解放 理论创新需求

引言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自20世纪初经十月革命渠道传入中国后，即开启了其本土化调适与创造性转化的历史进程。1937年至1949年战争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动员农村革命根据地妇女、组织农妇运动，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既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一条属于中国革命道路的需要，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贡献和发展。

一、革命实践与传统社会的结构性矛盾

（一）封建宗法制度顽固性与理论批判需求

封建宗法制度以父权制为核心，这一制度深刻地将女性视为男性的从属存在，进而严重限制了女性在家庭结构与社会地位中的权利与自由。女性不仅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封建制度的一部分，封建宗法制度通过“三纲四常”等伦理观念巩固了男尊女卑的社会秩序。中国男子普遍受政权、族权、神权三种权利支配，“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男尊女卑”、“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和伦理如同枷锁束缚着妇女，四种权利如同大山沉重地压在妇女的身体上，妇女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与相应的平等的权利。男子是压迫阶级，与此相反，女子是被压迫阶级。李大钊在《妇女解放与Democracy》中指出阶级是可变的，性别作为生来所具备的则是不可变的。从而只有从根本上解放女子的阶级属性，其性别差异、性别不平等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认为，女性的压迫是资本主义社会和父权制社会的共同产物。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家庭形式的发展变化决定了女性地位的变化，从母权制到父权制再到私有制，女性逐渐被剥夺了权利。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系统地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其核心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下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人类本质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现象。在抗战时期的根据地，妇女解放不仅是社会解放的重要内容，也是抗战胜利的重要保障。通过运用异化理论，可以揭示妇女在家庭中的不平等地位，从而推动妇女参与生产劳动和政治活动，实现经济独立和社会地位的提升。

封建宗法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对女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顽固性不仅体现在社会伦理和家庭结构中，还深刻制约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自由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批判和超越这种制度的理论工具。

（二）小农经济基础与妇女解放的物质条件矛盾

根据地的小农经济具有分散性、个体性和保守性，这使得妇女在传统生产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难以自发形成集体意识。例如，华北农村妇女在抗战初期主要以自发、分散的方式参与抗战，缺乏组织性和集体性。这种分散的小农经济模式限制了妇女的社会参与和集体意识的觉醒。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恩格斯也曾提出历史合力论，强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但在具体实践中，上层建筑比如政策、文化宣传等等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也不可忽视。中国共产党通过改变经济基础，如改变生产方式、分配土地等，并结合政策引导和文化宣传，成功地推动了妇女的经济赋权和社会地位的提升。

抗战时期根据地分散的小农经济难以自发催生妇女集体意识，这种现象需要通过重构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来探索如何在落后生产关系中实现妇女经济赋权。

二、战时动员与意识形态的重构需求

（一）妇女政治动员的意识形态整合

妇女解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解放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妇女本身利益不容忽视，但是抗日战争特殊环境下，妇女利益融于民族利益洪流，妇女利益应当以民族利益为前提。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将妇女解放视为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手段之一。例如，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救国会的成立，标志着妇女解放运动与抗日救亡运动的结合，这不仅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妇女解放运动，也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此外，华北抗日根据地通过政策和法律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强调妇女在生产自救中的作用，从而改变了传统社会对妇女的观念。“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抗战现实条件下妇女所处境地艰难，但是妇女作为抗战不可或缺的潜在力量，在抗战宣传、支援前线、参加后方大生产、教育子女、教育群众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只有妇女都动员起来，全中国人民必然会动员起来，这是没有问题的”，抗战中的妇女以民族利益优先于妇女利益为原则，同全中国人民一起保障了民族利益的完整，助力推动了民族的解放。

虽然妇女解放被纳入“抗日救亡”的话语体系中，但其发展也面临一定的限制。例如，传统习俗和性别秩序对妇女解放产生了阻碍。然而，通过抗战这一特殊历史背景，妇女解放逐渐获得了独立的话语空间，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根据地需将妇女解放纳入“抗日救亡”话语体系，避免妇女权益诉求与民族解放目标割裂。

（二）解决“阶级—民族—性别”三重逻辑的统一性问题

抗战时期妇女的“阶级—民族—性别”三重逻辑的统一性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推动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

