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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视角下农产品高质量上行的政策优化路径

作者

吴秋 胡伟

皖西学院

的数据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农产品供应链生产端生产分散、流通过程损耗大、消费端价值错配、制度供给匮乏等问题仍然突出。基于供应链治理提高效率质量的启示下,农户增收、企业盈利和消费者福利的目标可通过契约机制、流程再造、数字赋能得以实现。文章提出了基础设 摘要:农产品高质量上行是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任务,是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文章从供应链治理视角入手,对农产品高质量上行的概念特征、理论逻辑、现实困境和政策优化路径进行了系统分析。以长三角地区(安徽、江苏、浙江)2013—2023 年施优化、制度供给优化、数字赋能优化、组织创新优化、政府引导优化的政策优化路径,并提出了以成本分担、长效运行、小农户融入和政府与市场协同为核心的政策优化实施机制。由其可知,供应链治理可以有效推动农产品高质量上行,政策应从“基础设施+制度供给+数字赋能+组织创新”的角度予以强化,并从政府—市场协同的维度推动实施。未来,应加强跨区域协调、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和拓展国际市场,以实现农产品高质量上行的可持续发展。

Abstract: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a crucial task for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as well as a key element in promoting farmers' income growth and achieving coordin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 chain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onceptual characteristics,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policy optimization pathway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Using data from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nhui, Jiangsu, Zhejiang) from 2013 to 2023 for empirical analysis, it is concluded that issues such as fragmented production at the supply end, high circulation losses, value mismatch at the consumption end, and insufficient institutional support remain prominent in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 supply chain. Drawing insights from supply chain governance to enhanc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the goals of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improving corporate profitability, and enhancing consumer welfare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contract mechanisms, process reengineering, and digital empowerment. The article proposes policy optimization pathways focusing on infrastructure iendhiacnatce tmheantt,s uinpsptliytuctihoanianlgsouvpeprlnyainmceprcoavneemfefenct,tidviegliytaplreompotoewtehremheingt,h-oqrugalnitiyzadtieovnealloipnmneonvtatoifona,graincdu ltguorvaelrpnrmoednutctgs.uiPdoalniciee.sItshalosuoldoubtelisntersenagtphoelinceydifmroplme tmhentpaetrisopnecmtievcehsanoifs"mincfreanstterruecdtuorne + oisnt-sstihtaurtinogn,alosnugp-ptleyrm+ odipgeirtatlioenm, pinotwegeramtieon + osrmgalnli-zsactailoenaflarinmnerosv,atainodn"goavnedrinmpelnet-menatrekdetthcrolluagbhorgaotivoenr.nTmhentf-inmdairnkgest collaboration. In the futur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enhance cross-regional coordination, promote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and exp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Key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pply chain governance; policy optimization pathways;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olicy Optimization Pathway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from a Supply Chain Perspective

因此,从供应链治理的角度探究农产品高质量上行的动力机制、困境呈现和政策路径等问题,对丰富农产品供应链研究内容、健全农产品供应链治理体系、推动我国农业由数量扩张到质量提高转变以及帮助农户增加收入、农村发展、助力乡村振兴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尤其是在当前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通过供应链治理实现农产品高质量上行,已经成为目前学术界有待回答的重点问题之一。

首先,就目标维度来看,高质量上行意味着农产品供给由过去的“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一方面要注重产品的安全、绿色、有机等品质属性,另一方面也要关注品牌价值、消费体验等价值创造和顾客满意的目标。从链条特征看,农产品高质量上行涵盖了农业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整个链条的所有环节,众多主体共同参与其中,其中包括小农户、合作社,也有龙头企业、电商平台、政府部门。而由于供应链的复杂性,对于任何主体而言治理难度都比较大,这就为后续政策调整提供了可能性。高质量上行要求兼顾经济与生态、社会之间的相互促进和发展,进而达到既为发展生产又为绿色发展,既治穷帮困又公平正义的目的。由于“交易逻辑”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约定或契约,“革新逻辑”是在相关主体协同合作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创新创造出来的一种规律性的东西,所以,它们的不同特点决定着农产品高质量上行必然既要基于“交易逻辑”,又要基于“革新逻辑”。

