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论语》中“孝”文化内涵的三重层面与现实意义

摘要：《论语》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对于孝文化有着深刻的阐述和独到的见解。孝，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论语》中得到了全面的体现和升华。《论语》中直接或间接提及“孝”观念的章句有39处之多。在孔子看来，“孝”乃天经地义、不易之论，是人伦之始，是“仁”的根本，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道德情感。孔子将“孝”作为理性反思的对象予以建构，赋予其哲理性内涵，开辟了儒家的孝道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本文尝试通过对《论语》“孝”文化的三重层面解构，阐明孔子建构“孝”观念的致思逻辑及伦理精神，总结出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论语；“孝“文化；儒家；孔子；

儒家孝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建构与社会伦理秩序。民间广为流传的“百行孝为先”俗语，系统阐释了孝文化兼具文化体系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双重属性，其不仅承载着仁义礼智信的价值内核，更通过道德教化功能实现个体精神的启蒙与文明传统的延续。在伦理维度上，社会伦理体系本质上是家庭伦理的延伸与扩展，孝文化的价值辐射呈现出“家庭-社会-国家”的三重维度：从血缘亲情的自然伦理升华为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准则，最终凝练为国家治理的思想范式，形成具有层级递进性的价值传播链条。这种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既延续了中华文明的伦理基因，也为解决现代社会的家庭解构、代际冲突等现实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经过系统性阐释《论语》文本中孝道伦理的传承机制，可以发现其文化价值对个体道德完善、家庭伦理建设及社会关系调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论语》中“孝”文化内涵的三重层面

根据党的十八大报告精神，文化作为民族精神的核心载体和人民精神世界的根基，在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具有战略意义。报告明确提出要通过深化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充分发挥文化在引领社会风尚、培育公民道德、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系统性功能。在此理论框架下，传统孝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当代价值与实践意义值得深入探讨。

孝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范畴，可定义为以孝道伦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涵盖孝道意识的生成机制、孝行实践的历史演变及其在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中的多维投射。从文化人类学视角观察，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建构与组织形态均以孝道为根基，“百善孝为先”的民间智慧深刻体现了孝文化在价值排序中的优先地位。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阶段，儒家孝文化依然在维护个体心理健康、促进家庭关系和谐、维系社会稳定发展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伦理纽带作用。

（一）“养亲”，孝之本也

孝道的最低层次是“养亲”，即赡养父母。这体现了子女对父母物质生活的照顾和满足。而且孔子把“孝悌”提升到“仁”的根本，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仁”思想中最基本的支柱。孔子多次告诫其门弟子：“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1]“养亲”是为孝之本，它有助于塑造个人的道德品质和行为准则。

"养亲"作为伦理实践的双重维度 "养亲"是中国传统伦理体系中自然情感与理性自觉相融合的典型表现。孝道伦理既植根于人类天性中的血缘亲情，又通过社会规范的建构实现了从自然情感向道德自觉的升华。作为儒家伦理的核心范畴，孝道之所以具有基础性地位，根本在于其承载着维系家庭伦理的双重功能：既通过血缘纽带维系着人类最原始的亲情联结，又通过礼制规范构建起社会伦理的根基。这种血缘上的天然联系决定了“养亲”即为“孝之本也”。“养亲”是人情之自然与理性之自觉的统一，孝出于人情之自然，但又不限于自然之情，它包含有理性的自觉和由自然转向超越。这种多维统一性决定了"养亲"不仅是伦理实践的起点，更是维系传统伦理体系完整性的根本纽带。

（二）“敬养”，孝之基也

孝道的较高层次是“敬养”，即在赡养父母的同时，还要对他们心怀敬意，保持恭敬的态度。例如，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1] 若将孝道简单等同于满足父母的物质需求，这种理解与豢养牲畜并无二致。人与动物的本质界限在于是否具备虔诚的敬意，真正的孝行应当是以谦恭之心奉养双亲。这种超越形式的敬养，既要求周全细致的侍奉行为，更需要将感恩与尊重内化于心，使每个细微的关怀都饱含深情的温度。这种尊敬的态度，能够使父母感受到子女的孝心和关爱，从而增进亲子之间的感情。

