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美国政府对非洲政策的历史演变

美国独立初期，非洲在其外交战略中处于双重边缘地位：既非战略要地也非经贸重心。如此边缘地位的形成，源自以下原因：其一，欧洲殖民国家在非洲势力强大，美国缺乏介入空间；其二，美国国内奴隶制经济形态尚未形成对非洲的刚性需求。值得注意的是，1816年美国殖民协会（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的成立标志着政策转折，该组织效仿英国将黑人移民至塞拉利昂的做法，将自由黑人遣返非洲，这一行为既迎合当时白人的种族隔离主义，又满足当时福音派向非洲传播基督教的需求，还符合废奴派争取黑人自由与尊严的诉求，由此获得了美国政府的支持。至1847年利比里亚共和国建立，美国成功在非洲西海岸构建起制度移植的桥头堡，其宪法架构与政治体制完全仿效美国模式。

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逐渐将目光投向了非洲，以利比里亚为跳板，开始重视对非洲地区的投资，尽管初期的投资规模相对有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小罗斯福政府通过经济援助和政治扶持美裔黑人等手段，使利比里亚完全沦为了美国的军事基地和经济殖民地。利比里亚的橡胶和铁矿等战略资源为美国政府在战争期间的经济发展和军事行动提供了重要的保障。除此之外，小罗斯福政府还有意逐步扩大美国在西非和北非的势力范围。例如，通过经济手段成功诱使摩洛哥苏丹与美国合作，使美国资本得以顺利进入摩洛哥境内。同时，联合英法两国在北非进行反法西斯战争，消灭纳粹德国的势力，以此插手北非事务，扩大了自身在北非的影响力。而英美两国倡导的《大西洋宣言》客观上促进了欧洲列强在非洲的殖民体系的瓦解。

冷战时期，美国政府日益注重争夺广袤的非洲市场，同时抓紧在非洲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

一方面，美国积极倡导民族自决原则，借此赢得新独立的非洲民族国家的支持，进而深化其在非洲市场的渗透力，并获取对美国发展至关重要的战略资源。此举在客观上加速了欧洲殖民体系的崩溃进程。1949年“第四点计划”（Point Four Program）出台，美国政府加大力度经济援助非洲地区，并且推动私人资本投资非洲。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非洲各国纷纷赢得独立，美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呈现出显著增长的态势。1961年肯尼迪政府成立国际开发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专门负责私人企业对非洲等地的投资。至1965年，美国对非洲的投资总额首次超越了英国，确立了其在非洲的最大投资国地位。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油气、矿产开采及制造业等关键领域，并高度集中于埃及、南非等国家和地区。进入20世纪70年代，全球石油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凸显了非洲丰富石油资源的战略价值。在此背景下，美国对非洲的能源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特别是尼日利亚、利比亚等石油生产国成为美国新的投资热点地区。

另一方面，比起经济渗透，美国政府更加注重反对共产主义，甚至相当一部分经济投资和援助，最终目的也是反对共产主义。美国政府通过中央情报局实行“隐蔽行动”战略，遏制共产主义在非洲发展。所谓的“隐蔽行动”战略，是指冷战期间美国为维护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遏制共产主义，综合运用隐蔽的政治战、经济战、心理战和准军事行动等斗争手段，颠覆对共产主义友好的政权，争夺中间地带，扩大势力范围，以给苏联阵营施加压力，促使其软化乃至瓦解的战略。其中，中央情报局在刚果（金）进行的隐蔽行动是在其非洲地区进行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1960—1961年美国联合其北约盟友，也是刚果的殖民地宗主国比利时，支持刚果军人蒙博托发动军事政变，暗中逮捕刚果（金）的有亲苏倾向的领导人卢蒙巴，并且将其秘密运送至卢蒙巴的宿敌——加丹加分裂势力冲伯集团的手中，以此借刀杀人。暗杀卢蒙巴成功实施后，美国通过各种方式的隐蔽行动，帮助亲西方的刚果政权实现国家统一。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干涉安哥拉内战，扶持反共的安解阵来反对苏联支持的信仰马列主义的安人运，大大加剧了安哥拉内战的激烈程度，这也是美国政府“隐蔽行动”的典型例子。除了“隐蔽行动”，美国政府还通过附有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以及派遣“和平队”等方式，促使非洲国家亲美反苏。