总体而言,农产品高质量上行并不是单个方面提升的问题,而是整体供应链系统的升级,也是多主体参与下的提升,既要考虑效率、质量又要兼顾长远发展。

农产品高质量上行不仅会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还会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和乡村振兴全面展开。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推进及消费升级进程加快,农产品供应链已不再是简单的“由农户到市场”单向通道,而是已经变成一种包含了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多个环节在内的综合性链条。但是在实践中,目前我国农产品 链还存在很多问题: 是渠道过多、环节过长,导致物流成本过高、损耗率高;二是农产品市场价格倒挂严重,农户收益低、农户生产经营困难重重 ,而消费者并没有享受到价格合理且质量优良的农产品;三是品牌影响力不够大,由于农产品同质化严重、互换性强等原因,消费者的信任度偏低;四是政策有扶持但没有完善的供应链治理机制,只是一味地把钱分发下去。

二、农产品高质量上行的内涵特征

基于供应链视角来认识农产品高质量上行,需要把握好目标维度、链条特征、价值导向、治理逻辑4 个方面。

一、引言

第二,内驱力。企业并不是仅从获得眼前利益的角度 而是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把稳增长和防风险结合起来,努力提质增效,在严峻的国内外竞争环境之下做好强链补链工作。 逐渐意识到小农只有组织化和数字化才能融入现代供应链体系,而这也是很多小农主动提出想要加入订单农业或者是合作社的原因之

第一,外部驱动力。随着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升级,对优质多样化的农产品需求越来越大,而国家相关政策也在持续向农业绿色化和食品安全发展靠拢,为农产品高质量上行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也使得农产品能更好地走上高端市场。

第三,所谓过程机理是指通过运用契约、流程再造以及数字赋能等方式进行供应链治理,通过契约机制降低交易不确定性,通过流再造去除冗余,借助于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实现信息共享、增进信任的过程。

就农产品高质量上行的实现机理而言,可以将其分为外因、内因、过程和结果四个方面来予以把握。

三、供应链视角下农产品高质量上行的理论逻辑

第四,影响结果。在供应链治理优化推动下,农户收入变好、企业绩效上升,消费者福利也会上升;通过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从供给端提质增量,最终实现农产品高质量上行来解决供需矛盾和统一大市场的问题,真正实现产业链价值的再分配、促进城乡协调、推进乡村振兴落地。

综上所述,从供应链角度出发来看农产品高质量上行,能够清楚地了解农产品高质量上行的运转机理和动力机理,并且对后期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撑。

尽管农产品高质量上行已成为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必然趋势,但从长三角地区的实践经验来看,供应链在生产、流通、消费和制度层面仍面临一系列突出困境。

四、现实困境分析

生产端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小农户分散化程度高,农业生产大而不强,特别是规模化和标准化水平偏低。安徽、江苏、浙江等地的农业生产资源禀赋各具特色,但是耕地面积、机械化的程度也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如图 1 所示,安徽的耕地面积远多于江苏和浙江,但是耕地的机械化程度不高,相比而言,还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江苏机械化动力相对领先。由于浙江耕地面积较少,所以总体的生产量也会受到影响。通过图2 可以看出,安徽农用机械总动力较高,但是提升速度相对较慢;相比之下,江苏农用机械的总量更加平均,增加更为稳定。这些因素说明了当前小农户地位仍显弱化,生产较为粗放,农业生产标准化、集约化水平不足,不符合供应链高质量发展需求。

图 1 长三角地区耕地规模变化(2013-2023)

(数据来源于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的2013-2023 年统计年鉴,经作者整理)

图 2 长三角地区农业机械总动力变化(2013-2023)

据来源于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的2013-2023 年统计年鉴,经作者整理)

流通环节的问题有其特殊性:环节多、损耗大、冷链物流和仓储不足。从图 3 可知:江苏、安徽、浙江三省的油料作物年均单产总体上是逐年的,且普遍高于2013—2023 年间江苏、安徽、浙江三省的油料作物平均水平,其中江苏最高,浙江波动最大。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农产品的流通与储存没有相应的标准可依,导致该部分农产品的损耗过大,进而影响了整体供应链。此外,由于冷链运输车辆不足和各项冷链物流设施建设不到位,进一步导致高品质农产品的供应程度无法满足市场需要。

