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之争：《辛丑条约》后晚清教育体系的艰难转型

引言

清末《辛丑条约》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教育作为国家振兴的关键，被提上改革议程。晚清的教育变革，实质上是一场新旧思想、制度、文化的激烈碰撞。已有研究多关注制度层面改革，像废科举、兴新学、设立学部，但对教育思想冲突、文化割裂的制约及其深层原因仍有研究空间。因此，1 本文以“新旧之争”为切入点，剖析晚清教育转型的背景、表现与难点，揭示其复杂性。

一、教育转型之缘由——从危机到改革

甲午战败和《辛丑条约》使清廷认识到传统教育已难以应对国家危机。西学引入，促使教育改革成为必然，但守旧势力的抵抗，导致改革困难重重。

自甲午海战后，中体西用的构遭到质疑，以科举为核心培养的八股人才，难以变成应对内忧外患局面的实际人才。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奏《请推广学校折》，声称：“诸馆皆徒习西语西文，而于治国之道，富强之原，一切要书，多未肄及，其未尽一也”。2 洋务学堂虽引入了部分西学内容，但涉及层面尚浅，并未涉及治国之道。

在康有为看来，改革的最大阻力在于封疆大吏与守旧大臣，在《上清帝第六书》中他提出要设立制度局，制度局下设有学校局，从而明确学校职能。而学校局职责在于“自京师立大学，各省立中学，各府县立小学及专门各学。”3 而此事却“非礼部所能办，宜立局而责成焉。”4 然而，制度局的设立在于“总其纲，而十二局分其事”5，触动了清廷中央的权利分配，被守旧派视为时军机处的威胁，遭到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制度局与学校局的设立也被迫流产。

在新旧势力的长期博弈下，1898 年，清廷正式设立管学大臣和京师大学堂，作为中央专门的行政教育机构，管学大臣职权横跨各省，其主要职责在于“节制各省所设之学堂”，并推动全国教育统一。而“今京师既设大学堂，则各省学堂皆当归大学堂统辖，气呵成，一切章程功课，皆当遵依此次所定，务使脉络贯注，纲举目张”。6 自此，京师大学堂成为全国最高的教育行政机关，既是对新学的肯定，亦是对西学的逐渐接纳。然在科举未废、国子监与礼部等旧机构尚存的情况下，新旧并存的局面使其成为过渡性的临时方案。

二、教育转型之表现——艰难的改革实践

在晚清教育改革的具体实践过程中，新旧体制的矛盾逐步显现，教育转型面临多重阻碍。无论是制度设计上的冲突，还是资源分配与政策执行的失衡，都直接导致了改革的艰难推进。

（一）《辛丑条约》带来的多种影响

其一，西方对清廷经济掠夺。条约的签订赔款总数约在 9.8 亿两以上，而此时白银价跌，在赔偿中只能赔付更多的本钱，而中央的损失还得向地方进行摊派，只能大幅增加税收。而“ 庚子以后新增之征收者，大端为粮捐，如按粮加捐、规复丁漕钱价、规复差徭、加征耗羡之类..... 各官署新增费亦为大端”。7 庚子以后，地方新增的税收项目涵盖粮捐、盐捐、彩票捐及百货税等多种名目，这些赋税最终转嫁到普通百姓上。

其二，心理震撼与社会转型。清廷为讨好列强，不仅派大臣前往慰问并祭拜克林德，同时惩办义和团，“一系赐祭德国钦差克大臣两坛事。兹特恭录奉览”8，同时为克林德立碑，“用辣丁、德、汉各文列序中国皇帝惋惜此等凶事之旨”9，这种屈辱的表现让士大夫阶层与普通民众深感震惊，这种种举措既是传统政治体制的崩溃，也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二）自上而下的改革与新式教育的转型

《辛丑条约》的冲击促使清廷在亡国危机中痛定思痛，清末新政开始，教育成为改革的核心领域之一。西太后在逃往西安的路途中，发布与《罪已诏》相似的言论，深感痛定思痛，“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 舍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10 要求官员“各举所知，各抒己见”

自此，朝中官员开始各抒己见，而其中最受推广的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江楚会奏三疏”11，这份奏折被认为是晚清教育改革的重要纲领，1901 年，清廷发布变法上谕，全面推行新政，废科举成为教育改革的关键一步。

