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

自从开国皇帝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以来，北宋渐渐重文轻武，文官臃肿，边备松弛，国库虚空。宋神宗渴望励精图治，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从而富国强兵。这种想法与王安石的理想不谋而合。早在宋仁宗时代，王安石就洋洋洒洒地写过万言书，大谈变革社会的宏图大志，但是宋仁宗没有理会他。因此，他就以淡泊名利的闹市中的隐士形象出现，对于重臣推荐，朝廷委派，坚辞不就。但实际上，他的隐退是在等待一展宏图的更好的机会。所以，当宋神宗找到王安石，二人是一拍即合。王安石的变法思想得到释放。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一一上演。通过变法，北宋的财政收入得到一定的提高，军事上也主动对吐蕃作战，收复河、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但是变法也带来很多的问题和争论。苏轼与王安石的政治立场核心分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改革路径上，王安石主张制度优先，全面变法。而苏轼则主张吏治优先，渐进改良。在科举取士上，王安石主张罢诗赋，以《三经新义》取士，苏轼则主张保留诗赋，倡导多元取士。在财政政策方面，王安石实行国家调控市场，苏轼却反对“与民争利”，主张宽松政策。在军事策略上，王安石主张主动开边拓土，苏轼则提倡慎战养民，反对穷兵黩武。当时的朝廷，对王安石变法，形成势不两立、针锋相对的两派。一派是以王安石为首，另一派则是众多德高望重的朝廷重臣，如司马光、欧阳修、韩琦等。王安石大肆打击排除异己，不同政见者，无一列外被罢黜，或者遭贬。

当时苏轼任职史馆，官卑职小，且只限于执笔为文，与行政毫无关系。但是，本着士大夫的匹夫之责，他向神宗皇帝上书两次，洋洋洒洒，滔滔雄辩，直言青苗法与清除御史台排除异己的危害。青苗法是王安石变法中的核心一项。在熙宁二年（1069 年）九月公布。朝廷派出41 位专使大员，到各省去督导实施新法。不久以后，调查显示出贷款并未如愿进到需要的农户手里。因为贷款需要抵押，但是农民没有抵押品和还贷能力。富户不需要贷款，但管家却愿意将款项借给富户。有的农民勉强贷款了，却因为粮食歉收无力偿还而不得已卖田地。因此，在第一篇奏折中，苏轼就开始向青苗法攻击。他说全国人民都已经在反对皇上，并说，千万不可凭借权力压制人民。苏轼又警告皇帝说，若以为用专横独断的权威来压制百姓，从而使百姓顺服，诚属大错。因为当时王安石正在大肆清除御史台。御史台是中国封建社会重要的监察机构，必须能随时向皇帝进言，向皇帝反映舆论，这种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王安石对胆敢批评他的御史台一律撤职。于是批评朝政之权受到了摧残，政府组织的基础受到了破坏，这样就触动了政体的最敏感部分。官场全体为之大惊失色，王安石自己的朋友也开始背弃他。 ①

两次上书都石沉大海之后，苏轼又第三次上书。后因出乡试考题《论独断》，得罪王安石，立遭罢黜，赴杭州上任。

但是针锋相对的政见之外，展现的却是高风亮节的惺惺相惜互相欣赏。1079 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性命垂危。御史台、大理寺、审刑院各方意见不一。王安石作为已经退居江宁的前宰相，向宋神宗强调明君不应杀士大夫，“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其政治影响力促使皇帝态度转变。这件事情可能使得苏轼甚为感动。1084 年，苏轼在贬谪汝州途中，专程去江宁拜谒王安石。王安石身穿居家衣服，骑驴到长江边迎候。苏轼也“不冠而迎”。两人抛弃朝堂身份，一起游蒋山、，谈诗论词。苏轼创作《同王胜之游蒋山》，其中“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被王安石盛赞。王安石甚至邀请苏轼，在江宁置地，一起做邻居。当苏轼欲议论朝政时，王安石仍显顾虑“是皆惠卿所为！”苏轼则以“岂可以常礼事非常之君”相激，王安石终表谏言之志。

1086 年，王安石病逝，时任中书舍人的苏轼奉敕撰文。在《王安石赠太傅制》中，苏轼高度评价其文学与人格。“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做新斯人，”意指王安石博采儒家经典精华并赋予新解，摒弃陈旧学说而开创新风。全文未提政治争议，仅赞其学说贡献与儒者风骨，措辞温厚庄重。王安石虽然在政治上刚愎自用、急功近利；苏轼也并非人格完美无缺、道德崇高无暇。他们都不是完美的圣人，但留给后人的依然是足够伟大足够丰厚的宝贵财富。 ②

两人政治上的分歧，体现出北宋党争的悲剧性矛盾。二人初心都是为国为民，却因为路径不同而形同水火。正如南宋陆游所言：“二公相争如冰炭，然皆君子也。”他们之间政治上的相争，不仅能使个体命运的悲剧，更是士大夫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体现。王安石大刀阔斧，雷厉风行，试图富国强民，却刚愎自用，且任用小人，结果以失败收场，显示出制度转型的艰难。而苏轼对新法利弊的权衡，皆从民生疾苦出发，无虑个人得失，可倾可叹！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本质，是北宋士大夫“和而不同”精神的最高体现。政治立场的尖锐对立从未异化为个人仇恨，文学与道德的互敬成为化解恩怨的良方。其实不仅是苏轼和王安石之间，就是司马光和王安石之间，也体现出这样一种士大夫精神。王安石当权之时，司马光是反对派领袖。司马光为宋朝宰相，为人所崇敬，不仅与范仲淹齐名，还是《资治通鉴》的作者。道德才智，当代罕见。心胸坦荡，争理不争利。他和王安石只是政策上水火不相容。王安石去世之后，司马光也病重卧床。身为宰相，他发出的最后一道命令是：“王安石为人并不甚坏。其过端在于刚愎自用。死后朝廷应以优礼葬之。”

王安石临终感慨苏轼“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而苏轼也发出”从公已觉十年迟“的倾慕之情。他们的关系诠释了真正的士人风格——政见之争不掩才华之敬。政治上的风雨终究会在岁月里烟消云散，而人格上的互敬会光标千古。

参考文献：

1《苏东坡传》林语堂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 年 6 月

2《从“从公已觉十年迟”看苏轼王安石之恩怨》 方蔚 《文学教育》2015 年第 02期

陈清华 女 1975 年 9 月生 籍贯江西省都昌县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比较文学研究方向 研究生学历 讲师 单位所在地：南京市江宁区禄口镇航金大道88 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