图 3 长三角地区油料作物单产变化趋势(2013-2023)

(数据来源于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的2013-2023 年统计年鉴,经作者整理)(三)消费端困境

消费端矛盾主要是“消费升级”与“价格倒挂”之间的错位。图4 为 2013—2023 年农产品价格指数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相比的关系图,可以发现:农村居民消费支出逐年递增;然而,农产品价格指数却是一直呈现波动下降的状态。因此消费者对于高质的产品需求不断增加,但其并未得到充分传递,此时便会发生农产品“卖不上价”,即价值没有被充分体现;同时消费者也体验不到与其付出对等质量的产品。“价值错配”会弱化农产品高质量上行的动力。

图 4 长三角地区农产品价格指数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对比(2013-2023)

据来源于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的2013-2023 年统计年鉴,经作者整理))制度层面困境

从制度层面来看,政策支持碎片化、金融服务不到位、治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都十分明显。从图5 可知,浙江在 2013—2023 年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上始终遥遥领先,其次是江苏,相较之下,安徽远不及两省。由此可以看出,小农户很难获得信贷保险支持、也难以进入优质供应侧链群,主要原因在于安徽小农户在普惠金融服务与制度供给方面的短板还很突出。总的看,制度不健全、政策不协同是阻碍农业高品质上行的主要障碍。

图 5 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比(2013-2023)

(数据来源于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的2013-2023 年统计年鉴,经作者整理)

五、政策优化路径设计

(一)基础设施优化

基础设施是农产品供应链能否实现高质量上行的重要保障,而长三角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在发展状况上仍不平衡(见表 1),例如,安徽省耕地面积达 5872.9 千公顷,超过浙江的 1978.6 千公顷,粮食、油料生产能力强,但农业机械总动力仅有 6581 万瓦,虽然绝对量很大但是在均衡性以及效益方面都不高;江苏机械化水平较高;浙江机械动力较低,但因为拥有耕地较少,所以可以朝着高端的品牌化和绿色精细化方向发展,差异化的制度支持必不可少。

具体而言,安徽应加快提升农机装备水平和建设产地冷链物流体系,补齐“生产端强、流通端弱”的短板;江苏应强化仓储、产地集配中心等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农产品流通速度,提升供应链衔接度;浙江应完善农产品绿冷、生态化仓储体系,加大品牌的打造力度,提高产品附加值。另外,长三角地区的农业发展应基于 与“生产端强、流通端弱”的需求——低成本物流、低损耗率只是表象,更本质的是为了达到质量更高、 代化的过程也是影响着与区域发展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基于此,长三角地区的农业基础需在国家政策牵 实行差异化的 区域和层级性的基础设施优化方案来提升整个供应链的整体效能和韧性。

表 1 2023 年长三角地区政策实施基础对比

(二)制度供给优化

制度供给为农产品高质量上行提供长期保障,尽管长三角在农业政策的加持下相对其他区域较发达,但其中也存在着制度碎片化、标准化不足、信用体系建设滞后等问题,结合表1 可以看出,江苏和浙江两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别为264.85、231.97,安徽仅211.28;由于农户在基层信用社、邮储银行难以获得较高额度贷款,在有限的资金支持下从事的生产经营容易失败或难以获得较高收益,而且无法获得充足的农业保险保障;在此背景下,安徽省难以融入现代农业供应链环节。而即便资源贫瘠,浙江凭借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数字金融普及度,却也能做出高端品质农业,所以,一定程度上,制度供给决定了农产品能否实现高质量上行。

因此,首先,在制度供给上要抓住三个重点:一是健全质量标准、追溯体系,全程可追溯的标准体系有利于提高农产品质量的透明度和消费者的信赖感;二是完善信用评价机制,以区块链、大数据为基础,构建小农户、合作社在供应链中的信用体系,使其低成本、低风险参与到交易中来;三是加强金融、政策供给,除加大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外,还要把普惠金融、农业保险、供应链金融等制度化的工具实现在地落地,保证制度供给能够弥补基础设施短板,为供应链治理提供持久有效的制度。

