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育人”格局下高校辅导员与专业课教师协同育人研究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高校育人工作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2025 年作为“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国家对人才培养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三全育人”理念成为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指导，其核心在于整合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资源，形成协同育人的强大合力。辅导员与专业课教师作为高校育人的两大主体，分别承担着思想引领和知识传授的职责，二者的有效协同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质量。

第一章 协同育人理论与现行育人模式困境概述

1.1 协同育人理念内涵多维解读

协同育人理念作为“三全育人”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内涵可从目标、主体、过程三个维度进行系统性解读。

从目标维度看，协同育人强调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统一，既非单纯的知识传授，也非孤立的价值引导，而是通过两类教育主体的优势互补，实现学生知识体系与价值观念的同频共振。从主体维度分析，协同育人要求辅导员与专业课教师形成功能互补的育人共同体。辅导员作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擅长通过谈心谈话、主题活动等方式把握学生思想动态；专业课教师则凭借学科专业优势，能够在知识传授中渗透价值引领。两类主体在育人职能上具有天然互补性，但当前实践中常因角色认知偏差导致“各司其职”的碎片化现象。从过程维度而言，协同育人体现为动态化的教育生态构建。这一过程包含三个层次：在制度层面，需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解决评价标准不统一、沟通渠道不畅等结构性矛盾；在操作层面，通过课程共建、活动共办等形式实现教育资源的深度融合；在文化层面，培育“全员育人”的共享价值观，使协同成为教育主体的自觉行动。

1.2 现行育人模式困境要素图谱分析

当前高校辅导员与专业课教师协同育人实践中存在多重困境，这些困境要素相互交织，形成了制约协同效能发挥的系统性障碍。从主体互动、制度设计、资源整合三个层面构建的困境要素图谱显示，各类问题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

在主体互动层面，两类育人主体的角色认知差异构成协同的首要障碍。辅导员长期定位于学生事务管理者角色，其工作重心往往局限于思想引导和日常管理；而专业课教师则普遍将自身职能窄化为知识传授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参与度不足。这种角色固化导致双方在育人目标上难以达成共识，形成“辅导员管思想、教师管教学”的割裂状态。制度设计层面的困境主要表现为评价体系失衡与激励机制缺位。现行考核制度将辅导员工作成效与学风建设、党团活动等指标挂钩，而专业课教师的晋升则主要依赖科研成果和教学工作量。这种差异化的评价导向使双方缺乏协同动力，形成“各扫门前雪”的消极现象。资源整合困境集中体现为信息孤岛效应与平台支撑不足。辅导员掌握的学情数据与专业课教师拥有的教学资源分属不同管理系统，数据标准不统一导致信息共享存在技术障碍。某高校调研显示，超过60% 的辅导员需要通过私下沟通获取学生课堂表现信息，这种低效的信息传递方式严重制约了精准育人实施。在资源分配方面，两类主体往往各自组织实践活动，重复建设导致资源浪费，而真正需要联合开展的高质量育人项目却因经费分割难以落地。

这些困境要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特定作用机制形成恶性循环。角色认知偏差导致协同意愿薄弱，制度缺陷进一步抑制协同行为发生，资源整合障碍则直接削弱协同效果，最终使育人系统陷入“低效协同”的路径依赖。

第二章 角色互补性动态耦合模型构建

辅导员与专业课教师在育人职能上具有天然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构成了协同育人的基础。然而，当前实践中两类主体的协同往往停留在表面合作层面，未能实现深层次的动态耦合。基于生态系统理论，本研究构建了角色互补性动态耦合模型，旨在揭示两类主体协同的内在机理。

该模型包含三个核心维度：目标耦合、资源耦合和行动耦合。目标耦合是协同的前提，要求两类主体在保持专业分工的同时，就育人总体目标达成共识。辅导员需超越传统的事务管理者角色定位，主动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教育场景；专业课教师则需突破单纯的知识传授者局限，在教学中注重价值引领。行动耦合是模型的操作层面，体现为两类主体在教育实践中的协同互动。这种互动不是简单的活动叠加，而是基于学生成长需求的功能互补。模型将行动耦合分为四个递进层次：信息共享、活动共建、问题共商和成果共创。信息共享是基础层次，要求建立常态化的学情通报机制；活动共建强调联合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或专业实践；问题共商指针对特殊学生群体的协同干预；成果共创则是协同育人的高级形态，表现为联合开发课程、共同指导学生竞赛等。模型的动态性体现在耦合强度的可调节特征上。根据学生发展阶段和育人任务差异，两类主体的耦合强度应当进行适应性调整。

第三章 协同育人生态系统的优化路径

基于前文对协同育人困境的系统分析及典型案例的经验提炼，构建良性运行的协同育人生态系统需要从制度重构、平台赋能、文化培育三个维度实施综合干预。

制度重构是打破协同壁垒的基础保障。高校应建立跨部门联席制度，由学工部门与教务部门联合牵头，定期召开辅导员与专业课教师协调会议。在评价机制方面，应将协同育人成效纳入两类主体的考核指标，如在辅导员评价中加入“课程思政参与度”，在教师评聘中增设“学生发展指导贡献”等维度。平台赋能是降低协同成本的技术支撑。数字化协同平台应具备三大核心功能：一是学情数据共享模块，整合教务系统的学业数据与学工系统的行为数据，形成完整的学生成长档案；二是协同事务处理模块，支持在线联合备课、问题学生干预方案制定等协作场景；三是成效追踪模块，对协同活动进行全过程记录与效果评估。文化培育是维系协同生态的深层动力。高校需要通过多种渠道强化“全员育人”共识：组织联合培训活动，帮助辅导员了解专业培养目标，促进专业课教师掌握基本思政工作方法；设立“协同育人示范岗”，表彰在跨部门协作中表现突出的个人和团队；举办育人经验分享会，推广成功案例。

这三条路径需要协同推进才能形成合力。制度重构为协同提供规则保障，平台赋能为协同降低技术门槛，文化培育则为协同注入持续动力。随着2025 年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加速，这些优化路径还需不断调适，以适应新技术环境下协同育人模式的新变化。

参考文献：

[1] 刘俊鑫， 余一欣.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辅导员与专业课教师协同育人机制探究[J]. 河南教育（高教）， 2025， （01）： 18-20.

[2] 潘晖君， 洪跃雄.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辅导员与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协同育人的实证研究[J].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4， 39 （06）：35-40.

[3] 赵雷.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辅导员与专业课教师协同育人的路径探索——以警察类院校为例[J].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2023， 21 （02）：125-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