科举制度作为传统教育的核心，但在19 世纪末的社会转型中，愈发显得僵化与脱节。早在道光年间，八股文便被认为“是自误而因以误人也”12，而“近今数十年文体日益佻薄，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经济，并所谓时文之法度文笔而俱亡之”13，若“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之心”14，废科举成为教育步入近代化的重要步骤，面对朝臣与民间的呼声，清廷发布上谕：“着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新政对科举的废除，显著推动了教育的现代化转型，制度虽改，然民智未兴，许多考生对西学一知半解，以旧学思想揣摩新学，导致许多人仅为功名而应付考试，“各士子舍八比而讲求策论者，已争相揣摩风气，以博科名”16，不免有“洋八股”之嫌。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气”17，人才欲兴，新式学堂的改革迫在眉睫，在朝中大臣的促议下，新式学堂开始兴办，“按次遣视学官巡视各省，京师设督学局，直辖于学部”18，从中央到地方，逐层设立学务机构，初步形成了现代教育的雏形。

（三）教育转型中的财政困境

赔款的巨大财政压力，使国家财政极度紧张。兴办新式学堂和推广教育，需大量资金支持，但财政入不敷出。地方税收负担加重，教育经费难以保障，严重制约改革的持续性。首先，新式教育的经费来源具有直接的承接性，部分依赖于废除科举制度后留下的财政空间，学部的一部分收入直接来源于科举的相关费用，而“各省协济之款实解不足”只能将各省“凡关于科举各项，无论报部、外销，一并提解京师。至各省认解大学堂协济款项，乞饬下各督抚源源照解”。19 然“自设部以来，经纬万端，支付各项，日益繁剧”20，科举费用不足以支持办学，而学部费用来源极其广泛。

其次，清廷对学务经费尝试进行了系统性改革，欲图通过地方分担的方式解决教育财政问题。首先，中央将各省份划为大中小三省，分别要求大省每年缴纳五万两，中省三万两，小省二万两交于学部 21，然因地方财政本就因巨额赔款而负担过重，进一步加剧地方经济困境。1906 年便有大臣提议，将开垦后的荒地，其收益一部分用于补充学务费用 22。尤其是在地方经济捉襟见肘的背景下，教育经费的过度摊派使地方基层财政更加紧张，地方政府在应对学务支出的同时，还需承担庞大的赔款和其他开支。

综上，《辛丑条约》对清廷的教育改革产生了多重影响：在条约的经济掠夺和主权丧失等多重压力下，清廷被迫启动自上而下的改革，通过废除科举制度和兴办新式学堂，试图通过教育兴国应对内忧外患，然而，在改革过程中仍面临重重困境。

三、教育转型的影响——转型的限制与启示

改革遭遇的阻力，既源于体制、经济的现实困境，也受思想文化的制约。官员对新思想认知不足、缺乏执行力；文化传统的抗拒和民族认同心理，使教育变革难以全面落实。财政紧张进一步削弱实行力度。

（一）教育转型的困境与表现

其一，基础教育尚未普及。此前虽有人谈论此事，“然而此役之兴，既已两年，而教育不实，至今不举”23，很多地方连小学都尚未普及，而欧美各国早先在19 世纪后，“首倡小学最急之议。自兹以往，各国从风”24，并将基础教育视为教育体系的重要根基。恰逢清廷欲效仿西化，以行新政，却将重心主要集中于高等学堂，而忽视小学堂，显然违背建学次序，导致“各府州中学堂尤名不符实，与高等小学堂初无差异”。25 同时，学制混乱、场地紧张、资金匮乏等问题使得基础教育的推行更加艰难。

其二，实业教育的薄弱与社会需求的脱节。西方商品的涌入不仅深刻冲击了中国传统经济，还加剧了小生产者的破产和民族工业的衰退，“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26，然而，面对这样的经济冲击，清廷并未充分重视实业教育的重要性，未能通过培养技术人才来推动经济现代化。尽管部分有识之士认识到“此实业教育之宜亟也”27，但实业教育未能得到中央政策上的支持，且巨额赔款的财政压力，聘请实业教师、修建学堂等措施始终因资金不足而迟滞，实业教育未能对社会经济产生实质性的帮助，导致中央与地方教育财政紧缺，无力提供更优的政策以支持新式教育转型。

（二）教育转型成效受限的深层原因

首先，官员对新学认知不足，执行力低下。张之洞虽在此期间制定《奏定学堂章程》，并以日本教育体制为蓝本，但这一章程未能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脱节现象。此外，地方督抚对新学重视程度的差异导致学校管理混乱，办学成效因地而异，部分地区甚至以敷衍的手段应对改革要求，改革难以触及教育根本。同时，新式学堂的实际运作中，更多强调培养军事人才和外交官，而非具有国民意识和民主思想的现代公民。此外，朝廷对改革措施频繁调整，这种“朝令夕改”的局面进一步削弱了新学的推行效果。“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28 在此思想下，教育改革在“用”的层面上收效甚微。