孝道作为中国传统伦理体系的核心范畴，其道德内涵包含“敬”与“养”的双重维度。从伦理心理学视角分析，“敬”并非外在形式的敷衍，而是内在情感的自然流露，需通过和蔼可亲的态度体现。这种敬意体现为一种诚笃的心理状态，包含对父母的尊重、敬重及敬仰，既蕴含情感的亲和力，又具备理性的尊崇感。孝道伦理的深层结构，实质是道德意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与道德信念的有机统一体，构成个体道德心理体系的根基。作为德性养成的原始起点，孝道精神贯穿于社会各阶层（包括天子、诸侯、士大夫及平民），形成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伦理规范。从情感动力学角度观察，具备健全孝道意识的个体，其道德情感往往呈现出积极的心理特质。这种以孝为本的情感结构，能够促进个体形成健康的心理状态，维持积极向上的人格发展趋向。因此，“敬养”作为孝道伦理的实践根基，既强调内在敬意的真诚性，又要求外在行为的践履性，共同构成中国传统伦理体系中最具生命力的道德实践范式。

（三）“继志述事”，孝之全也

孝道的最高层次是“继志述事”，也就是继承父母的志向，实现他们的事业和理想。《孝经》中明确提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2]，无论父母是否健在，承接父母之志是孝的最高层次。“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曾参对孟庄子"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的评价[1]，恰与"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形成理论呼应。这种孝道实践包含三个维度：制度层面继承父母的合理政教，价值层面深化对生命意义的探索，文化层面维系家族荣誉传承。这种精神延续不仅体现在对父辈具体政策的承袭，更在于对父母精神世界的深度理解与尊重，最终实现孝道伦理从物质赡养向精神传承的范式转换。这种超越血缘关系的精神传承，标志着中国传统孝道文化完成了从伦理规范到精神信仰的完整升华。

二、《论语》中“孝”文化的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深植着孝道伦理的精髓，这一绵延数千年的精神血脉既承载着先民智慧，又亟待当代创新转化。面对数字化时代的伦理重构，传统孝道文化需在赓续基因密码的基础上完成现代性转译，这种文化嬗变既是对文明根脉的守护，更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儒家孝道体系历经朝代更迭仍能保持文化活性，其内在机理在于核心价值与当代社会的深度契合。这种跨越时空的思想传承，不单体现在个体与家庭伦理的当代重构中，更与整个社会有着深度融合。

（一）个人正确三观的塑造

孝道作为个体道德修养的根基，承载着华夏文明数千年的伦理积淀。在全球一体化进程加速的今天，跨文化对话的深化与多元价值观的碰撞，客观上导致传统孝道观念在当代社会的认知边界呈现收缩态势。这种文化基因的潜在弱化警示我们，亟需构建孝道传承的创新性转化路径。它对个人正确三观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1]

在价值观塑造层面，孝道伦理通过家庭关系的规范性实践，构建起以仁爱为核心的价值判断体系。孝道强调对家庭成员的情感联结与责任担当，这种伦理实践使个体形成对家庭义务的优先性认知，同时通过家庭伦理与社会伦理的贯通，形成对社会责任的认同。研究表明，孝道实践有助于培养个体的道德敏感性，使其在面对价值冲突时能够基于仁爱原则作出伦理判断。这种价值取向不仅强化了家庭纽带的稳定性，更通过伦理外推机制促进社会公德与职业道德的协同发展。

关于人生观的形塑作用，孝道伦理通过早期社会化过程对个体精神世界产生深远影响。“三岁看小，七岁看老”，这直观揭示了早期家庭环境对人格发展的关键作用。现代家庭社会学研究证实，父母在子女幼年期的情感表达模式与行为示范，会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塑造其价值观雏形。当家庭成员以尊重、包容的态度处理冲突时，子女会习得积极的人际互动模式；反之，若家庭存在暴力或冷漠行为，则可能引发儿童的心理创伤。因此，构建以孝道伦理为内核的亲子关系，能够为个体营造健康的情感成长环境，使他们在面对人生挑战时展现出坚韧与乐观的品质。

（二）家庭和谐氛围的形成

孝对家庭和谐范围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孝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尊敬和关爱，这种道德行为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的供养，更在于精神层面的敬爱和关心。最基础的作用之一便是能够促进家庭成员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当子女实践孝道，父母能够感受到尊重和关怀，进而加强与子女的情感纽带。这种情感的交流和理解有助于消除家庭中的隔阂和误解，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

