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大型公共卫生事件下感染科护士心理韧性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1.1 突发大型公共卫生事件对医疗系统的影响

突发大型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等事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爆发初期，应急医疗物资需求大量增加，再加上短时间内大量患者集中涌入，导致病房病床、呼吸机、监护仪等医疗设备严重不足以及医护人员等人力资源严重不足，这些均增加了医院负担。

1.2 感染科护士在危机中的角色与挑战

感染科护士是传染病救治的中坚力量，与患者接触最为密切，因此更容易感受到压力，出现恐惧、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紧迫性和严峻性对感染科护士心理上有着极大的考验和更高的要求，在这种紧张状态下感染科护士需要有比普通护士、患者更超强的逆境心理抗压能力，能够在危急时刻能够快速恢复冷静状态，以最快的速度调整自己着手应急工作[1]。

.3 心理韧性在应对危机中的重要性

心理韧性 (resilience) 也被称为心理弹性, 是指个体在遭受重创或应激后适应并恢复的能力, 在压力中表现为坚韧不拔、顽强持久的特性, 是个体应对创伤、悲剧、逆境、威胁等重大压力时的能力或特质[2]。国内外研究[3]发现, 虽然面对同样的压力、挑战和复杂的情感需求, 高韧性护士更能积极应对、适应良好并成功实现自身成长和职业发展。

二、心理韧性的评估工具

2.1 中文版正负性情绪量表（PANAS)[4]

PANAS 由20 个形容词组成，其中10 个代表正性情绪，如自豪、热情等；10 个代表负性情绪，如心烦、内疚等。采用5 级评分法。主要评价被试者1～2 周正、负性情绪，正性情绪分数越高表示个体精力旺盛、全神贯注和快乐，分数越低表示个体淡漠；负性情绪分数越高表示个体主观感觉困惑、痛苦，分数越低表示个体镇定。中文版 PANAS 所有条目的 Cronbach′sα系数均为 0.82，正、负性情绪的 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 0.85、0.83，适用于中国人群。

2.2 心理韧性量表

由美国杜克大学 CON-NOR 和 DAVIDSON 等 2003 年编制，包含 5 个维度共 25 个条目，采用 Likert 5 级计分法，总分为 0～100 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心理弹性水平越高。英文版量表信效度良好，Cronbach′sα系数为0.89，重测信度为0.87，此量表已被翻译为多种语言， 在中国 美国、澳大利亚、巴西等多个国家得到验证应用。中文版量表由中国学者肖楠等（2007 年） 翻译[5]，形成适合中国人群的 3 个维度量表，包括坚韧（13 个条目）、自强（8 个条目）和乐观（4 个条目），共25 个条目。3 个维度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8、0.80、0.60，总量表的 Cronbach′sα系数为 0.91。

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感染科护士心理韧性干预及效果评价

胡莎莎，周琦，陈静[6]的研究中，传染科护士心理韧性总分为（62.87±13.53）分，其中坚韧维度为（31.64±7.51）分，自强维度为（21.97±4.92）分，乐观维度为（9.27±2.46）分。通过对组织支持感中工作支持与员工价值认同两方面的干预，结果显示传染科护士组织支持感和心理韧性与积极应对方式得分存在正相关（P<0.01）。

徐鑫，吴大兴等人的研究表明，心理韧性与正念水平、有效应对、积极情绪呈正相关，正念是个体对当下自我体验的观察、知觉和接纳，可以通过干预提升。正念能预测心理韧性，高水平的正念可以有效提高个体的心理韧性[7]。

吴珍珍，路露等人的研究[8]显示，护士积极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呈负相关，这可能与申秀英等[9]指出积极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间间接效应显著，积极应对方式是护士的心理弹性的保护因素，提高心理弹性更利于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有关。

近年来, 国外心理韧性的研究进入到以干预促进发展的阶段, 研究者主要通过对各因素的作用过程进行干预来验证作用机制, 以提高心理韧性水平。研究者认为[10-11]促进和增强护士心理韧性主要有两大途径:一是改变个体, 即加强内在保护性因子;二是外界支持, 即寻找外在保护性因子, 包括家庭、组织和社会支持等。

四、感染科护士心理韧性影响因素

4.1 个体因素

4.1.1 工作经验

在突发大型公共卫生事件，由于感染科人力资源的缺乏，往往会抽调其他科护士来完成隔离病房的护理工作，由于缺乏参与公共卫生事件的经验，也缺乏在隔离病房工作的相关经验，对完成本岗工作信心不足，在收治相关患者的流程上不熟悉，缺乏系统的培训，与此同时，相应的防护措施和注意事项也不甚了解，缺乏相应的工作知识会所以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茫然，缺乏信心[12]。

4.1.2 年龄与职称

其次，研究[13]发现，年龄越大，职称越高，护士心理韧性越高。原因可能为年轻护士刚步入工作岗位，对工作中的压力及困难评估不到位，而随着年龄增长，接受到更多的学习和培训，抗压及解决问题能力增强，心理韧性有所提升；而高职称护士在工作中被赋予更多的主动权和支配权，具有较高的成就及自我效能感，因而心理韧性较高。