其次，文化观念间的割裂与守旧势力抵制。根源于民族文化的孔孟之道在中国社会存在已久。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认为民族是文化人造物的特例，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29，而这种共同体是以儒学为基石，成为广大社会民众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体西用的构想不仅没有演变成“晚期托勒密式”的自我救赎，还证明了其无力感，更体现儒学在社会变革时的局限性，同时，清廷未能充分认识到教育与社会现代化的关系，缺乏系统的、全面的教育战略。在文化上过度倚重传统，在实践中又片面模仿西方，最终导致教育转型在内外矛盾中寸步难行。

结论

总体而言，晚清时期教育体系的转型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亦是“中体西用”影响下的一次试验。尽管晚清时期的教育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但由于观念与体制之间的深层割裂，其实际成效受到了严重限制。新学与旧学之间的冲突，新式知识分子与守旧士大夫之间的对立，以及纲常伦理与西方自由民主思想之间的矛盾，共同构成了晚清教育改革的主要阻碍。在这一社会转型时期，教育改革不仅受制于观念间的冲突，亦受制于财政的困难，令改革步履维艰。特别是《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财政负担急剧加重，各地教育部门与新学堂的兴办需要大量资金支出，而宪政改革兴起后，各种宪政机构如宪政编查馆等也对财政资源提出新的需求。这种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迫使清廷不得不在传统财政体制的基础上进行有限的调整。然而，清廷本身已陷入制度困局，旧的财政体系不堪重负，反而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经济负担。

晚清教育转型，既体现了中国面对内忧外患的求变之心，也反映了传统与现代、制度与文化深刻矛盾的复杂性。这段历史经验，提醒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要兼顾制度创新与文化认同，协调财政资源与思想更新，才可能成功实现教育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详见邱秀香；《清末新式教育的理想与现实——以新式小学堂兴办为中心的探讨》，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0 年；贾江溶：《贾江溶藏稀见清末新学教育文献汇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年；吴洪成、田谧：《晚清教师史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 年；张海鹏：《清末新政与教育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蒋宝麟：《清末学堂与近代中国教育财政的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年；赵晓阳：《清末学部与教育近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等等。

2. 张周全：《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2 年，第16 页。

3.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 年，第4029 页。

4.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 年，第4029 页。

5. 王忠良：《江苏历代文化名人传 翁同龢》，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193 页。

6. 朱幼谳等：《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年，第96 页。

7. 赵尔巽：《清史稿》卷一百三十一《食货志●会计》，中华书局，1977 年，第4485-4486 页。

8. 陈旭麓，顾廷龙，汪熙：《盛宣怀档案资料第2 卷义和团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282 页。

9.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一），三联书店，1957 年，第980 页。

10.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 年，第4601 页。

11. 此三折分别为《变通政治以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之整顿中法十二条折》与《遵旨筹议变法之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详见陈劲松：《张之洞睿语●四时事》，黄山书社，2010 年，第84-85 页。

12.（清）周际华，（清）戴铭等：道光《辉县志》卷八，《学校志●书院》，清光绪二十一年刻本，第7 页。

13. 张之洞：《劝学篇》评注，光明日报出版社，2021 年，第130 页。

14.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史料》，中华书局，1933 年，第124 页。

15. 朱寿朋：《东华续录》卷二百二十，清宣统元年刻本，第7843 页。

16.《外事●观望乡试》，《台湾日日新报》，1902 年8 月12 日。

17.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第5300-5392 页。

18. 凡将：《十年来中国政治通览●教育篇》，《东方杂志》，1913 年 1 月 2 日，第9 卷第7 期。

19.《奏为学务紧要经费支绌拟请提解各省科场款项事》，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6002—027。

20. 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278 页。

21.《奏请各省认解本部经费办法折（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文海出版社1986 年影印本，第135-139 页。

22.《议拨地亩为学堂经费》，《大公报》，1906 年1 月5 日。

23. 梁启超：《教育政策私议》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 年，第32 页。

24. 梁启超：《教育政策私议》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 年，第33 页。

25.《学部视学官调查河南学务报告书》，《学部官报》，1908 年5 月10 日，第53 期。

26.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715 页。

27.（清）管凤龢：宣统《新民府志》，《教育》，清宣统元年铅印本，第41 页。

28. 严复：《严复集》第3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557 页。

29.［美］本尼迪特克●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4 页。

作者简介：黄林震，2001 年生，福建泉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晚清政治制度史；叶倩，1999 年生，湖北十堰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近代企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