首先是阶级逻辑与妇女解放的结合。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明确了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的内在联系。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中，无产阶级妇女被定义为凝聚阶级、民族与性别多重关系的核心概念，这表明妇女解放不仅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也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内容。其次是民族逻辑与妇女解放的结合。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将妇女解放运动纳入其中。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的参与不仅是为了民族独立，也是为了自身的解放。最后是性别逻辑与妇女解放的深化。中国共产党在妇女解放运动中注重性别平等理念的推广。例如，《中国妇女》杂志作为党的宣传工具，通过政论分析和时事评论，推动了妇女的政治觉悟和民族精神觉醒。同时，抗战时期的妇女运动也强调了性别角色的重新定义，如通过婚姻法的修改和劳动政策的实施，保障了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权利。

三、地方文化与理论传播的适配性挑战

（一）乡土文化与革命话语的冲突

根据地存在传统的民间信仰、婚俗礼仪如彩礼、童养媳，与马克思主义平等观念存在尖锐矛盾，需探索文化改造的理论路径。其中彩礼作为中国传统婚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的“六礼”。然而，彩礼在现代社会中往往被批评为加重了女性经济负担，甚至成为买卖婚姻的工具。这种现象不仅加剧了男女之间的经济不平等，也与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性别平等理念相悖。再一个是存在童养媳现象。童养媳是传统婚姻制度中的一种陋习，反映了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束缚。在传统婚姻中，主婚权通常由父母或长辈掌握，妇女在婚姻中的地位较低。这种现象在晋冀鲁豫根据地同样存在，尽管中国共产党通过政策倡导男女平等，但妇女的实际地位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

所以需要理论需回答如何利用“旧形式”承载“新内容”。一是要牢筑传统形式的文化基础与群众基础。例如，革命秧歌剧通过“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将传统的艺术形式与新的革命内容相结合，既保留了传统艺术的亲和力，又注入了新的思想内涵。这种结合方式能够有效减少群众对新思想的抵触情绪，从而更好地推动婚姻自由等妇女解放运动的宣传。二是要注重新旧结合的传播效果。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的婚姻制度变革面临诸多挑战，通过传统艺术形式如秧歌戏来宣传婚姻自由，可以利用其熟悉的表达方式和情感共鸣，使新思想更容易被接受，增强群众对新社会秩序的认同感。三是对传统伦理的批判与重塑。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婚姻制度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传统伦理观念的根深蒂固使得婚姻变革难以一蹴而就。通过秧歌戏等艺术形式宣传婚姻自由，塑造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展现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新角色。这种艺术形式的批判性与建设性相结合，有助于推动婚姻自由观念的深入人心，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批判封建伦理，重塑社会伦理观念。

利用“旧形式”承载根据地妇女解放“新内容”的必要性在于传统艺术形式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通过新旧结合的方式，可以有效传播新思想。同时，这种形式能够批判传统伦理、重塑社会观念，并通过群众参与和社会动员推动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二）妇女文盲率与理论普及的实践困境

根据地妇女普遍文化水平较低，这使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方式难以直接奏效。例如，晋西北地区妇女在抗战时期由于文化程度较低，难以直接理解复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需要通过更贴近实际、更易于接受的方式进行传播。类似地，在晋冀鲁豫根据地，由于文化水平和接受能力的限制，传统的文本传播方式显然无法满足实际需求，因此需要创新传播方式。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根据地采取了多种措施推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通俗化和具象化传播。根据地通过报纸、广播等大众传媒形式宣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使理论更加贴近群众生活。这种教育形式不仅提高了妇女的文化水平，也使她们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妇女解放运动的推进也促进了理论传播方式的转变，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影响力。

根据地的妇女大多文化水平不高，因此，相较于知识分子接受的传统式马克思主义文本，其传播方式在根据地受阻，促使理论传播方式变得更加通俗易懂、具体形象。

结语

封建宗法制度和小农经济作为传统社会的结构性问题，限制了妇女解放的物质和制度条件。解决传统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既需要创新理论，也需要在此基础上结合战时动员的需求，将妇女权益诉求与民族解放目标联系起来。然而，具体实施过程中会遇到现实障碍。理论创新不仅要应对传统结构和战时需求，还要适应地方文化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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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陈红（2000年3月-），女，汉族，安徽合肥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