孝道伦理作为维系跨代情感联结的核心价值纽带，其文化培育对于构建和谐的代际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在老龄化社会加速演进的时代语境下，强化孝道文化教育已上升为重大的社会伦理建设工程。孝道伦理的现代培育包含双向价值维度：既强调亲代对子代养育过程中的情感投入与责任担当，更突出子代在赡养阶段应恪守的伦理义务与精神关怀。值得关注的是，老年赡养阶段呈现的代际互动质量较子女成长阶段更显脆弱。当代社会养老压力持续加剧代际矛盾，因养老资源分配、照护责任认知偏差引发的家庭冲突呈现高发态势。这种伦理困境的根源在于传统孝道文化在现代性冲击下的传承断裂——工具理性对孝道内涵的异化理解，消费主义对亲情纽带的消解作用，共同导致孝道认知的表层化与功利化。

重构孝道伦理的实践价值需要系统化的文化培育工程。通过孝道文化教育，可以建立代际责任认知的双向对话机制：一方面深化子女对孝道内涵的哲学体悟，培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生命伦理意识；另一方面构建代际沟通的情感共振模式，借助文化叙事重构亲情记忆，修复代际认知鸿沟。这种教育干预能够强化家庭养老的情感支撑功能，缓解老年群体在物质供养之外的深层精神需求，为代际伦理秩序的可持续奠定文化根基。

（三）社会稳固发展的构建

孝对社会稳固发展的构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孝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仅仅是一种家庭伦理，更是一种社会价值观，它深刻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首先，孝在维护家庭和谐方面具有关键作用。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关系的和谐稳定是社会稳固发展的基石。孝道的实践，能够加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感纽带，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一个充满孝道的家庭，更容易培养出有道德、有责任感、有爱心的下一代，为社会输送更多正能量。

孝对社会道德风尚和社会秩序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孔子指出“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学而》）[1]这句话指出，一个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和睦的人，几乎不会做出顶撞上级或犯上作乱的事情。孝道强调尊敬长辈、关爱他人、尽己所能为社会做出贡献。这种道德风尚在社会中广泛传播，能够引领社会风气向着更加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孝道的实践者，往往能够以身作则，影响周围的人，从而推动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在一个充满孝道的社会中，人们更加注重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愿意遵守社会规范，尊重他人权益。这有助于减少社会冲突和矛盾，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时，孝道也能够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感和民族凝聚力，为国家的繁荣富强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孝对社会的稳固发展还体现在对文化传承的推动上。孝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通过践行孝道，人们能够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这种文化传承不仅有助于维护社会的文化根基，还能够为社会的创新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综上所述，孝对社会稳固发展的构建具有深远的影响。以弘扬家庭孝亲思想为起点，通过推己及人的方法，以“仁”为主体交往原则，构建和谐人际关系，是孔子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思路。[3]通过维护家庭和谐、提升社会道德风尚、维护社会秩序以及推动文化传承等方面的作用，孝道为社会的稳固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因此，我们应该大力弘扬孝道文化，让其在现代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结语

中国近现代以来，家庭文化始终是维系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宁与个体安全的核心支柱。作为中华伦理价值体系的重要构成，儒家孝道文化在绵延五千年的文明进程中，已深度融入个体精神追求、社会结构框架及民族集体意识之中。这种文化基因通过《论语》等经典文献的系统阐释，形成了具有多重维度的伦理规范体系。《论语》中关于"孝"的论述不仅构建了完整的道德修养框架，更在当代社会展现出显著的实践价值。“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揭示了孝道作为儒家伦理起点的理论地位；“今之孝者，是谓能养”[1]则强调物质赡养与精神关怀的辩证统一。这些经典论述既构成了个人道德修养的实践路径，又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伦理基础。在当代语境下，儒家孝文化的现代转化可通过以下路径实现：其一，将传统孝道规范与现代法治精神相结合，形成新型家庭伦理；其二，通过教育体系传承孝道核心价值，培养公民责任意识；其三，借助公共文化建设，使孝文化的社会整合功能得到现代性表达。这种文化传承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要在保持文化基因连续性的基础上，实现传统价值与现代文明的创造性融合。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李学勤.孝经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3]张四梅.从《论语》看孝文化的当代价值[J]，理论观察，2018（11）：171-173.

2000.12，男，江西赣州，景德镇陶瓷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