冷战终结之后，20世纪90年代见证了美国政府对非洲政策的一段曲折历程。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政府将主要目光聚焦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导致其对非洲事务的关注度急剧下滑。然而，1993年索马里维和行动的挫败，却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其对非战略，并寻求通过加大对非洲的投资力度，以传播美式民主价值观，重塑美国在非洲地区的影响力。在此推动下，美非经贸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得到了显著加强。

进入21世纪，特别是自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安全议题重新占据了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地位。在此背景下，非洲被美国政府视为反恐斗争中的关键地区，并随之设立了非洲司令部，以更高效地应对非洲地区的反恐威胁与区域安全挑战。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非合作步伐显著加快，而美国则固守冷战思维，意图在非洲与中国展开新的竞争，其非洲政策亦逐步转向与中国的竞争。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还精心编造了“新殖民主义”与“债务陷阱”等话语陷阱，企图离间中非之间的友好关系。

实际上，真正实施“新殖民主义”与“债务陷阱”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寡头。美国政府自里根时代起便大力推行以金融自由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实际上成为国际金融资本集团的利益代言人。随着世界各国日益被卷入美式全球化体系之中，各国频繁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冲击，导致本国优质资产加速外流。尤其是自90年代以来，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往往以借款国需进行政治改革为条件提供贷款，从而削弱了非洲等借款国的经济主权，使它们的重要经济命脉被西方跨国金融资本所掌控，陷入了借新还旧、债务累积、经济依赖的恶性循环之中。此外，自2010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席卷北非以来，该地区至今仍未摆脱经济困境与政治动荡的阴影，这无疑是美式价值观强行输出非洲的又一负面例证。

近年来，美国正有意重返非洲以制衡中国，然而其非洲政策却面临难以持久与收效甚微的困境，这主要源于三大原因：

首先是战略短视。随着美国党争日益激烈，民主党和共和党轮番执政，并且经常推翻上一届政府的政策，为自身谋取短期利益，这种功利主义导致对非政策难以稳定持久：奥巴马政府的“电力非洲”倡议，特朗普政府的“繁荣非洲”计划，拜登政府的“美非峰会”。美国政府对非政策每四年一换，这种战略短视使美国难以建立类似中非合作论坛的机制化平台，更遑论制定覆盖基建、产业、安全的系统性规划。

其次是战略规划与资源投入不匹配。上述提及的美国近几届政府的战略规划金玉其表，败絮其中，大多停留在口头承诺上，具体落实和实际成果却寥寥无几。在第二届美非峰会期间，美方甚至未安排任何一场美非领导人的双边会晤，更多的是在做表面文章。

最后是美国政府的对非政策不得人心。美国以“民主——威权”范式划分非洲国家，将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等拒绝西方政治模式的国家污名化，却对塞内加尔、加纳等“民主模范生”重点拉拢。这种意识形态划分人为制造非洲内部裂痕，恰与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强调的联合自强原则背道而驰，遭到相当多非洲国家的抵制。

综上所述，尽管美国政府对非洲的重视程度和政策走向随着不同时期而变化，并且自利比里亚建立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对非投资越来越多，但是，非洲从来就不是美国政府的战略重心，哪怕是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以及中美竞争的现阶段，都远不及美国政府对欧亚大陆和美洲的重视程度；非洲对美国政府来说，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长期处于边缘地位，是棋子，甚至是棋盘，而不可能是平等的伙伴，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很有可能也是这种情况。

作者简介：郑萃臻（1997-），男，汉族，广东揭阳人，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专业是世界史，研究方向：区域国别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