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中国建设中思想政治旗帜的导向功能研究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多次提到“数字”二字，强调“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数字技术的迭代发展及其生活应用场景的拓展，正式开启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新纪元。在这一宏大进程中，数字中国不仅是一项技术工程，更是一场制度理念深度重塑的系统变革。随着数据要素地位的跃升与算法治理方式的普及，国家治理正加速迈向平台化、智能化与结构性嵌合阶段。此背景下，思想政治旗帜不再停留于理论宣示层面，而成为引导技术发展方向、厘定治理边界、统摄价值取向的核心变量。本文将探析思想政治旗帜如何在数字中国建设各环节中发挥内嵌式引领作用，进而揭示政治价值如何以制度逻辑介入数字时代的国家建构实践。

一、思想政治旗帜的理论意涵与现实地位

在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逻辑中，思想政治旗帜不仅提供价值认同，更塑造制度运行的方向感与稳定感。它并非外设于数字技术之外的装饰性表述，而是内嵌于政策生成、资源配置与社会评价中的根本引导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前中国政治生活的最高指导理念，已深度嵌入国家数字化转型的战略肌理之中，呈现出由理念层嵌入制度层再延伸至实践层的动态链条。在现实语境中，这面旗帜起到的不只是号召功能，更具结构性功能，它定义了“什么可以数字化、为何而数字化、如何处理数字之后的社会关系”。这一导向，不以技术中立为前提，而以人民立场为归宿，构成了中国特色数字治理的独有底色。相较于西方国家的市场先导路径，中国方案将思想旗帜转化为制度编排力，有效规避了“技术－效率－失控”链条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二、数字中国建设的战略特征与实践逻辑

数字中国建设并非单纯的信息技术升级，而是一场深刻的国家治理结构再造，其战略特征体现为技术进程与政治理性之间的深度协同。它拒绝“技术即目标”的线性逻辑，而更倾向于在宏观战略设计中嵌入明确的政治方向、制度价值与社会期许。自 2023 年《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出台以来，政策语言本身已具浓厚的意识形态含义，其“2522”结构不仅是规划架构，更暗含治理哲学与发展路径的双重意指。实践层面，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未孤立推进，而是与区域发展战略、绿色转型目标和公平治理诉求联动，如“东数西算”工程所揭示的，不是算力流动本身的技术效率，而是国家在数据时代对空间格局、资源配置乃至未来公共秩序的制度重塑。这种实践逻辑摆脱了传统“自下而上”的市场牵引模式，转而形成以旗帜思想为引导、以国家意志为主轴的系统性战略张力。

三、数字中国建设中思想政治旗帜的导向功能分析

（一）方向定位：重塑国家数字化战略的思想起点

数字中国并非自发技术堆叠的副产品，而是由明确政治起点发起的战略型国家工程。思想政治旗帜在战略初始阶段即介入顶层设计，其功能并非象征性的“口号置顶”，而是实质性的“逻辑奠基”。从《“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到《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各类纲要性文本中的核心术语——“自主可控”“人民中心”“统筹发展与安全”——无一不是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提取出的结构性命题。这种起点设定形成一种“范式前置”：政策不再是行政反应，而成为思想框架的延展体。在这种逻辑中，战略路径的选择、项目优先级排序乃至地方指标考核，均需与旗帜思想进行价值对表，确保国家意志在技术路径中的持续投射与有序发酵。

（二）价值界定：以人民立场统领数字公共性边界

技术的发展方向从来不是中立的，它始终由制度选择与社会愿景共同界定。思想政治旗帜的核心功能之一，在于锚定公共数字服务的价值重心，并以“人民性”作为全局调度的价值分母。当数字政府、智能城市、政务云等不断提速时，唯有明确“为何发展”才能避免“为技术而技术”的价值漂移。近年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浙里办”“粤省事”等系统日均响应量屡创新高，其背后是对“人民满意”这一政治目标的强绑定。从养老助餐系统到老年人专属界面，从偏远地区卫星宽带普及到听障识别算法接入政务终端，这些表面上的技术细节，其实都深嵌在旗帜思想的人民立场中。这一价值指引有效防止数字建设滑向平台逻辑主导，形成“技术冷漠”甚至“算法歧视”的治理盲区。

（三）安全协同：锚定国家主权边界的战略底线

在数字空间逐步渗透实体治理的背景下，思想政治旗帜的安全导向功能日益成为数字中国的战略底板。这一导向并非事后“补漏”，而是在制度设计初始即同步介入风险识别与边界设定。从网络主权、数据跨境到人工智能模型审核，每一层面的制度建构都显露出一种典型的“底线逻辑”——即在高速推进与安全可控之间建立动态均衡。2022 年正式实施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明确以“国家利益”“公众权益”为安全审查底层逻辑，超越了商业数据合规框架的解释力。这不是单纯的法制技术更新，而是思想旗帜在数据主权领域的主动投影。正因如此，数字安全已从 IT 事务演化为政治结构议题，它要求所有技术部署在“政治认知框架”下接受校验，而非仅由工程效率驱动。

（四）话语引领：在算法空间中建构主流认知秩序

数字技术所改变的不只是治理方式，更重塑了舆论流向与社会认知的产生路径。在这个新型媒介结构中，思想政治旗帜的导向功能，不再仅靠传统传播方式实现，而必须嵌入算法逻辑与内容规则之中。近年来，中央网信办推进主流价值内容推荐机制改革，不再将“点击率”作为内容分发的唯一依据，而逐步引入“正能量算法”“文明语义标签”等价值嵌入式机制。这类实践突破了内容即数据的工具性理解，转而强调价值取向的结构性植入。典型如“学习强国”平台，其高频交互不仅制造知识流，更引导认知模型重构。在这套机制中，主流意识形态不再依赖重复说服，而是成为用户算法“默认环境”，逐步取代流量机制所制造的碎片化认知，这正是旗帜导向功能在新时代数字语境下的结构性演化。

四、结语

思想政治旗帜在数字中国建设中的功能早已超越象征层面，其在顶层设定、实践布局、风险约束和认知调控等多个维度嵌入国家治理全过程，构成制度结构不可或缺的内在支柱。在这一逻辑体系中，数字技术不再是抽象的中立工具，而是政治价值与国家意志的具体承载体。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数据要素和算法治理进一步深度化，思想旗帜的引领功能亦需实现话语重构与机制更新。唯有在持续的制度强化与价值扩容中，数字中国才能真正实现科技理性与政治方向的共谋式跃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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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皮倩倩.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D].贵州大学,2024.

[3] 卢岚,罗雅匀.网络强国建设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逻辑审视[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4(6):89-96.