4.2 职业特征因素

4.2.1 工作压力

在面对突发大型公共卫生事件中，因就诊人数大幅增加导致诊疗护理的工作强度增加，从而使护士工作负荷大大增加。高风险的工作状态，精神紧张以及由于患者病情危重因救治无效离去等也会导致护士出现心理震荡和应激[14]。

4.2.2 资源设备

因大型公共卫生事件往往发生具有突然性，医院物资往往会短暂缺乏，这导致感染科护士面临防护装备、医疗设备及人力资源的严重短缺，加 暴露风险和操作难度。有研究发现在医院资源充足的情况下，如配备充足、合格的防护用品可增强护士的安全感， 直接提升心理韧性；反之，资源匮乏会引发护士的焦虑、无助感，甚至导致职业倦怠。此外，充足的物资储备和高效的后勤保障系统能有效缓解护士的工作负担，促进其在危机中保持冷静和专注，从而提高护士心理韧性水平。

4.2.3 工作家庭冲突

陈曦，韩斌如[15]等人的研究显示，工作家庭冲突于护士心理韧性的水平密切相关，家庭关心、支持和理解，可直接提高护士的心理韧性水平。工作家庭冲突可能导致时间管理上的困难，使护士难以平衡工作和家庭责任。这种困境可能使护士在心理上产生挫败感和无力感，影响心理韧性水平。

4.3 组织因素

4.3.1 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是指个体在社交网络中感受到的物质或者心理上的支持和帮助，研究[16]表明良好的社会支持能有效缓解工作压力，减轻个体的消极情绪和应激反应，有助于维持心理健康。公众对感染科护士的尊重与感谢、媒体的正面宣传可增强其职业自豪感，提升心理韧性。4.3.2 管理方式

管理方式作为组织因素的核心组成部分，在突发大型公共卫生事件中显著影响感染科护士的心理韧性。研究指出，民主参与式的管理策略，如定期团队会议、开放式沟通渠道和共同决策机制，能有效提升护士的归属感和工作控制感，从而增强其应对逆境的韧性。例如，在资源调配和任务分配中实施公平透明的管理流程，可减少护士的不确定性和职业倦怠。相反，专制或僵化的管理方式可能导致信息不对称、支持不足，加剧护士的心理压力和工作家庭冲突。实证研究表明，优化管理方式，如引入弹性工作制和领导力培训，可直接缓冲突发危机中的负面情绪，促进心理韧性的提升。因此，高效、人性化的管理实践是维护感染科护士心理健康的关键干预点。

五、对突发大型公共卫生事件感染科护士心理韧性相关研究的启示

5.1 不足

国内外关于护士心理韧性的研究虽然取得一定进展, 但多数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 仍存在诸多不足: （1）护士心理韧性的定义尚不明确, 多借鉴心理学概念, 缺乏专业针对性。目前对护士心理韧性的探讨多指个体心理韧性, 而对“职业韧性”和“团队韧性”探讨较少。（2）护士心理韧性的测评多采用通用量表, 专用量表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护士心理韧性的评估。（3）国内外关于护士心理韧性的研究多聚焦于日常工作场景，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系统性研究较少，尤其缺乏对感染科护士这一特殊群体的深入分析。（4）缺乏高质量的的干预研究, 目前的干预多采用前后对照研究, 随机对照试验较少, 且存在小样本、便利抽样、不同人群, 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 评价方法和指标不一致等诸多问题。

5.2 展望

作为特殊职业群体，护士心理韧性的概念界定、内涵特征及理论框架必须区别于普通人群。在研究过程中，需充分考量职业环境因素带来的特殊影响，积极构建属于护士群体的独特心理韧性理论体系。未来研究需在现有基础上深化探索，重点关注心理韧性与感染科护士职业发展的长期关联性，以及跨学科协作的整合潜力。具体而言，应系统考察心理韧性对护士职业倦怠、工作满意度及留职率的动态影响机制，为职业健康干预提供循证依据。同时，亟需推动心理学、护理学、管理学及公共卫生领域的协同创新，开发融合认知行为疗法、组织支持策略及韧性训练的综合性干预模式，并通过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验证其普适性与长效性。此外，建议探索人工智能辅助的情绪监测技术和大数据分析在心理韧性评估中的应用，以提升研究的时效性与精准度，最终构建适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韧性护理体系。

六、小结

本研究对突发大型公共卫生事件下感染科护士心理韧性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性回顾和总结，并提出了建设性建议，以期提高护理管理人员对感染科护士心理韧性的关注度，为建立健全相关政策和机制、减轻护士职业压力、推动专科化感染科护士队伍的建设和稳定发展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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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黄丽杨廷忠季忠民. 正性负性情绪量表的中国人群适用性研究[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3(01): 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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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左文军，唐杏，高丽娟，等. 职场正念对公立医院护士心理韧性的影响研究[J]. 中国医院管理， 2017，37(08): 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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