(三)数字赋能优化

在数字经济的时代浪潮下,数字赋能是助推农产品质量上行的有效抓手,区域数字化发展能力不同,能力越强,则产品的数字化上行能力越高。由表 1 可知,长三角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浙江省为 264.85,领先安徽(211.28)、江苏(244.01)等省份,这也表明浙江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电商进村的比例、信息化基础建设等方面存在优势。而图 4 的数据也说明了这种供应模式已无法满足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需求,在传统的供应链条中,农产品从农户手中到居民餐桌中间需要经过很多环节,每个环节的溢价会导致最后到达消费者的农产品价过高,无法满足消费升级后的市场需求。要破解农产品价格指数下滑,提升供需匹配效率,还是要靠数字化手段赋能。

数字赋能可以从三个方向发力:一是发展数字交易平台,依托电商、社区团购、产地直供等新的流通业态,在流通环节做减法的同时尽可能杜绝假冒伪劣,降低损耗,增加透明度。二是把区块链、物联网用到农产品上,实现全流程可追溯,可视化的全链路,强化消费者信心。三是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来进行供需预测和精准营销,增强企业端和农户端把握市场的能力,缓解由于生产—消费之间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风险和损失。尤其是在像安徽这样的金融化和数字化基础比较薄弱的地方,需要大力推广大数据轻量化的工具,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基于移动终端的小农户信用评分、订单撮合等服务性的数字产品,在轻量化的基础 赋能更多的小农户,让他们更好连接现代供应链体系。另外还需要用数字化赋能提升整个链条的质量。

(四)组织创新优化

组织创新推动小农户高效地嵌入现代的农业供应链中,长三角地区约有 480 多万户农户,从此前的图1、图3 也可以看出长三角地区农户户均耕地面积差异很大、单产水平波动也大,所以很少一个小农户的生产量能符合现代供应链标准对农产品质量高、规模大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合作化、龙头企业以及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这样的组织创新来助力农产品上行的速度与质量。

首先,财政补贴和金融支持在短期内能有效地提高农产品供应链的竞争力,建立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冷链物流建设、数字平台建设及农机装备建设等环节短板问题,补足短板;人才是驱动供应链韧性的根本力量,要提高农产品供应链的长效机制韧性,应当开展相关的人才培训与能力建设;此外,从制度保障角度来看,要加强区域协调治理机制建设,加大区域内跨省域政策对接力度,防止出现因为一些地方出现的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政策壁垒导致农产品供应链出现堵点的问题。

因此,未来应该更加依靠数字化手段来组织创新,比如利用大数据实行农户信用等级评定,用区块链来进行订单追踪,通过这样的一些手段来增加组织之间相互的信任和相互配合、降低交易的风险;另外,用“合作社+龙头企业+数字平台”复合的组织方式来开展创新,进一步提升小农户在市场当中讨价还价的能力以及抗风险的能力,带动农产品从质量更优的层级向上发展。

(五)政府引导优化

政府是农产品高质量上行过程中的引导者。从现实情况看,虽然长三角地区市场较为活跃,但是由于制度碎片化、品牌信任度不够、基础设施建设不平衡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相当长时间里难以单靠市场来完成目标,如图5 所示:安徽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均低于江苏、浙江,说明了只有政府给予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扶持才能达到更好地促进数字农业发展。因此,政府可以为农产品高质量上行提供相应公共品,填补市场失灵漏洞并引导市场进行方向调整。

首先,合作社集约化经营有利于实现生产、流通各环节的交易成本降低,同时可以实现规模经济;龙头企业是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能够主导制订各类标准,还可以通过订单农业、合同制等方式带领农户获得稳定收益;最近这几年比较受关注的联合治理模式是将合作社作为基础、龙头企业作为领导,再由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一同参加来形成的“多方共治”的供应链治理体系,在江苏、浙江等地的一些乡村实践效果比较好,也促进了农产品品牌化和绿色化发展。

