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对象化思想再谈

在当代全球化与技术化相互交织的社会现实中，劳动者愈加深陷于“被管理”“被算法规训”的结构性现实困境之中，人的创造性和实践自由遭遇严峻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早期提出的“对象化”概念重新获得理论关注价值。《手稿》中的对象化，作为人的类本质通过劳动实践而实现的具体形式，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对“人是什么”这一哲学根本问题的实践性重构。然而，自20 世纪以来，国内外学界对“对象化”概念的系统研究相对匮乏，更多注意力集中在“异化劳动”“物化”及“劳动疏离”等概念上，使得对象化这一关键中性且本体性的概念被过度消极化甚至误读为异化的前奏或同义词。这种理论简化不仅削弱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内在张力，也不利于我们在当代条件下理解人的现实境况。进一步说，重新讨论对象化概念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必要性，也具有现实回应功能。在后工业社会、算法社会的背景下，劳动日益呈现出非物质性、平台化、智能化的特点，人们的劳动成果被压缩为数据资源，成为平台控制的生产要素。这种趋势正在悄然重塑劳动与人之间的关系。学者张一兵指出：“对象化是理解人的本体性与创造性实践的关键范畴，是马克思思想中最容易被遮蔽、却最需要重估的基本概念”[1]。基于此，本文从文本解读出发，结合哲学史背景、当代理论情境与现实发展趋势，力图重构对象化思想的理论逻辑与批判功能。

二、对象化概念的哲学谱系与马克思的转向

对象化作为范畴，其历史可追溯至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具有深厚的哲学谱系与理论演化逻辑。从康德到黑格尔，再到费尔巴哈，最终在马克思那里完成了由认识论向实践论的范式转型。

康德首先提出“对象”是主观知性通过范畴结构作用于经验材料后形成的产物，强调主体在构造认知世界中的优先地位。康德的对象化是“认知上的建构”，对象不是独立存在，而是思维对感性材料的统摄结果。这种主客二元对立结构使对象化仅限于认知领域，其对现实世界的改变缺乏实践基础。黑格尔则在《精神现象学》《逻辑学》中发展出对象化的辩证逻辑。他将历史理解为“绝对精神”的自我展开与外化过程，认为“世界历史是理性的发展过程”。在他看来，对象化是精神对自身的“外在化”，也是其自我认识的过程。虽然黑格尔突破了康德的主客对立，但其“理念优先”立场仍使对象化沦为“自我意识的旅程”，脱离了现实人的实践基础。费尔巴哈则将哲学关注从理念转向人本，强调人的感性本质及其对象性。人不是抽象的理性存在，而是“感性对象性存在”，即通过感官活动与外部世界建立具体联系。他批判黑格尔“将人的实在性升华为抽象精神”，提出“人的本质在其对象性活动中得到确证”[2]。尽管费尔巴哈开启了以人为中心的转向，但其仍停留在感性直观的层面，缺乏对现实劳动过程的分析。

马克思在《手稿》中，明确对上述思想传统进行批判继承。他指出，人的本质不是抽象的内在属性，而是在现实中以劳动为基础的类实践活动。对象化是人的本质力量在自然界中的实际展开，是人的“类存在”通过改造世界、创造物质和精神产品而得以实现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言：“人通过使对象世界成为自己的对象，通过对象化自己的类本质而实现自己。”[3] 这种实践性的对象化既指向人与自然的物质转化，也指向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建构。对象化因此不仅是劳动行为的描述，更是人的生成逻辑，是马克思哲学人学批判的逻辑起点。

三、对象化与异化的辩证张力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不仅首次提出“劳动的对象化”作为人的本质展开形式，还对其异化形态进行了系统性揭示。这一对概念的区分，不仅表明了他对劳动本质的双重性认识，也体现了其由人本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转型。

对象化，是人在劳动过程中将其内在的本质力量投射于对象世界，通过对自然的改造和创造实现人的类本质。马克思明确指出：“人通过其对象化活动，使对象世界成为人的世界，确证人是类存在。”[3] 在这一意义上，对象化不仅是生存手段的获取过程，更是人的精神、审美、社会性全面展开的过程。但正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对象化被异化了：劳动产品不再归劳动者所有，劳动过程不再由劳动者自主安排，甚至劳动本身也成为雇佣关系中被支配、被剥夺的活动。

对象化是人的创造性本质的确证，而异化是其在资本逻辑下的否定性转变。这种转变既不是偶然的道德失范，也不是个体层面的误用，而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分工体系结构性压迫的结果。异化不只是人与劳动之间的疏离，更是一种社会结构性失衡的表现。这种失衡不仅压制人的自由意志，还使人的本质力量变为反作用于自身的压迫力量。

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异化呈现出更加复杂的表现形式。例如，平台劳动者虽然表面上“自由接单”“灵活就业”，但实际上仍处于算法管理与数据剥夺的结构中。他们的劳动成果不仅归平台所有，连劳动行为本身也被系统控制与调配。这种“看不见的异化”，是现代对象化过程中的主要风险。因此，马克思区分对象化与异化，意在揭示：只有在摆脱私有制逻辑、确立真正自由的社会关系条件下，对象化才不会滑向异化，人的创造性劳动才不会转化为压迫性的力量。如若不能从制度上变革，就难以实现“非异化的对象化”这一人的自由实践理想。[4]

四、对象化与物化：资本逻辑下的遮蔽机制

物化的本质，是资本逻辑将人的实践能力、社会联系、情感诉求等抽象为可计算、可控制、可交换的“物”。在商品拜物教的意识形态作用下，不仅物被赋予主宰力量，人反而成为附属。这一过程深刻遮蔽了对象化所应具有的能动性与创造性维度。与对象化强调主体实践与目的性不同，物化表现为人的对象性劳动成果被资本嵌入并抽离其本源意义。例如，艺术创作原本是高度个体化与审美性强的对象化过程，但在文娱资本运作逻辑下，它被分解为内容流量、热度指标与商业模型，被强制嵌入算法推送与平台内容规则中。劳动者创造的作品，不再是对自身类本质的确证，而成为可剥夺、可交易的“文化资产”。在这一逻辑中，物化不仅是经济机制，更是一种深层的意识形态结构，成为人们自我理解与世界认识的框架。物化与对象化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以“抽象交换”为前提的强制性、去人性化过程；而后者则是以“具体实践”为基础的自由性、人本化过程。前者否定人的能动性与目的性，后者则是人的力量的外化与确证。

参考文献

[1]张一兵.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实践生成论”视野[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M]. 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A].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270-310.

[4]李佃来.异化与非异化的劳动：马克思劳动哲学思想的逻辑演进[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3)：7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