更重要的是,政府不能代替市场,需要构建以“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为支撑点的双轮驱动治理体系,政府主导提供宏观调控、制度供给等服务来打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以发展绿色产业、品牌化为政策导向,通过要素聚集将农产品高质量上行转化为消费升级的部分,让高品质农产品走出去;同时注重用好政府和市场两种资源,调动和发挥好农民群体的积极性,因地制宜充分挖掘和利用好特色农产品的发展价值。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农产品供应链治理现代化。

六、实施机制与政策保障

(一)成本分担机制

农产品供应链的优化往往会耗费较大资金,在冷链物流、仓储设施、数字平台方面都需要巨大投入,农民或者企业的单方投入容易出现“成本过高、收益不均”的问题,难以实现供应链的长期有效运转,正如表1 所示,即使安徽拥有丰富的耕地面积,但是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仍旧远不及江苏、浙江等省份。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建立合理科学的成本分担机制,让政府牵头,运用财政补贴及政策性金融方式支持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产品供应链数字化转型的资金需求, 同时龙头企业 发展所需资金,发挥自己龙头示范效应带动上游中小微农户在发展过程中进行资金分担,将自己承担的部分转化订单农业、利益共享等形式共同开展业务;此外农户可以将人力和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到自身产业链发展中来,通过加入合作社后凭借自身力量与龙头企业进行沟通以获得相对稳定的收益保障,如若落实合理有效的三方分担方式,既可以避免由于自身经营压力而造成仅凭 解决的情况 又可以调动三方的积极性来努力促使农产品顺利运输到下一层级中去。

(二)长效机制

农产品供应链的高质量发展也不是靠一次性投入能够实现的,必须有长效机制。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单靠“政策依赖”“政策依赖”的短期性政策补贴会产生“政策依赖”,一旦政策补贴退出,就可能引发供应链质量的回弹。因此,在长期的长效机制设计中,既要运用好财政、金融、数字等组合拳手段,又要打造财政支撑、金融支撑和数字支撑共同促进的长效机制。一方面,可以以基金的形式来设立农产品供应链治理专项资金,也可以通过发行农业发展基金、绿色债券、供应链金融等金融方式,来进行农产品供应链的长效保障;另一方面,要着重抓好以数字为引领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搭建长期的数字网络化平台和数字化的服务能力来形成长效机制。通过大数据平台可以进行供需匹配预测,从而提高市场的有效性,避免资源浪费。长效机制就是要把短期性的政策支持变成制度安排,由市场驱动农产品供应链具有内生力。

(三)小农户融入机制

中国的小农户是农业产业的主体,但是他们的分散性和弱势性决定了他们很难被引入到现代供应链当中。从前文图 1 和图 3 可知,不同规模的耕地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大面积产量波动,所以小农户在生产环节就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也导致了他们在供应链中容易被边缘化。在此情况下,应该设计“小农户友好型”供应链融入机制,首先,可以借助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来把分散的小农户组织起来,在此基础上提高了小农户在供应链上的谈判地位;其次,利用轻量级数字化工具(例如基于移动端的信用评价工具、订单撮合工具及农技指导工具),低成本地将小农户引入到电商以及金融等环节当中;第三,在政府、龙头企业等牵头下,基于农业保险、价格保护等形式的构建起风险共担机制,减小了小农户面临的来自市场的风险,从而使小农户可以从供应链治理的边缘转变为供应链治理的核心,成为农产品的高质量上行真正的受益者。

(四)政府与市场协同

农产品供应链治理的目标是最终实现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有为”即指由政府对产品标准化、资源环境、产业安全等进行规划,负责基础设施建设和监督管理职责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调节运行秩序;“有效”指发挥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的作用。“有为”要求政府在标准制定、市场监管及基础设施投资等方面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并通过制定并实施相应政策手段以促使市场主体充满活力和具有创新能力;“有效”则是市场主体在生产运营、技术革新和品牌打造等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通过“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协同治理,既可以解决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又能防止因政府过多干预带来的效率损失,保证农产品供应链的高品质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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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秋(1978—),女,辽宁铁岭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管理;胡伟(1979—),男,安徽寿县人,副教授,硕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科研项目重点项目“加强供应链治理推动农产品高质量上行”(项目编号:2024AH053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